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龙 高雯昊

1.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丰裕的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矿产资源作为天然财富，一方面其开采活动可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转化为长期资本，循环投资生产设施、弥补公共基础设施缺口以及提升当地居民福利水平，从而获得可持续回报。在工业化建设时期，这些拥有丰裕矿产资源的资源型城市承担了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与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战略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矛盾的是，现实中丰裕的资源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众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Auty提出了“资源诅咒”理论，即拥有丰裕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丰裕资源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现实经验发现，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为缓慢，例如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但资源禀赋相对较少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却很高，例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由于学术界就丰裕资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争议，Sachs和Warner实证检验了“资源诅咒”现象，发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性，由此学者开始就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进一步剖析。

就我国而言，资源型城市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面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强、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等一系列问题。201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确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地市级、县市级、县、市辖区），明确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引导各类城市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建立健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126个地市级资源型城市中有约70%已达到成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标准，且多为欠发达地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

基于此，本文以地市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验证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探究资源依赖对其他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资源依赖与政府决策之间交互效应对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本文贡献之处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多关注资源依赖导致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资源依赖导致的资源收益管理问题，丰富了“资源诅咒”的传导途径研究。第二，针对我国地市级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诅咒”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升了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丰裕的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争议，资源禀赋被视作国家发展的“诅咒”还是“祝福”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定论。Ouoba发现资源有助于国家实现人均收入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而Sachs和Warner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往往会导致该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和制度质量恶化，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无论是“资源诅咒”的提出，还是资源部门繁荣导致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与政府部门繁荣导致的“秘鲁病”（Peruvian Disease），都在论证着资源丰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经历了资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一致认为资源不利于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其相对价格长期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冲击挤出了制造行业。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研究的重点是资源丰裕国家由于对资源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如国家货币升值和排挤非货币可贸易商品。Brunnschweiler和Bulte发现资源依赖是导致“资源诅咒”效应的关键因素，对资源的依赖阻碍了资源丰裕国家通过经济多样化来抵御其他宏观经济冲击的风险。

已有研究发现我国部分资源型区域遭受了“资源诅咒”，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我国部分资源型区域存在有条件的“资源祝福”。国内学者关于“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但研究结论尚未形成一致。颜锋通过实证分析各省数据，发现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通过挤出效应、弱化制度质量等途径间接阻碍了经济增长。而张贡生和李伯德的研究指出，“资源诅咒”效应存在与否受多种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经济滞后是由经济结构、社会环境、制度体系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片面归咎于资源禀赋。孙大超和司明则从资源依赖度和资源丰裕度两个角度出发，衡量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没有得出“资源诅咒”效应存在的显著证据。

关于资源部门的文献多数侧重于研究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资源部门也会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Osmel和Juan将“地方性资源诅咒”定义为资源禀赋对资源开采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或环境的总体负面影响。近几年的文献开始较多关注资源依赖对资源开采地区的影响。美国1969—2014年间的资源禀赋对开采地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地方性资源诅咒”。Cust和Viale评估资源开采活动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区域溢出效应和地方政府的资源收益相关支出并不能得出存在“地方性资源诅咒”的结论。有学者考察了“荷兰病”造成的“资源诅咒”是否在加拿大的资源开采地区存在后得出结论，不存在适用于任何地区所有资源的普遍性“资源诅咒”。但有学者通过研究资源禀赋对非洲和亚洲资源开采地区的不利影响证明了“地方性资源诅咒”的存在。James和Aadland研究美国的“地方性资源诅咒”情况，比较了资源丰裕的怀俄明州和资源依赖性较低的缅因州，发现“地方性资源诅咒”的存在。同时，资源丰裕阻碍了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产生不利影响。对“地方性资源诅咒”的研究通常集中于比较国家内部资源丰裕和资源贫乏区域之间的差异，确定“诅咒”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诅咒”如何表现。“地方性资源诅咒”表现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效率降低、腐败增加和冲突加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资源诅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丰裕的自然资源才能刺激经济发展，但在持续开采后，资源型地区出现了经济结构单一、政府治理水平低、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现象，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丰裕的资源无法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在经济方面，蓬勃发展的资源产业不仅会争夺生产要素，导致当地生产结构过于单一，无法抵御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冲击，而且会降低对制度控制的要求，影响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导致经济治理的低效率。在政治方面，资源依赖为挪用资源收益、寻租行为、政府腐败等政府异化行为创造了空间，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社会方面，资源部门的繁荣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同时还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环境方面，早期粗放的资源开发模式造成资源型地区面临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虽然现阶段加强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但资源型地区仍旧面临生态补偿困难、生态修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地方性资源诅咒”主要是关注资源依赖对开采地区的影响，无论其是否影响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从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讨论资源依赖对资源开采地区是否产生不利影响。“地方性资源诅咒”效应使资源丰裕地区的表现比国家的总体趋势更差，资源依赖会对资源开采地造成大于国家整体水平的不利影响。虽然对“地方性资源诅咒”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资源依赖对经济的影响，还应该包括其对政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研究样本为我国地市级的资源型城市，以及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数据的统计局限性，本文主要讨论资源依赖对我国地市级资源型城市经济方面的影响。基于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H1：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即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

