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炜鑫

对这几年无休止的网课感到焦虑绝望吗？别担心，你的老师可能比你还绝望。当铺天盖地的网课，成为高校里最主流的教学方式，这究竟是传统教育的终结者，还是疫情过渡期的临时替代品？

面对终日网课时意兴阑珊的学生们，老师们囧极思变，使尽浑身解数，研究起如何吸引学生认真听课：

有人撑起绿幕、做起了600页的动画PPT，有人想到新东方的脱口秀和B站的科普大博主，还有人致力于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虫洞，把直播实景纳入日常的教学……

其间，技术和人文如何相互缠绕的命题被一再叩响，也拷问着每一位传道授业的师者之心。

“我成了无情的念PPT机器”

你是一名高校教师，你寒窗苦读数十载终于赢得一枚教职，结果你劈头迎来疫情，跌进没完没完的网课黑洞。

现在，你坐在黑漆漆的摄像头前，接受它深邃的凝视。你的神情和一言一行都被盯紧。屏幕上的二次元空间排列着学生们花花绿绿的头像。你大声说话，但它们一动不动，形若墓碑。你怀疑这些虚拟对象背后，藏匿着一个个哈欠连天的灵魂，他们甚至连床都没起，把课上着上着，又睡死过去。

不过没关系。学生也不知道，镜头前的你只穿了裤衩和拖鞋。

青年教师吴涛跟人讲过不止一遍上述的网课教学体验。他本就不长的教书生涯，一大半都是在网课。丧失了和学生的现场互动，网课的体感就像是不产生任何多巴胺分泌的机械劳动，迈掉了左脚迈右脚，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该快该慢，该停下来。

去年坐在家里的餐厅给学生讲课，吴涛能听到门外连廊里回响着自己讲课的声音。讲着讲着，他感觉到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评论：哎呀，我讲的好无聊。然后又浮现出第三个声音：天呐我在走神！

这种挫败感并非吴涛专利。过去在教室上课时，物理教师朱牧总喜欢在名词解释和公式推理间穿插点小八卦，比如为什么牛顿提出七色光而不是六色光——因为当年牛老搞迷信，觉得6是一个撒旦的数字，不吉利——学生们一听，眼睛噌的亮了，涣散的注意力也就回来了。

可现在，他总感觉抓不住学生，学生也不愿意开摄像头，这让他很为难：“在课堂上睡着了我能看见，多少提醒一下；在家里睡着了，那就真睡着了。”

学生也不提问了。朱牧在美国读博时也教本科生，那会上课，他感觉所有人的眼神都包围着他，总有一堆具体到比例尺如何计算的小问题等着他解答。他习惯了这样熙攘的课堂。网课开始后，他的课堂一片寂静。朱牧调侃上网课的自己，“我成了无情的念PPT机器”。

北大社会学教师张哲也对网课耿耿于怀。这学期，他给一百多个学生开公选课《身份政治》。还能在教室上课那会儿，课堂气氛很活跃。他有次讲到，如果有一个女生自我认同是男生、喜欢女生，那就不能算同性恋，而是跨性别异性恋。当时有人就笑场了，另一个学生立马怼了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很奇怪吗？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这样的课堂互动是很自然的。”张哲回忆。他认为，全线网课让课堂缺失了很大一部分。一来看不到现场反馈，他不清楚哪些内容让学生感兴趣、哪些让他们困惑。二来，之前的讨论氛围消失殆尽，尴尬的在线会议室里，学生的头像们看起来很拘谨，发言欲望和数量断崖式下跌。他的观察与2021年一项调查结果类似，该研究表示，自从全面网课以来，清华大学选课系统的总访问量下降了25%-47%——相当于说，脱离了校园氛围，学霸们连课都懒得选了。

网课也折腾着理当最清闲的高校体育老师。和我通电话时，南京大学体育老师陈刚说，本来他开了一门减脂课，带领三十多个学生，每周在体育馆里人手一张瑜伽垫，做各种燃脂运动；现在，他把减脂课搬到了线上，学生说上他的课就像跳刘畊宏。

陈刚要求学生每周提交一个锻炼视频。起初他没有仔细检查，就有学生投机，交上的视频只有开头和结尾，中间大段大段的空白。他被气笑了，从此一条一条认真地看。几个班加起来一百多人，他得花好几个晚上批改作业，“眼睛都看瞎了”，“不这样做，学生真就糊弄过去”。

