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苗苗

關鍵詞：嘉道；郭麐；文法；美學趣味；動因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清代乾嘉道時期著名詩人、詞人，其作品甚富，詩、詞、文各類文體皆有成就。其文集包括墓志銘、碑銘、行狀、行略、附志、傳、啓、序、後序、記、祭文、雜物器銘等類型，總而稱爲“雜著”。其文論著作主要見於《靈芬館雜著》《靈芬館雜著續編》《靈芬館雜著三編》等。他被時人目爲風靡一時的桐城文派中的一員，贊其“文雅潔奥麗，造意遣詞，蔚然成采”(1)(清)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王水照：《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259頁。，駢文被視爲可與袁枚領銜的清代駢文八大家相媲美。(2)(民國)易宗夔：《新世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學界雖對其詩、詞的研究較多，但頻伽文也是嘉道時期文壇令人矚目的宏文，並構建了卓然自立之文法理論。

一、 頻伽文法

(一) 師法對象：“不屑拘守近人八家之説”

桐城文派在清代標榜“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3)(清)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轉自(清)蘇惇元：《望溪先生年譜》，“康熙三十一年”條，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姚椿謂其“以韓歐之文，達程朱之理”(4)(清)姚椿：《國朝文録自序》，(清)葛士濬：《清經世文編續編》，卷五學術五，清光緒十四年鉛印本。。桐城古文家將歐、韓作爲宗法對象，以治宋儒之學，提倡文道合一的文學傳統。郭麐大抵以唐人爲宗，却能“上溯漢、魏、六朝，而下沿乎宋、元、有明、國朝諸家”而“不屑拘守近人八家之説”(5)(清)張青選：《靈芬館雜著序》。按：本文所引郭麐作品及他人序郭文者，皆出自上海圖書館藏(清)郭麐撰、許增重訂《靈芬館全集》，清嘉慶至道光間(1796—1850)娱園重訂刻本。，可見其文師法對象的包容性。

郭麐將唐文作爲主要的師法對象，首先表現在對唐文的鍾愛。郭麐曾對宋姚鉉所輯《唐文粹》一百卷詳加審閲，搜輯各家别集以及碑銘石刻補遺，十七類成《唐文粹補遺》二十六卷，以求集其大成，供學文者由溯及源研習。雖郭麐補遺《唐文粹》之初衷乃廣泛搜羅文章體例，實則體現他對文章在體例、文法等多方面的體察，“徵義理者以變格爲達言，篤訓諭者以修辭爲讏説”，並非簡單地標榜一代，而是有所指歸。(6)(清)郭麐：《唐文粹補遺》，《靈芬館雜著續編》卷二。他以代變觀將唐文一分三變，樹立唐文“體沿前代，而風樹本朝”之風采。

其次表現在郭麐對韓愈和柳宗元的褒揚。在序《唐文粹補遺》中，郭麐將唐初、中、晚作爲唐文變化軌迹的三個時期，他對於改善靡孅文風而創制宏麗的初唐文有“揚之而未宏”的遺憾，對於遭值末世文風而無“巨才”——缺乏那個時期的文學領袖亦有微言，唯獨對以韓、柳爲代表的中期唐文頗加贊賞：他們提倡的古文運動，受時人推崇而“一時從風”者衆多，形成既有文壇領袖與羽翼佐之、又有豐碩理論和實踐的群體。據此，他提出學文當自學柳、學韓始，“僕嘗謂唐人文當先學柳，而後韓”(7)(清)郭麐：《答欽吉堂書》，《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八。。世人將韓、柳並稱，韓在柳前，多見學者對二人評騭的先後。郭麐則認爲學文先自柳入，其因有三：一是柳宗元“早識爲文之門户”；二是柳氏少時所作多從六朝初唐，“遵此以入，無浮易淺弱迂繆冗長之病”；三是柳氏雖沈醲醇厚之氣不及韓愈，但“法度森列”(8)(清)郭麐：《與汪已山書》，《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總體而言，柳文無浮華之病並遵循法度，故郭麐認爲初學文者當從柳文始。對於韓愈，郭麐當然心嚮往之，將其列爲“古豪傑之士”之首，“落筆只學昌黎韓”雖有誇張之嫌，却表明郭麐對韓愈的接受情况。