（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分析

资源依赖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通过“荷兰病”机制产生，“荷兰病”是资源部门扩张对其他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行业的挤出效应。从要素挤出效应维度来看，依赖资源、集中发展资源开采或粗加工业会形成对高素质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挤出效应，进而阻碍产业结构转型。从路径锁定效应维度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而言，依赖资源优势单一发展资源类产业容易使城市经济系统深陷原有产业结构所带来的“特定”困局。“荷兰病”理论上也可以在资源开采地区发生，资源部门的繁荣和收益的增加会导致这些地区价格水平发生变化与要素重新配置。由于资源部门的繁荣，收入水平的上涨将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抬高其价格，导致制造业的收缩。虽然劳动力转移或失业率降低可能部分抵销工资的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将相对高于以前水平。同样，要素转移效应可能在资源开采地区起作用，将生产要素从非资源部门抽走，从而挤出非资源部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通过“荷兰病”机制产生，即存在资源型城市的“荷兰病”效应。

学术界较多关注资源部门的繁荣对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但资源部门繁荣对政府部门造成的影响也应该受到重视。由于资源开采收入未能投入到有助于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从而无益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导致产生“秘鲁病”效应。Maldonado和Ardanaz认为，政府的资源收益管理能力对提高公共部门服务质量的影响非常重要，良好的收益管理能有效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通过合理有效的资源收益管理，能将资源收益充分有效利用，并转化为长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让资源开采惠及当地居民。但资源开采活动为政府带来的大量收益也会对治理能力和制度质量产生更高的要求，资源禀赋为寻租行为提供了诱因，不利于资源收益的合理使用。大量资源收益使得当地政府过度依赖矿产资源收益，从而降低对治理质量的要求并减少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压力，进而限制良好治理，使得公共收入分配效率低下，大量资源收益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导致发展结果不理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通过“秘鲁病”机制产生，即存在资源型城市的“秘鲁病”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为考察资源依赖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验证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否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本文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将各控制变量添加到模型（1）中，可得最终的面板回归模型：

2.为验证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否存在“荷兰病”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3.为验证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否存在“秘鲁病”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I×RD为政府干预程度与资源依赖度的综合作用，各变量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荷兰病”效应是通过挤出制造业直接影响资源开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秘鲁病”效应是通过政府投资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故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源依赖度与政府干预程度的交乘项。

4.为了更好地反映各传导机制的重要程度，本文通过控制变量与资源依赖度的关系表现传导途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有GDP总量、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人均GDP增长率等。本文选用地市级资源型城市全市范围内当年GDP总量的自然对数（LN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如果资源依赖度与GDP总量的自然对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则说明资源型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反之则不存在。

2.解释变量

由于勘探业和采掘业的技术进步，政府和企业在探勘方面的不断投入以及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化，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矿产种类、储量和市场估值等波动很大，造成资源依赖度指标在实际研究中无法准确度量。一些学者通过初级产品出口额占GDP总额的比重、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采掘业职工收入占地区职工总收入的比例、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等指标，度量一个地区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这些度量指标与GDP数值相关度较高，使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资源依赖度容易被错误估计。另外，解释变量为GDP相关指标时容易出现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资源的开采不仅与资源储量有关，而且与开采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矿产资源开采前期投入大，机械设备重置成本高，在开采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采矿业从业人数可初步反映资源依赖度。因此，本文借鉴邵帅和杨莉莉的做法，采用采矿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对资源依赖度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除重点考察上述核心变量外，本文列出表1中的六个控制变量。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时间序列的要求，研究时段确定为2004—2019年。本文对《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所划分的262个资源型城市进行了筛选，由于资源型县级市、县（包括自治县、林区等）、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统计数据缺失较多故予以剔除，另外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剔除时间跨度范围内行政范围出现调整的城市。最终，筛选出114个符合条件的资源型城市，共1824个观测值。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2005—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利用城市统计公报加以补充。为消除样本离群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对部分变量进行了99%和1%分位的缩尾处理。

