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雯娟,张玉清,冯宁宇,文武林,田 宁,马欣彤

听力损失是一种常见的感觉器官疾病，给患者生活造成了不便，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根据我国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听力残疾人群多达2780万，位于各类残疾的第一位[1]。本研究对宁夏银川市三区两县居民的听力残疾患者致聋病因进行调查，旨在为耳聋的防治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自愿来我院行听力残疾鉴定者，依据国家《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标准,以达到听力残疾标准的503例银川市民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80例、女223例。对每位测试者均进行耳内镜、纯音测听(能配合者)、多频率稳态、脑干诱发电位检查。

1.2 方法:使用国际听力的AA222听力测试仪器及Eclipse脑干测试仪，在标准隔音室内[本底噪声<30 dB(A)]进行测试，纯音测听佩戴压耳式耳机给纯音分别测试左右耳的听力阈值，Eclipse ASSR测试给予插入式耳机窄带 CE-Chirp声、Eclipse EP给予插入式耳机Click声，均在镇静睡眠中测试反应阈值，平均听力计算公式是0.5 kHZ、1 kHZ、2 kHZ、4 kHZ听力损失分贝数之和的均值。根据听力残疾的评定标准[2]将达到听力残疾四级以上者入组。

1.3 统计学方法:使用IBM SPSS statistic 22.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503例患者中，听力残疾一级人数最多为199例(39.56%)，其次为听力残疾三级116例(23.06%)；文化程度中文盲和小学学历288例(57.26%)，高中、中专、大专学历61例(12.13%)，特殊学校69例(13.72%)，大学8例(1.59%)；验配助听器94例(18.68%)，其中佩戴时间2年以上的61例，佩戴时间<2年的为9例，助听器补偿效果不佳15例，已验配助听器但不佩戴或丢失9例；佩戴人工耳蜗13例(其中2例为语后聋植入者且学历为大学和大专水平)；三代直系亲属遗传91例，其中父(母)子直接遗传有41例，近亲结婚为8例，聋聋婚配为31例，听力正常人和聋人婚配2例，见表1。

表1 听力残疾患者基本信息[n(%)]

2.2 503例听力残疾致残原因情况比对分析:503例听力残疾患者致残原因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先天性残疾83例(16.51%)、药物性(青链霉素、庆大霉素、硫酸小诺霉素)77例(15.31%)、中耳炎66例(13.12%)并伴有耳鸣7例和鼓膜穿孔18例，其次为遗传62例(12.33%)，原因不详59例(11.73%)，老年性47例(9.34%)，高热40例(7.95%)，见表2。

表2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分析

3 讨论

3.1 病因

3.1.1 先天性因素：本研究患者绝大部分为聋哑人士，追溯本源直系亲属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和小学学历占57.21%，居民对耳聋相关知识的了解非常匮乏，绝大部分“几乎不懂”，与刘苑晴等[2]的报道结论一致。在聋儿出生后父母即使发现问题存在也未及时就诊；年龄稍长者家庭条件艰苦，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也相对较差，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年龄幼小聋耳病史采集中发现，一部分家庭中长者存在落后无知的观念，认为幼儿不开口说话属于正常现象，到一定年龄后自会言语，家庭中仍有新生聋儿的出生，一家连续两至三个聋儿的出生太常见，因而错过了最佳治疗和言语康复的时间，即使后期给予干预措施，康复效果也会打折扣且难度系数增加。我市各医院产科已对新生儿开展听力筛查工作，一旦初筛未通过，要求复筛，再次筛查并行诊断性检查。一经确诊立即转诊到相关康复部门进行听力重建和补偿并进行言语康复。

3.1.2 药物性因素：本研究患者病因排第二位的是药物性因素，主要以青链霉素、庆大霉素、硫酸小诺霉素为主[3]。20世纪，青链霉素、庆大霉素的使用方便且价格低廉，乡村医生在临床抗感染的应用中使用普遍是其中因素之一，此外耳毒性药物的临床使用缺乏规范管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4]。在遗传基因中，一针聋的认识也较为缺乏，这些因素的综合致病性导致了以耳毒性药物治聋的听力障碍人群的出现，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药物规范化使用体系的完善，近年来耳毒性药物致聋的人群明显下降。

3.1.3 中耳炎所导致的听力下降： 本调查显示中耳炎所导致的听力下降在听力残疾致残原因中排第三位，与文献报道一致[5]。在后天性致聋因素中占首位并伴有耳鸣或(和)鼓膜穿孔，还有甚者有耳流脓的症状，病程可长达数十年以上，此类患者就诊和正规治疗意识缺乏，急性期自行买药者居多。这部分听力障碍人士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或治愈听力下降问题。我院对耳显微镜外科技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技术已能成熟运用，在耳聋的治疗方面可帮助患者解决了听觉和言语的问题，提高其生活质量。

3.1.4 遗传性因素：在聋聋婚配及有基因家族遗传史的案例中，遗传性因素占第四位。我区防聋治聋的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诸多的困难，这需要一个良好的衔接和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以村和社区为单位加大力度宣传和普及耳聋相关知识并入户调查做好登记；发现有听力下降人群时监督就诊；婚前检查(尤其高危人群)要落到实处，严格把控聋儿的出生，一旦确诊立即转诊至专门的康复训练机构进行言语康复训练，切切实实做到三早，即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策略。

3.2 重视老年人听力障碍：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发生常是渐进性、隐蔽性的，许多老年人在心理上逐步接受，认同了听力障碍的状况，从而不会主动寻求甚至拒绝改善听力的帮助。有的老年听力障碍者认为佩戴助听器有损个人形象或是觉得麻烦，拒绝佩戴助听器，还有的老年人则出于节俭或是不愿给子女添麻烦的考虑放弃佩戴助听器[6]。调查显示，验配助听器94例(18.7%)，其中佩戴时间2年以上的61例，佩戴时间<2年的9例，助听器补偿效果不佳15例，已验配助听器但不佩戴或丢失9例。助听器、人工耳蜗等听力康复器具对提高老年听障者的交流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社会生活参与状况有显著作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听力残疾人中受过辅助器具服务的仅占10%，助听器具的使用率很低，高龄老年人使用助听器的比例更低[7]。因此，在老年人群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听力筛查，鉴定听力损失和听力残疾，对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选择适当的听力补偿方法，在听力学家的帮助下验配合适的高技术含量的助听器，进行准确听力评估至关重要[8]。

近年来相关部门对于听力障碍救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听力障碍的人群中还有一部分人未婚或离异，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同时也加重了亲属和照顾者的负担，相关部门将听力残疾为一、二级的患者登记在册并给予财力方面的帮助，让其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救助，同时随着全国防聋治聋工作的开展，我区加大了新生儿出生听力筛查工作，对听力复筛仍未通过的婴幼儿实施追踪，建档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