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靓， 丰 帆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根据《全球环境绩效指数评估报告(2020)》[1]，中国的环境绩效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0位，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十分严峻。工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如何兼顾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环境治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税法》相继颁布实施；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强调以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转型。

关于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3种不同的观点：①环境规制促进工业企业创新[2-3]。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化，工业企业根据自身及其周边的竞争和激励，积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高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和绿色生产工艺，以降低或弥补合规成本。②环境规制抑制工业企业创新[4]。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强制性环保支出增加，阻碍其开展创新活动。③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两者之间呈现一种非线性关系[5-6]。

另有学者认为，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于提升环境规制的创新激励效应尤为重要[7-8]。技术密集度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影响着创新系统的演化和产业发展的路径[9]。同时，金融发展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在环境规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当工业企业可依赖的内部资源受限时，发达的金融发展体系为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和创新绩效创造了条件。此外，金融发展影响着资本的流通和分配，不可避免地会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技术密集度的作用发挥。可见，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均会对环境规制和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产生影响，但这两者的共同作用效果则有待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检验。

对作为国家创新中坚力量的工业企业而言，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其在严峻的环境形势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以2011—2017年度中国29个省份为研究样本，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出发，立足于工业部门，探究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的作用。在丰富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相关领域研究的同时，以期为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以及有关科技、金融政策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

“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并对其所引致的遵循成本进行补偿[10]。可以说，环境规制会对工业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的创新效率。一方面，环境规制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并驱使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流向清洁性和高效率部门以降低或弥补实施污染治理的成本，实现各种要素的高效整合，从而提升创新效率[11-13]；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创新可以提高生产量、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并抵消环境治理成本[14]。特别在中国消费者环保意识日益增强背景下，企业通过开展创新活动推进绿色生产，能够抢占环保市场份额，创造新的增长点。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会谋求从消极应对环境规制基本要求到积极参与自主创新的转变，并会更加强调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就中国工业而言，其发展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和减污降碳的多重压力，迫切需要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此时，对于环境规制约束下的工业企业来讲，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便成为其减少以及弥补环境规制遵循成本的首要选择。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促进作用。

1.2 技术密集度的调节作用

地区技术密集度涵盖研发资金和人员两个方面，直接反映了研发投入要素在地区上的集聚程度，也体现了生产活动中的技术含量水平[15-16]。一方面，R&D经费投入代表一个地区在创新方面的努力程度，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17]。较高的研发资金投入有利于产生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18]。另一方面，以R&D人员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具备强大的知识创造能力，能驱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知识吸收的有效结合，从而提高创新绩效[19]。此外，研发人员作为一种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拥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是释放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效应的关键[20]。综上，技术密集度意味着创新动力和空间，区域内较高的技术密集度能够为环境规制下的工业企业创新提供支持，保障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密集度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和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

1.3 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

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的结合有利于技术开发和转化的实现，有助于环境规制创新驱动效应的发挥[7]。首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能够为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时期的工业企业缓解融资压力，有利于解决创新活动资金短缺问题。其次，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评估创新项目等方面的进步可以降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能够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21]。最后，在当前强调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发展鼓励可再生资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倾向于为环境友好项目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也会引导资金流向实施现代和节能技术的生产型企业[22]，有利于工业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和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

1.4 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的联合调节效应

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有效地对企业及研发项目进行事前评估、甄别和过程监督，从而将资源导向经济的生产部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3]。随着中国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技术创新对经济的贡献与日俱增。此时，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使投资者能够更好地识别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项目，引导资金和劳动力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更高效的研发部门，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另外，相比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在发挥资金融通作用的同时，也能进行更为有效的外部监督，有利于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有助于技术密集度的作用发挥。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低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和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相关研究问题的假设逻辑关系图(图1)。

图1 研究假设逻辑图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IEit=α0+α1ERit+α2Controlsit+εit

(1)