疫情三年至今，网课仍然如影随行。今年，一些高校的网课时长甚至超过了2020年。“现在都变成函授大学了。”建筑系教师李天磊感慨道。在和十几位大学老师的聊天中，他们频繁提及“电大”、“函授”等概念。这种纸来纸往的古典教学模式，曾被认为是“水课”的代名词。而到了互联网+疫情时代，它正复兴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

被无力感缠绕的老师们苦苦思索一个问题：居家上网课，对教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被关得失去了活力，教学目标打了折扣

巨浪在西北一所大学教社会学。去年秋天，他开了两门课，一门叫中国当代社会问题，一门叫社区概论。

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土地财政，尤其是房地产产能过剩的问题。通常这个环节，他会让学生去离开城区10公里左右的地方统计空置率——那一带是鬼城，大面积黑压压的建筑，有时一个小区可能就一栋楼亮着一盏灯，估算下来空置率惊人，会打破学生的惯常印象。可惜疫情，学生出不了学校，巨浪只好让他们晚上校园散步的时候，顺带数一数目力所及的学校周边小区有多少房子黑着灯——但学校在闹市区，空置率并不高。

讲社区概论时，巨浪让学生在校园里随机找人采访，绘制校园活动轨迹，结论如他所料，封校期间学生们能去的地方都差不多，“被关得失去了活力”。巨浪曾告诉学生，设法蹭上一张饭桌是田野调查的精髓，意味着对方真正接纳了你。但现在，学生们连社区公共活动都没办法参加，更别说去研究对象家里吃饭了。“这届学生自打入校就被牢牢保护在校园里，”巨浪认为，“他们对社区社会究竟是怎样，完全没有概念。”

巨浪渴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我真的很希望有个刺头能站出来说巨老师，你胡说八道。”可惜他的学生腼腆又乖巧，觉得巨浪说什么都对。每次讲了什么，屏幕就密集一片弹幕，说好的老师，收到收到。

巨浪所在的西北城市疫情寥寥，而在李天磊担任建筑系老师的南京，教学形势就更为坎坷了。

理论上，李天磊会在每个暑假带学生去外地，做项目，也跟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交流。他认为学生实习都得出去跑的，要通过切身体会，通过身体和城市空间的接触，观察不同的社会空间和风土人情，这种知识无法经由书本，或是数据化的方式去传输。

可是2020年的暑期安排因疫情被取消。到2021年7月，李天磊终于如愿带学生去校外调研，一行人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没过多久，禄口机场就爆雷了：机场保洁人员里爆发了聚集性疫情。等他们做完那三四天调研返回南京，立即被拉去酒店隔离了半个月。

9月，李天磊开始给大二学生带建筑设计。这是一门基础课，他打算给选课名单上的20多个学生布置第一项作业：建立对校园的认知，做一份地图测绘。这份作业光速流产了——班里只有一个学生在校，疫情一口气拖到近十月，大部分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人都不在学校，怎么测绘？

“很多常规的教学安排都被打乱了。”李天磊非常头疼。

这位年轻老师个性相当较真，他认为建筑学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他要求学生必须亲手绘图，要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手和脑协调的能力，不能过度依赖计算机。他习惯沉浸式、双向奔赴的教学——现场改图讲解，或者现场示范拆解和组装模型，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按他的理解，很多作业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在现场可以推敲很多未知空间秩序的安排，人与人头脑间的碰撞，会产生很多可能性；而单向度的、一次性反馈的线上交流，会过滤掉很多信息。

然而现实中，他节节败退。

平常，学生会扫描或拍摄自己的图纸作业上交，李天磊就在电脑上改作业。他一个劲儿放大学生的图纸，清晰度参差不齐。住宅的线分三级，点划线代表轴线、中实线代表墙面、粗实线代表轮廓，这些不同类型的线，投影到大屏幕上根本看不清。他不知道学生到底画对了还是瞎糊弄，只好放过去。几番下来实在没辙，他妥协了，破例让学生提前用计算机绘图。

