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宇航， 梁棋淇， 林 晟

(1.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 350007； 2.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福州 350007)

微塑料是指大小在1 μm～5 mm、不具有水溶性的固体颗粒或聚合物基体，根据其来源可分为通过工业过程合成的初级微塑料(primary micro-plastics)与在环境中经降解和破碎过程形成的次级微塑料(secondary micro-plastics)[1]。海洋中有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聚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和聚碳酸酯等7种常见的微塑料[2]。放眼全球海域, 无论是从近海到远洋, 从表层海水到深海，或是从赤道到两极,均能发现微塑料。作为一个拥有较长海岸线的国家，中国海洋环境质量也正受到微塑料的威胁。2016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监测结果显示，渤海、东海、南海表层水漂浮微塑料数量密度为0.29个/m2，海滩微塑料最高数量密度为1 028个/m2[3]。2014—2016年，中国海域的海鱼、海水制食用盐和商业双壳类动物都检测到微塑料[4]。病原菌和海洋入侵生物等容易将海洋微塑料作为载体进行跨海域传播，甚至直接或结合其他污染物形成复合毒性进入海洋生物体内，严重影响海洋生物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与身心健康[5]。当前，全世界正在加紧构建中国倡导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环境质量的高低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海洋微塑料的治理也引发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布特征、来源、行为作用过程及其毒理效应等方面。在微塑料分布方面，学者发现微塑料在海水、沉积物、海滩及生物多种介质中广泛存在[6]，可通过风力、洋流、潮汐等外力进行远距离迁移[7]并保持稳定的化学性质[8]，在近岸海域，潮间带微塑料密度最高，其分布受潮汐作用和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在远离人类活动的大洋和深海环境中同样也有大量微塑料存在，主要集中在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以及印度洋中纬度海域，北太平洋亚热带环流区更是素有“太平洋最大垃圾场”之称[9]；科学家们在人迹罕至的海域也发现了微塑料污染物[10-11]。微塑料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生产与生活中塑料垃圾的随意丢弃。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微米级塑料是水环境中微塑料的来源之一[12]；生活污水中的微塑料主要是塑料微珠和纺织纤维。二是过往船舶塑料垃圾的随意倾倒。这些塑料垃圾会在水流、风力等的作用力下风化、脆化、裂变而形成更小的颗粒[12]。三是近海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后果。水产业漂浮装置中经常使用的泡沫聚苯乙烯由于老化、破损、破裂而成为塑料漂浮垃圾[2]。在微塑料的行为作用过程及其毒理效应方面，学者发现在海洋环境的长期作用下，具有疏水性的微塑料表面特征变得复杂，容易吸附一些有机和金属类化学污染物，并且会附着一些黏土颗粒、有机碎片、海藻、微生物等[5]，对生物体的存活率、生长发育、行为活动、生殖状况、基因表达等具有显著影响，引发海洋生物的致死效应、生长发育毒性、行为毒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基因与遗传毒性等6个方面的毒性效应[5]。

综上，目前有关海洋微塑料的探索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学界鲜有涉及海洋微塑料污染防范政策的执行以及公众配合层面[13]，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未见于报道。作为最重要的微塑料污染源头——“人”来说，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是海洋微塑料污染防范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鉴于此，本文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例，通过现场考察与线上线下问卷调查与访谈，探讨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希望能够为中国治理海洋环境、推进“海洋生命共同体”提供科学依据。

1 区域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区域概况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全省海岸线总长度4 559 km，居全国第2位，占全国的1/5。数据显示，福建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一、二类)比例为85.1%，全省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虽保持稳定，但在三沙湾、同安湾、诏安湾等局部海域检测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其中，国家考核点位优良水质(第一、二类)比例为80.0%，劣四类水质比例为12.8%[14]。自2010年以来福建海洋产业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15]。作为海产品养殖大省，福建每年入海的微塑料数量巨大，海洋微塑料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然而，由于没有系统的监测指标，目前对入海污染物的检测主要集中在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总磷和石油类等方面，基本未关注微塑料对海洋水质的影响，因此海洋微塑料污染数据仍未纳入监测范围，也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性。