誠然，在當時對唐文的熱衷可謂環境使然，校正唐文的文學活動較多。同門陳用光云：“余少時嘗編集韓門弟子爲一帙，後至京師，校《全唐文》，又别録皇甫持正文爲一帙，時時省覽。”(9)(清)陳用光：《郭頻伽續刻文稿序》，《太乙舟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493册，第363頁。陶梁則是官方編校《全唐文》的代表。即使如凌廷堪不同於桐城之人，亦對唐文代表韓愈的“戛戛獨造”予以肯定。(10)(清)凌廷堪：《書唐文粹後》，(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90頁。郭麐言“嘗論文之爲體，當自漢始”(11)⑧ (清)郭麐：《與汪楯庵論文書》，《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對古文上及《左傳》《國語》和諸子之文的做法稍有微辭，他説：

周、秦以來，其記事者史之流也，其篡言者子之流也。後之作者，依是以求。《左傳》《國語》《國策》，或事或言，而其意主一代之典章，人物論議與其攻奪譎詭之術附於史也。老、莊、列文，各以其學爲説，備一家之言以詔後世，狹而不可通，拘而不可化，所以别爲子也，皆非有意於文。⑧

他認爲史家、諸子之文，更趨於有意服務政教需求，未真正具有將文作爲獨立文體的意識。同時，因時代久遠，即使在當時通曉無暢的作品也會因“音義舛駁”而失傳，且加之“缺編簡脱，又復亂以諸儒之説”，可信度大打折扣。據此，他極其稱賞蕭統《文選》之文自漢始的卓識。他對六朝文給予了支持，區别於清人“不得著一六朝人語”的態度。(12)⑤ (清)郭麐：《答欽吉堂書》，《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八。劉勰曾言六朝詩歌“儷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13)(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67頁。，此類傾向更反映在六朝文章的創作中。孫德謙道：“嘗欲選輯六朝人文，取其通體不用聯語者匯成一編，以示規範。今録一篇於此，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此篇竟同散文，幾無偶句，但究不得不以駢文視之。蓋所貴乎駢文者，當玩味其氣息。故六朝時雖以駢偶見長，於此等文尤宜取法。”(14)(民國)孫德謙：《六朝麗指》，莫道才著：《駢文研究與歷代四六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514頁。而當時的文論巨制《文心雕龍》亦將駢偶句法作爲基本要素，可見六朝文在句法上的顯著特色。在清代，特别是桐城派將駢儷之句作爲古文大戒，因此對六朝文多所排斥：

駢體文字，以六朝爲極則。作斯體者，當取法於此，亦猶詩學三唐，詞宗兩宋，乃爲得正傳也。《易·系辭》云：“物相雜，故曰文。”蓋言文須奇偶相生，方成爲文。然則文章之道，語其原始，豈轉以駢偶爲體要乎？自唐昌黎韓氏創造古文，學者翕然從之。於是别爲名家，遂與六朝駢文作鴻溝之劃。其甚者，執東坡八代起衰之説，卑視六朝，黜爲俳優。(15)《駢文研究與歷代四六話》，第502頁。

而郭麐却道：“有謂古文，不得著一六朝人語；有謂古文，當由宋人入手。僕皆不謂。”⑤他對當時習古文者不屑於六朝文與學文專從宋入的做法表明了自己不同的態度。縱然，此説與郭麐認爲學古文者從學唐文入手息息相關，但他所説並非抹殺唐前之文，特别是在對待六朝文的態度上。他又道：

詩至六朝，誠有繁縟骫骳之習，乃氣運使然，若其文則宏博巨麗。即韓柳，何嘗不從之出？至其變，而復古，亦不得不爾。此豪傑所以自立，而不可遂抹殺前人，以爲六朝無文也。(16)(清)郭麐：《與汪楯庵論文書》，《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

