何承波

“不好意思，来晚了。”

这句开场白，来自一位应聘面试的“00后”女生。根据即刻社区一位面试官的分享，女生进门，便把包往桌子上一丢，用手挽了挽头发，轻松地说了这句宣言一般的话。“我们可以开始了。”她接着说，“我对薪资待遇和工作时长最关心，建议你重点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种压倒性的气场。

很难说这是段子还是真事，但随着第一批“00后”进入职场，类似的报道开始层出不穷：“00后反向背调”“00后整顿职场”“00后开创新风气”，“00后”再一次进入一场盛大的集体叙事中。他们的自信与锐气，得到了描述；他们的自我与张扬，再次被勾勒出来。

也许这似乎是“00后”的高光时刻，但前提是，“代际鸿沟”是真实存在的。

“00后”是怎样的群体？其实没有人可以清晰描述，正如“90后”当年的定义—“垮掉的一代”，个性、自我、叛逆，也是充满了刻板印象。但今天，我們已经不再讨论“90后”与“80后”的区别，或者说，进入劳动力市场，代际学差异将会自行消弭。这样一看，“00后”整顿职场是又一轮虚妄的想象。

但我要说的不仅于此。我们仔细去看“00后”“90后”，或者说任意一个世代的集体特征是怎么塑造的，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秘密。

想象“00后”

公共媒体对群体的描述，多是一种想象式的，认为有此先决条件，必当如此，然后寻找特例，以印证其假设。

对“00后”描述引用最多的出处，是某些大公司的报告，比如腾讯今年3月的《00后研究报告：00后来袭》。报告所描述的“00后”价值观，“自我”“现实”“包容”“平等”“关怀”是关键词。

每一个关键词，对应了一个访谈案例。

类似的报告层出不穷，每一年都有，涵盖了“00后”的消费、恋爱、职场、娱乐等领域。而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都有类似的信息与咨询公司闻风而动，试图描绘某个群体的特征。

“00后”毕业当口，在网络段子、新闻特例和招聘网站研究报告的多重配合下，“00后”这个群体，又有了新的描述方式：整顿职场，锐意改革，朝气蓬勃，又敢于直视权威。

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80后唯唯诺诺，‘90后浑水摸鱼，只有‘00后拒绝躺平。”

我采访了不少“00后”，有时顺带探究他们对“个性”“自我”“朝气”等标签的看法。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有个封闭自我、专研围棋的辍学少年反问我：“难道大多数人是没有自我的吗？”

我想告诉他，也许是的。

所以，自我、个性，跟代际无关，而像弗洛伊德说的，它们跟荷尔蒙和性冲动有关，是“力比多”驱动着人的本能，高涨出一种骚动状态。

每个时代，都充满了富有个性的、激昂的年轻人，但这不是时代的馈赠，而是生物学的副产品。

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两个共同的敌人：年龄与时间。

但我还是试图细究一下这个时代留在“00后”身上的印记。

第一个“00后”出生于新千年的开端，当他呱呱坠地时，一个陈旧的世纪就永远地过去了。

他生长于一个充满民族自信的时代，当他1岁的时候，中国加入世贸，他长到8岁时，见证了奥运会的举国振奋。他10岁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被写进了课本，是他日后必背的知识点。

相比其他时代的孩童，他将率先在电脑、手机等多块屏幕上认识这个世界。他进入初中时，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在他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无缝入驻移动互联网时代和社交网络时代，是第一代网络原住民。

他是真正的独生一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家庭关爱，拥有更民主的家庭结构。

进入劳动力市场，代际学差异将会自行消弭。

但这些是条件，且只指向一个结论：提供给“00后”成长的环境与土壤，比任何时代更加多元。

自然，这也意味着“00后”的群体特征，可能比任何时代的人都难以被准确定义和勾画。

年轻一代的希望？

人类热衷于代际划分，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

在欧美，一代人的划分在15年左右。在中国，代际划分更加粗暴，每十年为一代。按照这种划分，在此期间出生的人，应该具有某种共同特质。

何为代际？这个词是从生殖生物学中借用的。在人类这个物种中，年轻一代成长为年长者，大概需要30年。正如希伯来圣经中说，一个世纪等于3代人。

1800年左右，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好奇，30年为一个世代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和文化出现的变化，原因何在？该如何预测？又怎么预防？