IEit=β0+β1ERit+β2TIit+β3TIit×ERit+

β4Controlsit+εit

(2)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IE代表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ER代表环境规制；TI代表技术密集度；ER×TI代表环境规制与技术密集度的交乘项；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1)可以检验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分组中的差异。模型(2)可以检验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和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分组中的差异。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IE)。选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BBC产出主导模型进行测算，选取变量如下：①投入变量。包括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资本投入和R&D劳动力投入两个要素。R&D资本投入用R&D资本存量来衡量，以2011年为基期、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首先，参照朱平芳和徐伟民[24]的做法，用消费价格指数(PL)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加权合成R&D支出价格指数(PR)，对R&D经费支出进行平减。表示为PR=0.55PL+0.45PI。其次，借鉴吴延兵[25]的研究，假设平均滞后期θ=1，用公式Kt=Et-1+(1-δ)Kt-1和K0=E0/(g+δ)计算R&D资本存量K。其中，E表示平减后的实际R&D经费支出，K0为基期R&D资本存量，E0为基期实际R&D经费支出，δ表示折旧率，取值为15%，g表示2011—2017年实际R&D经费支出的算术平均增长率。而R&D劳动力投入，则用R&D人员全时当量进行衡量。②产出变量。将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以2011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ER)。现有文献多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污染物排放量等视角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差异以及数据的完整性，参考赵丽娟等[26]的做法，选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乘以100来衡量环境规制。

2.2.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技术密集度(TI)和金融发展(Fin)。借鉴许培源和章燕宝[16]的研究，同时从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力两个方面来衡量地区技术密集度，具体计算方式为(R&D经费支出/GDP)×(R&D人员/全部从业人员)×1 000。考虑到目前中国的金融业仍然是以信贷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为主，故参考赵曦和王金哲[27]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2.2.4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创新氛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均会对创新效率产生影响[5，28-29]。故选取企业规模(Sca)、创新氛围(Inno)、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市场化水平(Mar)、对外开放水平(Open)、产业结构(Str)、工业化水平(Ind)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市场化水平用樊纲等[30]发布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并借鉴马连福等[31]的做法，使用年平均增长率估算2017年的市场化指数。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度和可比性，分别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将企业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折算为2011年不变价水平。此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和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Year)和地区虚拟变量(Region)。各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1—2017年中国29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括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各省(市、区)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区域工业企业效率(IE)的均值为0.651，中位数为0.667，标准差为0.227，表明中国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环境规制(ER)均值为0.128，中位数为0.096，标准差为0.105，说明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技术密集度(TI)均值为0.174，中位数为0.052，标准差为0.334，表明样本各地区的技术密集度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发展(Fin)均值为1.302，中位数为1.224，标准差为0.430，说明样本期间内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约为GDP的1.3倍。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Sca)、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市场化水平(Mar)、工业化水平(Ind)差异明显，而创新氛围(Inno)、对外开放水平(Open)、产业结构(Str)样本间差异相对较小。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表3报告了实证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392，在5%水平下显著，证实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H1。在模型(2)中，考虑技术密集度(TI)的调节作用时，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548，在1%水平下显著；环境规制与技术密集度交乘项(ER×TI)的系数为1.284，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技术密集度能够放大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对模型(1)按照金融发展(Fin)分组(以金融发展中位数为标准)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低金融发展组中，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014，但并不显著；在高金融发展组中，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385，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相对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强，即金融发展同样能够放大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该结论为研究假设H3提供了证据。同理，对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在低金融发展组里，模型(2)中环境规制(ER)系数为-0.423，环境规制与技术密集度交乘项(ER×TI)的系数为-3.330，均不显著；在高金融发展组中，环境规制(ER)系数为0.582，环境规制与技术密集度交乘项(ER×TI)的系数为1.983，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相对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设H4成立。

3.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0,1]的连续变量，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使用面板Tobit回归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回归结果未产生实质性变化，本文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表3 回归结果

续表3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变换回归方法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对技术密集度、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以及两者的联合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强化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这说明在中国环境规制与工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环境政策对工业企业创新存在积极影响，“波特假说”得到支持。②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密集度的提高有助于放大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③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的作用发挥。④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具有联合调节效应。相比于低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的作用，强化其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正向关系的促作用。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助力工业绿色发展。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体系设计，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总体战略目标到具体战术措施的环境规制制度框架，并匹配相关监督、激励和反馈机制，为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保障。此外，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要尊重利益主体和价值目标的多元性，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现实情况，实行有差别的环境政策，及时进行环境规制工具的创新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动态性调整，以实现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2)重视创新资源集聚，营造技术创新良好环境。创新资源是创新活动开展的要素基础。工业企业作为创新的主力军，其创新效率提升要重视以研发活动资金和人力资源持续投入为特征的技术密集度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创新资金的引导与支持机制，推行有利于创新的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工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与引进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注重创新人才培养，完善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实行更开放的人才环境，促进科研人才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发挥出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创新集聚效应。

3)推动金融高水平发展，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一方面，要强化金融在绿色经济中起到的支撑与导向作用，加大其对清洁能源、绿色创新等的支持，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丰富绿色经济金融支持工具的种类，满足区域内各类型工业企业多元化的绿色技术升级融资需求，助力工业绿色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