唐韓愈《薦士》曾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17)(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28頁。，來説明六朝時期詩歌多浮辭濫調之症，後人多以此評價六朝時期的總體文學風貌。郭麐則更注重的是六朝文在文章發展歷程中獨具特色的時代氣息，以及這樣的時代氣息帶來的正面的能量對後人所産生的積極影響，而他對六朝文的態度亦影響了其後鄧繹對六朝駢文上承《詩經》中《國風》《小雅》的“異流同源”之説。(18)(清)鄧繹：《唐虞篇》，《藻川堂譚藝》，清光緒刻本。因此，六朝文的宏富巨麗對唐代韓、柳文學復古的影響，無疑是郭麐肯定六朝文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 “通變”爲文章之所貴

“通變”是文學批評中常見的範疇之一，“通”意爲會通，“變”則指適變，合之是討論文學發展中繼承和革新的問題。六朝時期劉勰曾作《通變》專篇探討這一問題。劉勰的通變説既非簡單地追求新變，也非盲目地追求復古，而是要求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賦予文學永恒的生命力。其實，桐城文派對於唐宋八家的推崇，仍是一種通變的表現，今人吴孟復便認爲桐城文派將重點放在“通”，即文學的繼承問題。他説：“‘桐城派’對韓、柳的繼承，主要是繼承他們反對浮華的駢文，力求用白描的、簡潔的語言來抒情達意；同時，也繼承了韓、柳對於文學革新的精神。”(19)吴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頁。而其“變”，較爲明顯地表現在對時文的關注以及對八股文的改革。

郭麐曾就梳理清代中葉以來桐城文派與乾嘉學派之争的現狀提出了“所貴文章之士者在通其變”的觀點(20)(清)郭麐：《朱鐵門文稿序》，《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四。，郭麐的通變觀乃“以古爲程，自已而出”(21)(清)郭麐：《劉芙初尚絅堂集序》，《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四。。具體而言，“以古爲程”是“通變”之“通”的闡釋。前人便有云：“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22)(清)黄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71頁。郭麐對於“以古爲程”深有體會，他的復古觀念受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但更重要的當屬他對前人文學成就的尊重。他從源尋流探索，上至漢魏、六朝，下至元、明、清的文章獨到之處，來進行自身師法對象的整合，皆是他對前人文章尊重的體現。因此，“偭規背矩”漠視前人文學成就的做法是他不認同的，於是在自己的習文中，朱春生所言郭麐文章“力避凡近，獨追古初”(23)(清)朱春生：《靈芬館雜著續編序》。，使文體能尊而不褻，也爲他實現“以古爲程”做好堅實的文學思想基礎。

“以古爲程”固然是爲文之前提，但“自已而出”顯然更能突出郭麐通變觀的重要性。他曾以印刻喻詩文：

浙人自丁敬身精研篆隸於印刻，專以漢人爲法，後之作者奉爲規矩。吾友陳秋堂恪守其説。曼生天才亮拔，宗師其意而少變，其體跌宕縱横，時出新格。秋堂始頗不然，後乃服膺。竊謂刻印雖小道，亦猶詩文，然偭規背矩固不可，但循規矩而不知規矩之外，則亦無爲貴作者矣。(24)(清)郭麐：《曼生存印記》，《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六。

此段話雖是郭麐論治印之言，但也同樣顯示了他對於“通變”的看法。正如郭麐在評論張惠言之文時所説，其有一類學韓愈之文，但因“規畫步驟”而“時患太似”，因此有“鈎鈲摘抉之迹”的遺憾。(25)(清)郭麐：《張皋聞茗柯文後序》，《靈芬館雜著》卷二。此正所謂陳鴻壽對郭麐所説“凡詩文、字畫不必十分到家”方見天趣的論調。(26)(清)陳鴻壽語，(清)郭麐：《祝雲橋遺詩序》，《靈芬館雜著續編》卷二。“到家”則模仿太似，穿鑿附會者亦皆有之；“不必十分到家”則有自我的存在，有自我的發揮，方有自身性情旨趣的生動。因此，“我”的介入，是郭麐通變觀的關鍵所在。