为初步了解研究样本数据的整体状况，避免数据异常值干扰实证结果，在实证分析前，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各变量数据标准差较小，整体数据较为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各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度差异较小，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表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一）资源依赖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由表3可知，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说明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列（1）中，变量RD的系数为-4.48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列（2）—列（7）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资源依赖度系数有所上升但仍旧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与H1相符，即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在加入GI控制变量的列（4），RD变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对资源依赖在经济方面的抑制作用有较大缓解效应。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列（7），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为-1.9893，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在列（7）中，FAI、HC、GI与SI变量系数均为正值，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与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而MI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资源型城市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并不会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表3 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荷兰病”存在性分析

根据表4所示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列（1）中，资源依赖度对制造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12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制造业发展水平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与H2相符，资源型城市存在导致“资源依赖”的“荷兰病”机制。列（2）—列（7）中分别加入物质资本投入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资源依赖度系数仍旧显著为负，说明资源型城市对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其中政府干预程度对制造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资源型城市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有利于制造业发展。

表4 “荷兰病”存在性的回归结果

（三）“秘鲁病”存在性分析

表5显示，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资源依赖度与政府干预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5081，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的提高会阻碍当地政府投资额的增加，加入控制变量后即列（2），RD的系数仍显著为负数。列（3）结果表明，RD估计系数为-2.356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资源依赖抑制经济增长。交互项RD×GI的估计系数为2.8131，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资源型城市而言，政府投资的增加可有效缓解资源依赖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因此，实证结果拒绝了H3，无法证明我国资源型城市存在导致“资源诅咒”效应的“秘鲁病”机制。在资源型城市中，随着资源依赖度的提高，当地政府投资会相应减少，但通过政府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资源依赖带来经济方面的不利影响。通过控制政府投资可以加强资源收益管理监督，完善制度控制体系，使资源收益相关支出更加科学合理，提高资源收益使用效率，缓解资源依赖的不利影响，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表5 “秘鲁病”存在性的回归结果

（四）传导因素分析

由表6的结果可见，在所有被解释变量中，物质资本投入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与资源依赖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为资源型城市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因素。制造业发展水平显著为负说明采掘业发展已经对制造业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在投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开发利用会挤出其他产业的投入量，导致资源型城市表现出“荷兰病”效应，与H2相符。科技创新投入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采掘业发展不利于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但其系数绝对值较小表明其影响效果微弱。资源依赖度与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虽表现为正相关，但不显著，不能说明资源开发能否带动人力资本投入。

表6 “资源诅咒”效应传导因素分析的回归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1.分类型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务院2013年11月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本文研究样本114个资源型城市进行划分，最终确定成长型城市14个、成熟型城市62个、衰退型城市23个和再生型城市15个。

由表7可知，列（3）—列（8）中，RD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资源依赖度对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总样本一致，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而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最小且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于成长型城市资源开发处于上升阶段，资源保障潜力大，经济社会发展后劲足，在此背景下提高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促进作用。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最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再生型城市是资源型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区，基本摆脱了资源依赖，经济社会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此时提高资源依赖度只会对经济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

表7 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分类型回归结果

2.分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现行分类方法，对本文研究样本114个资源型城市进行划分，最终确定东部资源型城市26个、中部资源型城市50个和西部资源型城市38个。

由表8可知，列（1）—列（6）中，RD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资源依赖度对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总样本一致，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其中东部资源型城市的RD系数最大，这得益于东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故提高资源依赖度对东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利影响最大。中部资源型城市的RD系数最小，是因为中部资源型城市资源储量丰裕，重工业基础雄厚，资源依赖对中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利影响最小，存在较弱的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

表8 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分区域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

本文使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因为人均GDP不仅能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在表9所示的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与本文研究H1一致，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

表9 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人均GDP影响的回归结果

2.变更实证检验方法

为消除模型误差项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进行估计，重新检验相关的假设内容。表10所示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与本文研究H1一致，自然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

表10 自然资源依赖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OLS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114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资源依赖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存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2）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通过“荷兰病”机制产生。资源禀赋促进了资源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导致资源型城市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形成单一的产业结构，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在资源型城市中，无法证明资源依赖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通过“秘鲁病”机制产生，政府投资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的“资源诅咒”效应。（4）资源型城市在经济方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主要是通过其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制约物质资本投入水平、科技创新投入水平等间接传导机制共同实现的。

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合理有效地管理资源收益，发挥资源优势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多元化发展产业。一方面是统筹规划区域产业布局，降低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应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实现资源产业的纵深发展。实现资源型城市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削弱资源部门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出作用，减轻“荷兰病”机制的不利影响。（2）优化资源收益管理制度。应逐步推进科学高效的资源收益管理，实现资源收益有效利用。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提高资源型城市采掘业透明度。国际社会在21世纪初期提出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其目标是通过提高采掘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来加强治理。故可以充分汲取这一倡议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完善在资源收益管理方面的政策，提升我国矿产资源收益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