1.2 问卷调查与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自在福建省沿海9个地区进行的“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与行为”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以及“公众基本状况”3个部分，涵盖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概念及危害的认知、对海洋环境情况的认知、生活中环保行为执行情况以及海洋环保活动参与情况等信息。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调查相结合、线下走访调查和线上远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每份问卷约耗时30 min，当场回收问卷。合计发放问卷743份，回收743份，其中有效问卷732份(线下343份，线上389份)，有效率为98.52%，调查问卷分布见表1。

表1 调查问卷分布

调查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分别占比38.1%与61.9%，年龄覆盖18岁以下至81岁以上，其中“18～30岁”“31～50岁”的中青年人较多，分别占比45.1%和32.5%。学历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公众较多，占比55.5%，其余为文盲(2.6%)、小学(7.1%)、初中(9.3%)、高中(13.3%)和中专(12.3%)。收入为一年所得的所有收入减去所有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收入为4 000元以下和4 001～8 000元等收入较低的公众分别占比49.3%和15.4%，收入为8 001～15 000元和15 000～30 000元等中等收入的公众分别占比8.6%和9.6%，收入为30 000元以上的收入较高公众占比17.1%。样本属性(表2)总体符合研究区域的基本情况，具有较强代表性。

表2 样本属性

续表2

1.3 研究方法

为甄别影响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因素，研究选取“日常生活中自觉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情况”(表征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典型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前文所述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特征3个维度(表3)。本文的数据类型都是离散数据，同时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定量分析。根据以上分析，建立海洋微塑料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模型，其基本函数为

(1)

式中：因变量是“日常生活中自觉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情况”，分别有3种执行情况，分别为 “很少或从未做到”“基本能做到”“始终做到”3个有序的等级水平；πi/πn表示日常生活中执行自觉减少塑料制品使用该种情况的概率，将“始终做到”作为参考水平；Xi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μ为干扰项。各变量的含义及赋值见表3。

表3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影响因素变量及赋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

2.1.1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概念的认知

问卷调查询问了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概念的了解程度，结果(图1)显示，表示“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受访者分别仅为7.0%和12.0%，30.9%的公众表示“一般了解”，却分别有33.7%和16.4%的公众表示“不太了解”与“不了解”，也就是说超过50%的受访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基本概念的认知尚处于模糊阶段。可见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认知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图1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概念的认知

2.1.2 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认知

当受访者被问到“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了解程度”时，表示“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受访者分别仅为6.4%和16.8%，43.3%的公众表示“一般了解”，而分别有26.5%和7.0%的公众表示“不太了解”与“不了解”(图2)，也就是说超过70%的受访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认知较浅薄。可见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认知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家距离海洋距离、获取信息渠道不畅等因素导致的。也有学者认为与公众受长期陆权文化思想的影响而缺乏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有关[16]，这也凸显了加强海洋微塑料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图2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认知

2.2 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

2.2.1 海洋环保教育和微塑料治理活动参加情况

在回答参加海洋微塑料治理的相关活动次数的问题时，表示“5次及以上”与“3～4次”的受访者分别仅为5.7%和4.1%，26.8%的公众表示“1～2次”，而有63.4%的公众表示“从未参加”(图3)。也就是说超过90%的受访公众几乎没有参加海洋微塑料治理的相关活动。可见公众海洋微塑料治理活动参与度不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强调的应完善当前参与方式，拓宽公众参与广度，以此增加公众参与海洋微塑料治理活动的积极性的建议[16]。

图3 公众参加海洋环保教育和微塑料治理活动情况

2.2.2 日常环保相关行为

在回答日常生活中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时，表示“很少做到”与“从未做到”的受访者分别仅为12.0%和1.8%，33.1%的公众表示“偶尔做到”，分别有38.8%和14.3%的公众表示“大部分时间做到”与“始终做到”(图4)，也就是说接近50%的受访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未能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塑料制品是海洋微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不在源头上减少塑料制品的排放，将不利于海洋微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