嚴迪昌先生認爲郭麐時刻在“維護藝術個性的獨立存在”，因此才會出現“他在各種文藝問題上始終堅持有‘我’之説”(27)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2頁。。“我”的介入，直接表徵需“卓然自樹立”，有異於他人之處。越州南鎮之山雖與其他諸山大小無異，但氣勢“獨傑然”，郭麐認爲詩文創作需要如南鎮之山一般特立獨行。(28)(清)郭麐：《屠孟昭詩序》，《靈芬館雜著》卷二。因此，評文時多對能卓然自立者表示贊許，並以豪傑之士稱之，如評黄庭堅因不蹈襲他人之字句而“卓然名一家”(29)(清)郭麐：《書山谷詩鈔後》，《靈芬館雜著三編》卷七。，稱許張镠“子貞所以爲子貞，亦子貞所以爲詩之本也”特立獨行的面貌(30)(清)郭麐：《張子貞詩序》，《靈芬館雜著續編》卷二。，等等。做到“卓然自樹立”，多需要在遣辭選格、安章宅句上有自己的特色，即形成自身的文章寫作規模。

(三) 文章“必肆然後醇”

郭麐《題李介夫編修如筠蛾術齋集》中道：“古來能文章，必肆然後醇。”(31)(清)郭麐：《靈芬館詩初集》卷四。並多次提及文章之“肆”和“醇”，如評價袁穀芳文章“先生肆而醇，老筆破天梏”，又道“一代文章醇肆間”“實學無饾饤，真文有醇疵”等。(32)(清)郭麐：《寄袁實堂先生榖芳二首》其一、《論書絶句十三首》其一、《梅史客於琴鄔所，餘數往省之。琴鄔圖三人者，名曰“説詩之圖”。説固不必，皆詩也，恐世人不知，仍爲詩以聲之》，分見《靈芬館詩初集》卷一、《爨餘集》、《靈芬館詩二集》卷十。可以説，“肆”與“醇”爲郭麐文法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使文章達到“必肆然後醇”的境界，郭麐認爲：

第一，文章語言奇辭怪偉，但不搜求隱僻、剥割字面。

郭麐注重文章語言的獨特性，對於語言自具特色的創新頗具好感。而在實踐過程中，爲求獨特不因襲，常常取冷僻之辭章的情况發生。唐韓愈曾針對六朝駢文提出“文從字順各司職”的主張(35)(唐)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愈著，劉真倫等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575頁。，力主文章暢達、文字準確表達意思。然而，却也因此偏於冷僻奇險的傾向。但郭麐對韓愈心折於樊紹述的聱牙詰屈表示理解，其原因在於語言的奇辭怪偉只要“皆自胸臆間噴薄而發”，而非偏執於字句的晦澀便可。因而，他欣賞朱春生爲文“主於達其所欲言”“獨抒己見”的語言(36)(清)郭麐：《朱鐵門墓志銘》，《靈芬館雜著三編》卷一。，却對黄安濤因爲字句的原因使讀者對文章“不能通其意”而不滿。(37)(清)郭麐：《與霽青論文書》，《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八。

郭麐對搜求隱僻、剥割字面的語言運用來體現文章創新性的責難，與當時崇尚古學的風氣相爲關聯。崇尚古學者，“多欲受奇字於元亭，求異書於汲塚”(38)(清)朱春生：《靈芬館續刻文集序》。，是乾嘉學派考據盛行的主要表現之一。郭麐對於篤學嗜古、窮覽典籍的乾嘉學派並無多大異議，但如若學問僅僅埋頭於諸如“蟲魚草木注疏之説”，顯然是耗殆時光的行爲，於文章有害無益。(39)(清)郭麐：《雙溪物産疏序》，《靈芬館雜著續編》卷二。所以，文章的語言具奇特怪異之美，但習文時剔取先秦兩漢不習見之字，又雜取字書隱僻之解，於文章便是支離斷續，晦澀仄塞，乃不可取。