这种代际思维在20世纪深入人心。

在欧美，婴儿潮（1945—1964年）出生的一代，被描绘成自私的一代，乐于毁灭一切的一代。

西方的“Z世代”，与中国的“00后”略有重合，指1996年以来出生的最年轻一代。西方对“Z世代”文化的阐释也集中在他们的身份与认同上。他们更关注自我，比上一代人更加“现实主义”，关注技术、资源与自我实现。这与中国“00后”多少有些类似。

“Z世代”还有另一个特征，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害怕成人化的、被呵护的群体。活跃于社交媒体的他们，自我认同极其敏感，容易感到“被冒犯”—自我意识的另一种表征。

有人取了《搏击俱乐部》中布拉德·皮特的一句台词，将他们命名为“雪花的一代”。这种叫法自2016年开始流传开来。著名的关于“雪花”的报道，是特朗普当选那天，美国一位学生请了病假，哭了一整天。

在以辩论著称的网络社区，比如推特，这个词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很快进入各大媒体的视野，被收录在各种词典中，并开始了学术化。

2019年，在《阐释Z世代》一书中，四位作者（一位人类学家、一位语言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社会学家）通过欧美多所大学的調查与访谈，将这个充满歧视与贬低的词汇中性化，认为“Z世代”是觉醒的“雪花”，他们懂得为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立场和自身所认同的文化忠诚辩护。

与此同时，该书还预言，这样的“Z世代”，其实更有可能带来社会的变革，创造属于他们的青年文化。

这一点，与中国“00后”整顿职场的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阐释Z世代》提出的结论是，“Z世代”对他们想要建立的世界，有自己的想法。通过仔细聆听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要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真实，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福祉负责。支持你的朋友。拥抱多样性，使世界更仁慈。按照你的价值观生活。”

寄希望于年轻一代革除社会沉疴，并不是人们赋予“00后”与“Z世代”独有的重任。

50多年前，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赖希在《纽约客》撰文称：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中……它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我们的法律、机构和社会结构已经随之改变。它最终可能创造一个更理性、更人性化的社区。这就是新一代的革命。

嬉皮运动开始时，最年长的婴儿潮一代人，也不过15岁左右。说他们创造了如此璀璨的文化运动，属实过于高估。

那是1967年，嬉皮运动“爱之夏”期间，赖希曾去过旧金山，他对反主流文化中的“花权主义”感到兴奋。所谓花权运动，即“Flower-power”，主张权力归花儿，倡导爱与和平。这位法学教授也跟年轻人一样，痴迷于喇叭裤、大麻和迷幻药、音乐、和平与爱的生活方式。

1970年，嬉皮运动开始退潮，但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后工业时代，拯救美国的唯一方式，是跟随年轻一代。

只不过，赖希所观察的对象，可能陷入跟所有世代研究者同样的困境—“一代人”这个单位，隐含了太多的欺骗性。

历史也证明，美国不可能走向嬉皮士所构想的乌托邦。

阴差阳错的代际

一代人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代人中，沉默者其实占据了大多数，这与相关的学术定义、文化阐述之间存在巨大的悖论。

在全世界范围内，1960年代都可以称为革命的年代。今天，西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是1960年代的先锋力量。在美国，各种反文化运动，如“爱之夏”、嬉皮运动、伍德斯托克，这些都成了婴儿潮一代的历史功绩，甚至被书写在维基百科上。

但吊诡的是，历史，有时候又存在阴差阳错的误区。

先指出一个常识：嬉皮运动开始时，最年长的婴儿潮一代人，也不过15岁左右。说他们创造了如此璀璨的文化运动，属实过于高估。

当然，他们也在激烈的世代冲突中，遭受了莫须有的指责。多数婴儿潮一代人，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那么，是谁创造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歌手鲍勃·迪伦、琼·贝兹，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文化学者苏珊·桑塔格，作家艾伦·金斯堡、菲利普·罗斯……

抱歉，这些1960年代的文化偶像与政治偶像，列不完了。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大多出生于1920年代。此时，他们年近半百，是实打实的“中老年人”了。而按照1951年世代学者的划分，他们又属于“沉默的一代”。