还有个学生远在西藏家中，连作业都一直不交。一问才知道，原来当时西藏的快递停发，建模型的材料、绘画的基本图纸，一样都买不到。

没想到一些同学刚入门就掉队了。李天磊明显感到，网课让那些并不喜欢建筑的学生更加“厌学”。

面对屏幕那头恨铁不成钢的老师们，学生似乎都不大买单。比如朱牧，以前他在教室上课，会出些课堂习题，拉两个学生上黑板解题，完了再叫别的学生上去批改，几轮下来，他大致知道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这学期改了网课，课堂习题只能展示在屏幕上。他抽学生来解题，有人说自己的摄像头坏了，有人说家里网不好，就是没人上来。朱牧只能自己生闷气。

网课的后果直接反映在考试成绩上。往年大学物理这课的平均分差不多有80分，这学期变了几乎全网课，平均分滑落到75分。学生们普遍反映听不懂，啥也没记住。

或许悲剧才刚刚诞生。朱牧叹了一口气说，大学物理就是理工科的基础啊，学通信，要先懂电磁学吧？学计算机，也得懂硬件吧？量子隧穿得知道，集成电路也得会吧？

他为这些打不牢根基的网课学生感到遗憾。

插播一则小白鼠视角

2020年我读研一，几乎一夜之间，全国都上起了网课。为了写这篇稿，我努力回忆那学期到底怎么过的，结果记忆一片空白。

那会的网课是个大型实验室，学生肯定是小白鼠。我下载了一堆网课平台，Zoom、QQ群、腾讯会议，还有学校自主研发的“教学立方”。起初我经常把腾讯的会议码往Zoom里填，或者反过来。我笨拙地适应着这一切，负责实验的老师们一定也手忙脚乱吧。

一个脾气固执的中年教授，平常习惯用粉笔写板书，那学期他坚持不直播，每周在教学立方给我们上传他的讲课音频，每段三四十分钟。前几周我试图做个好学生，按时下载音频和PPT，然后播放，逼自己听下去。当我发现软件可以开倍速时，忍不住点击了1.5X。还是太慢，改成2.0X，老师的声音加快后，变得尖利，口音也不一样。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我就跳着听，隔三四分钟听个30秒，似乎也不影响什么。最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非要这时候听呢？反正音频就在电脑里，也不会消失。我大可先攒着，心情好了再去听。

我心安理得地逃网课。这事没什么道德负担，当你碰上一个老师全程只顾着念PPT，你就懂了。记得有门媒介管理什么的是8点的早课，那个男老师用均匀的语速、毫无起伏的声调读PPT，PPT还是简陋的白纸黑字，我的注意力就总被他身后那尊白色雕塑吸引。由于起不来床，我干脆躺在床上听，经常听着听着，翻个身就睡着了。以前在教室，哪怕再困我也不敢睡，何况提心吊胆，趴在桌子上睡得一点都不舒服，但网课那学期我全无压力，睡眠质量特别高。

有时我也挂着手机上网课，然后用客厅的大屏电视看球赛直播。以前我只能给球赛静音，现在我直接把老师静音，正大光明看球。如果老师点到我的名字——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不担心，我的朋友会立刻发微信喊我。

研一下学期我过得逍遥自在，然后就翻车了。研二开学初，我惊觉自己把一门1学分的网课看成了2学分，导致学分修不够，差点无法毕业。那时学校已经恢复了线下课，可我人在北京实习，无法赶回学校，不得已又挑了门网课。那门课叫什么名字？我也没印象了。只记得那个人在美国的外教有次突然把镜头一转，向我们展示他的家。那是典型的美式别墅。窗外天蒙蒙亮，一条大狗趴在过道上，睡眼惺忪。

后来每次上课我总惦记那条狗：这会儿它和我一样，也在睡觉吗？

“有的问题不在学生，还是在于老师”

“大学嘛，会相对自由点，尊重一点点个性。”吴涛并不喜欢考勤学生，除了考试，也不强制学生开摄像头。况且学生都在一个宿舍区，“所有学生都开着直播，网就会超级卡。”巨浪说。

吴涛开始三省吾身，“有的问题不在学生，还是在于老师”。他怀疑是自己讲课太枯燥，也不大擅长线上互动。他拿新东方的老师举例说：新东方的老师能自嗨，讲课就像脱口秀，他们的授课节奏是经过锤炼的，精确到每几分钟要抛一个包袱，才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好感。他说新东方的老师是“丰富多彩的火锅底料”，但大学老师不是这路子，大学老师是碗“寡淡的白开水”。