在回答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的问题时，表示“很少做到”与“从未做到”的受访者分别仅为16.7%和4.9%，26.2%的公众表示“偶尔做到”，分别有36.5%和15.7%的公众表示“大部分时间做到”与“始终做到”(图5)，这有可能与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呼吁进行垃圾分类的政策有关，各级政府要求公众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然而，从数据结果来看，公众环保意识仍不够高，“限塑令”与“垃圾分类”推进工作任重道远。

图4 公众自觉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情况

图5 公众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情况

2.3 公众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深入了解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认知程度的居民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及其成因，本文对公众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特征进行了多元 Logistic 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

2.3.1 个体特征

在年收入方面，有研究发现收入对深层环境保护行为有长期显著影响[17]；不过，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个人收入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18]。研究暂未发现公众年收入与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关系。

户籍也是影响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的重要因素。一般的研究认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对海洋环境的认知程度更高，调查结果未发现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公众在海洋微塑料行为方面有显著差异。

年龄方面，研究结果(表4)显示，“30岁以下”“30～65岁”的公众相较于“66岁及以上”的公众更倾向于始终做到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这或许与6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接触网络等媒体较多有关，新时代的环保思想和理念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传递给公众，因此中、青年人群的环保意识较高。66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和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易接受新兴的环保理念，环保意识淡薄，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较差。

表4 公众个人因素及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因素对行为的多元Logistic分析结果

学历方面，多数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环境保护行为更强，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保护意识越强，从而更愿意为环境保护出力。研究调查结果(表4)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公众相较于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公众在生活中更倾向于做到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这可能与调查样本中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多为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有关。中小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群体，知识面虽没有成年人广，但也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且中小学生对事物和理念的接受力强，行为可塑性高，因此，对中小学生进行海洋微塑料等环保宣传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对于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公众行为执行情况不佳的现象，之前有少数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高者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更加了解，而当前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仍然强调“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因此受教育程度高者更倾向于把环境保护的责任归到企业等污染主体，自身对保护环境的行为意愿减弱[19]。

2.3.2 家庭特征

个体的行为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家庭因素是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家庭特征的差异对公众环境保护行为可能产生显著影响[20]。但限于问卷调查对家庭结构性因素的测量较少，研究中对影响公众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探讨较局限，因此并未发现家庭特征对公众的海洋微塑料行为有显著影响。研究问卷发放对象为福建沿海设区市公众，该地区大多社会经济发达，交通通达度高，在心理上一定程度缩减了与海洋的距离，因此可能导致“家距海的距离”这一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但在调查过程中仍观察到有许多带着小孩的受访者更多地会选择日常生活中“始终做到”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经询问之后发现，其环保行为完成度较好的原因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榜样。可见家庭的环保教育对家长自身及家中小孩的环保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

2.3.3 认知特征

根据研究结果(表4)显示，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了解和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度是其对于海洋微塑料行为产生差异最显著的两个因素。对海洋微塑料危害了解程度高的公众相较于不了解其危害的公众在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方面完成度更好，即随着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认知的深入，他们在减少塑料制品使用等环保行为方面执行效果越佳。对海洋环境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同样也影响着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相对于不关注海洋环境相关信息的公众，关注的公众在生活中更加能够做到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也就是说，随着对海洋环境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的提高，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反应越积极。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了解和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度代表着其对海洋微塑料的相关认知，其认知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治理的大背景下自我环境身份的定位。斯代特等认为环境身份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亦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进而构筑环境身份模型，提出研究环境行为的两条路径: 环境身份-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身份-环境行为。在心理学取向的环境行为研究中，环境行为意向往往是环境行为实施的关键变量[21]，因此通过提升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水平对改善其环境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与讨论