“沉默的一代”，这个词1951年出现在《时代》杂志，指1923年至1933年出生的，在1940年代顺应潮流的一代。但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绽放了前所未有的光芒。

所以你看，世代标签的划分，其实谬误百出。

抛开这些时代明星，我们回到叛逆婴儿潮一代的真实模样。

有学者翻出1967年的民调，根据1967年一项民意调查可以得出结论：1960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实行自由恋爱，没有吸毒的体验，也没有抗议越南战争。性解放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调，20岁年轻人中，63%不支持婚前性行为，跟其他年龄段一样。

1969年，88%的年轻人（21—29岁）没有吸过大麻，同样是这个群体，75%的人反对美国从越南撤军，跟任何年龄段都一样。

这些结论与代际学的叙述，存在着巨大的悖论。这里面有一个误会需要被解开—其实，婴儿潮那一代所谓年轻人的文化，是老年人创造的。而这些老年人却被错误塑造成“沉默的一代”。

事实上，真正沉默的，是婴儿潮一代。

谁在推波助澜

是谁创造青年文化，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年必须享用青年文化的“代理权”，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那么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

青年有权选择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他们有权参与公共议题，或者不参与。但这种代理权跟文化创造无关，它的代理程度，只跟选择什么品牌的衣服、汽车相当—因为他们并不会制造衣服，也不能制造汽车。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社会学家鲍比·达菲，在2021年出版的《代际迷思》一书中指出，代际与年轻人的讨论如此之多，原因在于现代咨询业。据他了解，2015年，美国公司在代际咨询上花费了大约7000万美元。咨询公司乐于钻研这样的问题：“工作场所是否存在代际差异？”

他的答案是，几乎没有。

事实上，向青年推销商品，并没有久远的历史。在经济发达的美国，也只能追溯到1940年代初。也是相同的時间点，“青年文化”这个词，出现在了印刷品中。

换句话说，“青年文化”这概念，是伴随着向青年人推销商品的商业行为而诞生。

“一代人”这个单位，隐含了太多的欺骗性。

事情很简单，在此之前，大多数十多岁的年轻人需要工作，而到了1940年，73%的美国年轻人开始上高中了。到了1960年代，比例高达90%。每个人都在谈论年轻人的风格、价值观和他们的品位。一个现象是，到了1969年，美国这个国家，25岁以下的人，占了人口总数的一半。

巨大的市场面前，塑造青年文化，创造消费需求，势在必行。

更年轻的世代及所属的青年文化，之所以被反复、定期地定义和阐释，还离不开咨询行业的推波助澜。他们需要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帮助商家推销商品。

因此，了解、塑造某个世代的价值观、消费品位，是最隐晦、也最便捷的手段。

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也不遗余力。他们对于“Z世代”不厌其烦地定义和阐述，将之与充满贬义的“雪花”画上绝对等号，曾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愤怒与不满。

回到“00后”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率先打头阵的，永远是商业公司，或者纯粹的咨询公司。这些报告的落脚点，无一例外是借助对“00后”的定义，去探索这个群体的消费潜力。

对于“90后”的定义也是如此，“叛逆”这个定义，先是2008年左右媒体报道非主流“90后”的特殊个案。接着，咨询公司带着调研报告入场，对“90后”的叛逆、张扬进行了盖棺定论，随后，很多迎合“90后”理念的品牌也应运而生。

回到学术界，在达菲看来，代际思维是一种肤浅的、懒惰的论调。很多我们以为是代际文化的东西，其实并不是。

达菲认为，世代只是解释态度、信仰和行为变化的三大因素之一。第二个因素是生命周期效应，即人们如何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第三是历史事件，比如金融危机，比如新冠疫情。

真正塑造和决定一个世代及其文化的，不是他们身处象牙塔之时，而是他们走进劳动力市场之后。

试想一下，工作后的年轻潮人，开始了漫长的职业生涯，他们买房、结婚、生儿育女，面对这些决定人生的课题，经济、家庭与社会环境、种族、阶层差异、父母的财富等等因素的影响，终于完整地显现了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90后”与“80后”“70后”的代际学差异其实很小，“00后”，也必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