他的思路和巨浪不谋而合。巨浪认为，“我们应该跟B站知识分享区的草根UP主多学习”。

虽然觉得镜头让自己“瘆得慌”，但每次上课，吴涛都会勇敢地打开摄像头对准自己，他认为这有利于提高用户粘性——“上课时在屏幕前手舞足蹈，学生都会多看两眼”；但如果只放一个PPT，切换得还不够勤快，“学生基本上就是要废掉了”。为此，他的PPT也做得更厚实了，50分钟的课，以前一般15-20页，现在力争上浮50%（这个数字其实只能算入门级，下一小节你会读到另一个狠人）。

为了讲透基础物理，让学生看清楚推导过程，朱牧特地买了一块手绘板，因为“PPT和鼠标搞不定公式推导”。他想明白了，一年级学生高数刚学几天，功底并不好，如果一上来就啪的丢给学生一堆公式，像泰勒展开式的忽略高阶项什么的，“他们就跟听天书一样，被吓到，真的搞不定”。

与此同时，越挫越勇的吴涛，也开始了在网课世界的奇妙探索。有次他突发奇想，在课上邀请学生把麦克风打开，“有一点白噪音，我听起来会更有感觉”。当时二三十人，只有一两个学生响应了这个相当文艺的请求。他假装镇定，心里却有些后悔，感觉自讨没趣。后来他再没提过这个要求。

另一次他想来个清明节互动，就鼓励大家聊聊老家的清明风俗，问完以后，网络课堂掉入了一片死寂。吴涛尴尬极了，赶紧自己没话找话说，默默把话题接了回去。结果往下讲到第四五分钟的时候，大段的弹幕开始一个个出来，很多人就提问写了两三百字——他这才意识到，学生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面对这样的开放性问题，大家需要花时间组织语言。通过这次他自认变机灵了，后来的互动提问都很简单，“赞同扣1，不赞同扣0”，弹幕立刻啪啪啪就出来了。

这招巨浪也用，他喜欢抛出争议性问题：请问城中村这种居住形态，更接近于城市，还是更接近农村？同意城市的同学请扣1。有时他跟学生开玩笑，“老铁们刷个火箭”，这时弹幕一片，网课的气氛瞬间烘托到位了。巨浪小小地满足了一下，“可惜看不到是谁发的”。

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学系老师林品，对网课越来越如鱼得水。他带的是当代西方美学和大众文化导论，偏理论，他感觉听网课时学生自由度很大，可以把控进度条来看教学视频，遇到难点就按暂停，自己去检索名词。他的学校引入了一款多屏互动功能异常强大的软件，有抢答，还有投票，同学在手机上互动时会有实时的可视化图表，即刻生成到大屏幕上。

不过他依然认为，“（网课的）效果还是不如线下”。

他的理想状态是，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虫洞。过去还在教室里上课那阵，林品正好讲到网络时代的参与式文化，就引入过一个线上版的多维弹幕机制，听课时学生可以把留言发送到手机端，文本和表情包都可以，然后实时投影到课堂的大屏幕上，同学们参与十分踊跃。“这就是对参与式文化的双向互动机制的生动展示。”林品不无得意地说。

一名满级网课老师的自我修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北大有位老师号称“网课天花板”，有着满级人类的网课技能，于是邮件了他。这位老师叫陈江，学通信出身，任教于北大信息学院，北大教学卓越奖获得者，年度十佳教师。校园媒体称他：绰号“呆呆”的网红老师。

自20年前留校至今，陈江开了八门课，包括一门叫电子游戏通论的“潮”课。他喜欢琢磨技术，1994年开始做PPT，2013年试水做慕课，2020年冲在最前头给学生们上网课，然后把各种探“坑”的经验告诉同事们。

可惜学校仍在疫情管控，陈江没法带我参观他的办公室，只好通过视频素材和问答脑补他的授课场面——他简直像是个赛博空间的导演。

狭小的办公桌上挤了三块屏幕，两个32寸，一个13寸，分别负责放PPT、手写、编辑腾挪，各司其职。桌上的主键盘周围摆放着鼠标、宏键盘、麦克风和副摄像头，且留有备用。显示屏的夹缝里立着摄像用的微单相机。现场还布置了一大圈的灯光和一整块绿色幕布——这些堪比广告摄影级配置，是为了在绿幕抠像合成时获得较高的画质。