1)福建省沿海公众总体上(81%)对海洋微塑料的概念没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受访者是通过本问卷才初次了解到“海洋微塑料”这一概念。只有46.9%的公众感知到了周围海洋微塑料污染的严重性，这与福建省沿海微塑料污染现状不符，且仅有22.8%的公众较常关注海洋环境相关信息，说明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及海洋环境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拓宽了解渠道来提高公众在行为方面的执行效果。除此之外，公众的年收入、户籍和学历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重要因素，多元Logistic分析发现不同年龄和学历的居民对海洋微塑料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其他因素对公众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福建省沿海公众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了解程度较高，大部分受访者(66.5%) 对海洋微塑料的危害有一定的了解。在调查中，受访者反映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除了直接影响海洋水质下降(84.3%)、破坏海洋生态环境(85.8%)、使生物多样性减少(73.9%)、影响渔业/海运等产业发展(70.9%)，还会通过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的肝脏系统(76.1%)、生殖系统(29.1%)、肠道系统(72.7%)、淋巴系统(42.2%)和神经系统(36.3%)等。近年来，受全球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福建省海域内海洋微塑料污染情况并不乐观，使沿海居民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微塑料污染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对海洋微塑料造成的影响有切身体会，因而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认知较为强烈。

3)经Logistics多元分析，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中的年龄和学历、认知特征中的对海洋环境信息的关注和对海洋微塑料危害的了解对于公众海洋微塑料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年龄方面中青年人(65岁以下)自觉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与老年人(66岁及以上)相比执行较好，说明中青年人环保观念更强，这也比较符合一般认识。在认知特征方面，对海洋微塑料危害了解程度高、关注海洋环境信息的公众在自觉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方面执行较好，说明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影响到其行为，认知程度越高，则环保行为执行状况越好。研究并未发现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行为存在对身边海洋环境污染变化的了解、性别、了解海洋微塑料的渠道数量的差别，这可能与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总体认知水平较低有关。当然，海洋微塑料认知行为差异及其成因并非仅对这13个因素进行简单的多元 Logistic 分析所能解释，本文仅做初步探讨，还有待下一步更深入的定量验证。

4)目前公众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和行为研究在国内开展得还比较少，对于在中国特定社会、经济与环境背景下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和行为还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基于732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福建省沿海居民对海洋微塑料的认知和行为现状、认知行为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考虑到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认知的地区差异性，若能将问卷调查的样点分布与不同地区的文化、宣传及治理方式叠加分析，则更为理想，受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将在今后继续完善。

3.2 启示和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提出提高公众对海洋微塑料认知水平和行为效果的建议：

1)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丰富塑料治理工作新模式。在法律和政策方面，通过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与实施 “水十条”“湾长制”，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渤海综合治理行动，发布“禁废令”，提升固体废物处理能力，构建陆海统筹的综合防治体系。改变“政府单一主体、政府主权”的旧模式，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以互信互惠为基础，形成以政府为主体，下放权力，使各个社会组织、企业、高校、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互沟通，献计献策，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减少海洋微塑料的产生。

2)加强海洋环境宣传教育，各级齐联动规范公众行为。运用互联网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途径和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创新。例如组织拍摄环境保护宣传片，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利用抖音、微博等新媒体网络平台宣传；利用传统媒体宣传，可以通过公益广告的投放、广播的宣传来扩大影响力；利用节日进行宣传教育，例如6月8日世界海洋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等相关节日，单位或者企业可以组织相应的晚会、宣讲从而营造保护海洋生态的氛围，来强化公众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进而提高公众的支付意愿。学校还可以以定期的班会、相应的模拟海洋污染实验来提高学生的保护意识。海洋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有益于规范引导公众无序的日常参与，使之规范化、有序化，完善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沟通途径。

3)促进塑料治理全民参与，多层面助力共建蔚蓝家园。公众是海洋微塑料治理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在保护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公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众除了应了解并响应国家政府号召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活中还需要贯彻环保意识，如对塑料垃圾进行合理分类、积极参与相应社区或单位组织的环保活动、出行日常减少一次性塑料使用、采用可多次循环利用的环保袋等。公众还应在时间和资金等多层面助力海漂垃圾治理工作，如在校学生提供相应的志愿时长支持、根据公众支付意愿定期投入海洋生态环境基金积极参与海洋微塑料治理活动等，共建洁净蔚蓝的海上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