第二，文章須造平淡之境而非古淡之境。

郭麐道：“近有倡爲古淡之説，至五言不過四韻，作古文不過二三百字，讀之索索無氣。”(40)(清)郭麐：《靈芬館詩話》卷一。“平淡”與“古淡”意義相近，皆有平實、樸素之意。但在郭麐觀念中，兩者實有區别。“古淡”之“古”主要是追求古法、爲平淡而平淡，有做作之嫌，因而讀之寡淡無味。“平淡”之境，或者通過娓娓道來的樸實簡素的語言達到淡雅的境界，或者通過韓愈所謂“艱窮怪變得”來打造平淡之境，此平淡之境顯然不是“俗儒競識字”的文字遊戲可創造，是語言既奇又妙，表達渾然天成形成的流暢文字，一讀便知平常之事，但平素之中又藴涵味道，方是“醇”之意義所在。而這一點與郭麐詩歌理論中的“清而腴”有相通之處，嚴迪昌先生曾認爲郭麐詩歌的表徵是“辭達”“不欺志”，其“作詩的目的就是快意”(41)嚴迪昌：《清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904頁。，語言自然清新、平易流暢，感情深厚、内藴豐富而達到韻味有致。

不難看出，郭麐對於文章“肆而醇”的理論要求多是受追求語言上的行文規範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定的文章風格。

二、 頻伽文的美學趣味

縱觀頻伽文，其美學趣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中：

(一) 旁觀式叙事

旁觀，是叙事者以旁觀者的身份如實記録事件的經過，這種視角具有較强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以《族祖父漢沖公權厝志銘》中的一段文字爲例：

歲暮余在泰興，未即歸，母往視阿姊家，生母獨與一弟一妹居。中夜然一瓦燈，弟讀書其左，妹學繡其右。母以錫箔粘紙，鋌得一千可供明日一炊。紙窗破碎，風怒號如虎。三更後寒益甚，手指皆坼裂流血，弟妹寒且倦。有泣者，回首見公坐室隅未去，眥盈盈欲淚下。問翁何尚不歸寢，公曰：“見女母子如此，我寢寧甘耶？阿玉歸當令見之，恐未知母苦如是。”

他以旁觀者的身份寫寒冬一家貧寒的生活點滴。首寫寒冬夜裏，母親與弟妹在昏暗的燈光下各自忙碌的情景，後鏡頭轉换至屋内的紙窗，並由此轉爲聽覺，繼寫屋外寒風，緊接由較大場面的描寫轉爲手指流血的特寫，再由哭泣聲寫族祖父對郭麐一家的疼惜，最後以一問一答收尾。總體而言，寫事物均進行簡單的勾畫，寫人物動作、語言亦不講求精雕細琢，整個事件用極爲簡潔的筆墨交代。郭麐以一種不帶感情的旁觀者身份客觀叙述，但事件本身藴涵巨大的情感力量，他對家人的感情已不經意地流露。

這一特點主要集中在郭麐所寫傳、行狀、墓志、記等文章類型中，如《屠孟昭詩序》開篇先寫越州山水之美，它的美並非通過語言的優美組合給人身臨其境的切身感受，而是突出南鎮諸山的氣勢獨傑然，體現與衆不同。緊接論屠倬及其爲人，以旁觀者的身份寫他的成長，但字句中不免讓人將屠倬其人其詩與越州南鎮特立獨行諸山進行聯想。再如爲徐稼廷、萬承紀、汪家禧等人的墓志或行狀，在着重寫傳主事迹時，亦採取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白描旁觀法叙事，但字裏行間還是能體會作者的情感傾向。

旁觀式的叙事，郭麐主要通過以下三點細節處理表現：一是叙述語言平易簡潔。如前所言，他的寫實更多的是通過簡單的勾勒，用簡潔的語言表達，而非精雕細刻或者濃重筆墨。二是情感力量飽滿而不顯露。很多作者在寫文章時會運用排比、比喻、反問等修辭方式，來達到呈現自己某一種感情取向的目的。而在郭麐的文章中，却很少見到這些修辭方式，更多的是流暢平易的叙述中細細品味隱含的情感，他已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入到客觀的、具體的叙述中。三是儘量還原當事人的原話。如《生母附志》寫生母人品事迹，並非由郭麐直接進行叙述，而是通過大篇幅引用太夫人原話——以一位長期生活在一起的長輩的角度來看生母勤勉德婉的一生，平實可信，更具説服力；又如《清故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中金光悌勸郭麐繼續舉業之事，也是直接引用其原話，將金光悌寄予的希望清晰明瞭地表達出來，更具客觀性。