之所以用尽浑身解数去捣鼓网课，用这个技术发烧友的话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吸引学生认真听课”。在他眼里，99%的老师PPT翻页或动画的时间间隔超过一分钟，而他自己即使拼命加PPT动画，也只能做到平均20秒左右的间隔，这并不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所以，教师必须把自己放进画面里”，并且“维持你的画面一直小幅度变化”，陈江在邮件里强调，“不管是真实的头肩像，还是二次元的虚拟角色，直播课老师都需要有丰富的手势、表情和动作，才能维持画面的持续变化，这几乎是维系学生们容易漂移走的注意力的不二法门”。

这背后是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考虑。陈江表示，经过百万年的进化，动物的大脑为了用最高能效来发现猎物或天敌，会对视觉图像主动忽略静态背景，增强有运动的部分。这和青蛙擅长捕猎飞虫、狗熊容易忽略地上装死的人，道理类似。

最近，陈江又钻研起了二次元。两年前，他付费试用过一些虚拟主播的小软件。多是稚嫩的少男少女造型，他有点不好意思，宁可用软件里自带的柴犬狗头。不过最近技术迭代，他就捏了个卡通版的自己来上课——光头，浓眉小眼，配上白或灰的T恤，再找个手部动作捕获硬件来识别手势，“至少，在上课的时候活跃一下气氛，是蛮好用的”。

维持活跃的课堂气氛是网课的核心目标之一。这是一条高空走钢索之路：身为老师，既要向直播行业的先行者学习，又得保持格调、远离三俗，注重传道授业的效率，“这就难上加难了”。于是陈江折腾出各种点子，比如在PPT里埋一些小彩蛋——在网课的学生头像下点燃一堆火焰来“现场烘烤”。学生们被逗乐了，纷纷点赞。

研究网课的优化和迭代，意味着高成本的时间投入。平均每110分钟的课堂，陈江每周备课的时间长达50个小时——而根据广东一位郭姓老师说，通常新手老师备课的时间只是上课时间的四倍。陈江不断改进丰富课件和视频，常规两个小时的课，课件可以做到80-90页。他有一门关于教学技法的讲座课，讲了十年，课件足足有600页。

这导致他每节课的文件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很多网课平台的承受能力。一次他吭哧吭哧备完800MB的课件，上传时软件的技术人员提醒他：PPT最好不要超过30MB，他差点没崩溃。

对于网课，陈江是比较乐观的。在他看来，网课是教学技术发展路径上的重要节点——50年后，主要的讲课者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人工智能教师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20到30年的过渡期。

为什么认为线下课程终会被淘汰？陈江的观点很简单：“线下授课费效比太差了——成千上万的老师年复一年地讲授基本相同的课程，这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时残留的一丝挣扎，而已。”

他认为被迫上线的直播网课，对很多老师算“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在经过最初的手忙脚乱，以及逐渐的熟悉、抵触和反思之后，我觉得很多老师都会对教学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目前，在北大校方的支持下，陈江正在研究一套可以推广的网课“范式”，“需要对硬件、软件、服务和习惯进行综合的优化，要一段时间的磨砺，才能得到人手一套方便适用的东西”。不过他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现阶段绝大部分老师并不认可网课，认为它的实效和线下课堂没得比。

他认为网课之路，“任重道远”。

网课，红与黑

陈江这样的孤勇者并不多见。更多老师愿意相信，网课只是过渡期，熬一熬就过去了。物理老师朱牧认为，至少在他的专业，网课不可能成为主流。他说，麻省理工那么多开源的公开课，如果听网课真有效，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可实际呢？

这个期末，朱牧正手忙脚乱地应对着线上考试。大学物理是全校的大课，有一百多个学生，往年只要监考一次就行了，但现在腾讯会议一次最多监考23个学生，工作量至少翻了四倍——线上考试开始前，他挨个让学生在摄像头前出示证件，然后展示房间环境。开考那两个半小时，朱牧紧盯着电脑，时不时放大某个学生的屏幕，预防学生作弊——杂事无穷无尽，两周的监考下来，他被累瘫了。

