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满林 陈志坚 石珍榕

特殊家庭是指与普通家庭有别，家庭成员构成特殊，缺少健全机制的家庭，通常包含单亲家庭、再婚重组家庭、留守家庭和经济困难家庭等。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离婚、重病、犯罪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殊家庭的数量逐步增多。研究表明，与普通家庭的子女相比，特殊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出现自卑、焦虑、抑郁、学习困难、亲子关系不良等诸多问题，其积极心理品质与普通家庭子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特殊家庭大学生作为高校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理应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他人或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性资源。社会支持缓冲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对于应激事件的知觉和评估，调节应激引发的情绪和生理反应，社会支持低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国内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主要来自于父母等家庭成员，其次是朋友、同学和教师等，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反刍思维和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降低反刍思维的负面影响。显然，作为特殊家庭的大学生，来自父母的客观支持或主观支持具有相对明显的缺失或缺损。

反刍思维常被认为是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陷入反复分析个人原因，关注自身消极感受和信念而放弃采取积极行动的思维倾向。抑郁的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反刍思维是抑郁发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促使或加重抑郁的发生和延续，它是一种适应不良的消极反应方式，也是抑郁形成的重要认知机制。有专家明确指出，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的易感性因子，可正向预测抑郁情绪，建议通过有效训练来改善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

抑郁是大学生的一种常见负面情绪，如果长期处于抑郁状态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轻则妨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交往，重则可能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有研究指出，我国女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相对较高，因此探究女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风险因子、形成机制和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笔者在某高校随机抽取542名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20份，有效率为96%。其中，单亲家庭31人占6%，重组家庭21人占4%，经济困难家庭42人占8%，留守家庭109人占21%，普通家庭317人占61%。

(二)研究方法

1.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10个条目，4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该量表信度、效度分别是0.80、0.89。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反刍思维量表。采用由NOLEN-HOEKSEMA(1991)编制，韩秀和杨宏飞在中国修订的版本，共22个项目，4个维度：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和反刍思维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其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2。

3.抑郁自评量表。采用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共20道题目，采用4级评分。

(三)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5.0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卡方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v3.3程序中的模型4对反刍思维在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作用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一)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现状及差异分析

笔者依据有关数据，对五种类型家庭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结果进行了差异分析，见表1。

表1 五种类型家庭女大学生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结果及差异分析

以四类特殊家庭与普通家庭为自变量，以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四个因子均低于普通家庭，且存在显著差异；在四类特殊家庭比较中，重组家庭的社会支持总分与主观支持最低，且与其他三类特殊家庭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单亲家庭的客观支持最低，重组家庭的支持利用度最低，但无显著性差异。

在反刍思维的分析上，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反刍思维总分、症状反刍两个因子显著高于普通家庭，且存在显著差异；而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两个因子略高于普通家庭，差异不显著。在四类特殊家庭中，重组家庭的反刍思维四个因子均高于其他三类特殊家庭，但差异不显著。

根据抑郁评分标准，在203名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中，有78人无抑郁倾向，占比38.3%；125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检出率为61.7%；其中，轻度抑郁倾向占35%，中度抑郁倾向占21.7%，重度抑郁倾向占5%；同时发现，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显著高于普通家庭；在四类特殊家庭中，重组家庭的抑郁情绪高于单亲、留守和经济困难家庭，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四类特殊家庭尤其是重组家庭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均不乐观，应引起重点关注。

(二)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及中介效应分析

对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反刍思维、抑郁情绪显著负相关(r=-0.26，-0.43；P<0.001)，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显著正相关(r=0.63，P<0.001)；反刍思维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v3.3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社会支持对抑郁和反刍思维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58，P<0.001)；反刍思维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共同显著预测抑郁情绪。因此社会支持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直接效益显著，反刍思维在社会支持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的总效应为-0.556，反刍思维在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193，占总效应的33.2%。中介效应的路径为社会支持→反刍思维→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363，占总效应的66.8%。

表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三、讨论

在本次对特殊家庭女大学生基本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单亲家庭占6%，重组家庭占4%，经济困难家庭占8%，留守家庭占21%，此四类学生共占39%，即近四成大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要引起相应关注。同时调查结果发现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为61.7%，且与普通家庭女大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结果远高于沈景亭等的大学生抑郁情绪30.8%的检出率，也略高于罗艳红等人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52.5%的检出率，这说明特殊家庭的女大学生抑郁情绪更不乐观。在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组内比较中，发现重组家庭远高于其他三组，说明重组家庭学生抑郁状况最严重，最需要关注和关爱。此外，贫困家庭高于非贫困家庭且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结果，与罗艳红研究的结果贫困家庭低于非贫困家庭并存在显著差异相反；也与刘婷的研究结果贫困与非贫困家庭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不一致。单亲或重组家庭高于普通家庭且差异显著的结果与王智超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社会支持系统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支持总分四个因子均低于普通家庭，且存在显著性差异，这研究结果与王智超的单亲家庭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普通家庭一致。此外，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亦各有特点，如单亲家庭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最高，但客观支持最低，这可能与孩子是单身父(母)亲最爱的人有关，因而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最高，但因通常是一个人承担孩子的养育责任，所以在客观支持上相对最低；留守家庭的客观支持最高，可能是因父母内心觉得亏欠留守在家的孩子，便在物质上给予较高弥补有关；经济困难家庭的支持利用度最高，这可能与孩子从小养成了节约习惯有关；在此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重组家庭学生无论是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还是社会支持总分均为最低，这要引起学校和家庭的足够重视，其间原因可能是夫妻关系重组的复杂性加剧了亲子关系的复杂性，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反刍思维的调查中发现，四类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反刍思维总分、症状反刍两个因子显著高于普通家庭，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两个因子只是略高于普通家庭，这说明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相对更容易受反刍思维的困扰。同样，重组家庭的反刍思维四个因子均高于其他三类特殊家庭，虽然差异不显著，但同样说明重组家庭反刍思维最严重，具体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反刍思维、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张阔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抑郁是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可见，一个生长在家庭结构不完整或家庭功能不完善，缺失家庭关爱的孩子，如果加上反刍思维的困扰，其抑郁风险将可能会大大增加。

本研究还探讨了反刍思维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社会支持除了直接影响抑郁外，还会通过个体的反刍思维间接对抑郁产生影响，这跟张阔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通过提高特殊家庭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优化家庭环境支持力度，改善反刍思维水平等手段，可有效提升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其抑郁情绪。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被试是女大学生，样本群体的性别相对比较单一，不利于将结果推广到男性大学生身上。其次，在四类特殊家庭之间的比较中，重组家庭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现状均为最差，其具体原因和应对策略仍不明确，还有待作深入探索。再次，四类特殊家庭的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除了反刍思维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应对方式也是影响抑郁因素的中介变量，也起到部分的中介或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