一所顶尖设计院校的老师王丽认为，毕业答辩是学生最重要的考核，今年的答辩转到线上后，也变得微妙起来。过去面对面的答辩，如果学生在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上卡住，可能只是临场紧张，她提示几句就好。但到了线上，她看不到学生的状态，也不知道怎么给台阶。如果抛一个大问题，可能真会让学生挂掉，“救不回来了”。这种情况下她也不愿故意卡住毕业生，只能勉强给个分数毕业。

学生的毕业设计也受到致命打击。过去，学院有每届学生的毕业展览，对外开放。学生们很看重这次展览，会准备很长时间，在作品旁附上自己的小卡片和联系信息，很多企业通过看展招人。而今年，展览变成线上，学生们都很失望。“也就是说，求职最主要的一个渠道被取消了。”王丽表示。

考虑到网课困难重重，一些高校教务处特别叮嘱老师：适当放宽考核要求。放水当然可以，但具体该放到什么程度？老师们左右为难。上海的一位传播学老师最近告诉我，学校方面多次向老师强调，这学期的课程考核要降低难度，不刁难学生。他教学术写作，想了很久，决定把期末论文的最晚提交日期延长到下学期开学前。

随着疫情动态清零到了安全阶段，高校陆陆续续恢复了线下教学。回望这段堪称筚路蓝缕的网课强迫上线史，以及潜伏在未来时不时卷土重来的危机，老师们开始仔细审视，网课到底给教学带来了什么？是摧毁了真实的人际互动和连接，还是为这个逼不得已的时代提供了还行的替代方案？它到底是技术走向的必然，还是扼杀了人文和情感的鸩药？

答案不一而足。就像有人认为网课提供了很多海外学术大佬的直播讲座机会，也有人认为线上讲座泛滥成灾，导致观点激烈的争锋太少，交流的内容很稀薄。

不过巨浪相信，目前疫情期间的网课已经是一种很初级的探索，未来的教学一定会线上线下相互结合，无论疫情是否继续，“我们肯定有很多很多课要上”。

最近巨浪参加了一个讲座，讨论“火塘”这种文化风俗——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这是一种集吃饭、祭祀于一体的“神圣空间”。当时一位老师提出：可不可以把现场画面切到我的博士生那里去？那位博士生在湖南村子里做田野。博士生把视频打开，于是讲座画面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现场直播的、湖南农村老乡家里的、活泼泼的火塘。这类直播实景教学在课堂上的应用，开始越来越普遍。这可以视作网课的遗产之一，那网课带来的困惑呢？

巨浪的很大一个痛点是，越来越记不住学生的脸和名字了。他时常想起自己的导师。那是个从不站在讲台上的倔强老师，既不在黑板上写字，也不做PPT，就一直坐在台下，跟学生们天南海北地聊。那时班上就十个学生，师生关系特别好。巨浪想成为导师那样的人，这是他当老师的重要动力。但几年下来，他和学生在物理空间的接触聊胜于无。每当有学生在校园里跟他打招呼，他想不起来谁是谁，也不确定自己和学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网友，还是陌生人？

过去长达半年里，林品一直在等待学生们重返校园。他从冬天等到了春天，线下复课计划还是杳无音讯。他想念学校的花草树木，想念黑板和教学楼。一天，他特地换了一身正装，系上了喜欢的哈利波特围巾，只身来到了文科楼。他要给线上的学生们一个惊喜：在教室里上一节网课live。

时隔数月，这间足以容纳280人的阶梯教室，几乎没有一点灰尘。

上课时间到了。林品把摄像头对准教室。看到久违的课堂现场，直播间的评论区瞬间炸锅，留言唰唰的，有个学生说，“云开学了”。林品不记得当时学生还说了什么，因为他忙着转动摄像头给大家看教室，没时间看弹幕。这道课堂“前菜”持续了三五分钟，接着林品把镜头转回自己，开始分析《简爱》。

他记得他的声音充满了整间教室。台下是一排一排空空荡荡的课桌和椅子，他想象同学们穿着隐身衣坐在那里——他感觉听众们不再是冷冰冰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而是教室里一个一个的“人”。

在那个瞬间，上课的仪式感，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