(二) “平易近人，情深文明”

郭麐文章曾出現了刻意求工轉而平易情深的寫作變化過程，可見在乾嘉文風影響下，郭麐亦不能不受其影響。“平易近人，情深文明”雖是好友朱春生對郭麐文章的稱許之辭，但確實是頻伽文的美學趣味之一。郭麐爲友人作書、序、行狀，爲亡友作墓志碑銘等，有的文章具有旁觀式的特點，有的則也將强烈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

墓碑志之文，一般包括序、銘和碑刻。“序”多記述墓主的姓氏名諱、籍貫、官職、生平、功績等，“銘”則多用韻文形式對墓主贊頌。羅列墓主的德行事迹是其固有的文體模式，在文人的實際寫作過程中可能出現溢美而不稱惡的情况。但作爲身後之文，能否稱爲佳文，起碼要符合真實的要求，因此“美而實”是判斷墓碑志文優劣的重要法則。郭麐的這類文章，便多符合這一要求。他一般從墓主最打動自己的生活點滴開始寫起，如《亡友徐江庵墓志銘》：

余少跳蕩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爲今所謂時文者，群目以爲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敝裘，要以下縫皆坼裂，病畏風，氈帽壓耳，納一卷袖中，袖掩其口，叩門剥剥，然問之不言，心知爲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迹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窮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酒逋博進，囂凌户外，若不聞也。貌豐，下善談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爲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争者。然聞人詬餘，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詬君。嘗曰：“子厚自待，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自於虖，古所稱知己。”

上文緊抓徐濤少言性善的性格特徵，並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和細節描寫展現：雪夜敝履踏訪敲門不語的細節，將徐濤少言寡語呈現，但當他引卷談藝時却也能聲色抑揚；當他人詬病郭麐時，性善的徐濤亦能“憤見於色”，等等。通過這些帶有對比的細節描繪，一個少言寡語、於物不争却又愛恨分明、不吝護友的徐濤躍然紙上。同時，在徐濤來訪不作言語而郭麐便知來人是誰的細節中，二人由於感情深厚而形成相互之間的默契呼之欲出。正是因爲將日常交往中的微小細節用質樸真誠的語言表達，才顯得更爲真摯。金勇曾云，讀郭麐文章能“知君之心，服君之誠，感君之深”(42)(清)金勇：《靈芬館續刻雜著序》。，可謂的論。

一般來講，墓碑志之文多以叙事爲主，當然不乏議論，在唐韓愈時這類文章便時常出現。郭麐墓碑志之文亦有議論，如《沈集元墓志銘》開篇便議論科舉之事：

科舉之學，甚矣。自童子試以至鄉舉進士，發名成業爲大官，所試程度雖愚不肖，皆可習而能也。而高明犖之士，或有不得，或十年數十年。其學不同，所主試之人又不同其程度。然人莫不頫首抑氣，竭智力。而爲之者，貧賤之士，他無所由，委折趨赴。亦有一二自信者，亦遂得之，世以爲能。而顛踣頓撼，遂有老死而不知止者，其愚不肖則已矣。有可以自立者，而沈没於此，大不可哀乎！

雖爲好友所作墓志文，開篇便言科舉而不言沈大成，這段議論的文字却提領全篇，並在後文對沈大成的介紹中穿插始終。沈大成屬於屢試屢敗又屢敗屢試的典型士子，並堅信自己的學識終能在科舉之業中有所得，“日夜治其業”而病重，最終不治身亡。可以説，科舉之業貫穿沈大成的整個人生軌迹，它是沈大成生活與學問的動力，亦是走向人生終點的劊子手。但是，這種議論又是相對有節制的，即“宕而有制”。

陳斌在序《靈芬館雜著》時説：“古今學者之文，制而不宕。才者之文，宕而不制。不制不宕，其文中庸。”並將郭麐的文章歸置於“宕而有制”(43)(清)陳斌：《靈芬館雜著序》。一類。因此，這是一種抒情性極强的議論，議論與抒情的交叉使得讀者能深刻感受到墓主的悲情與作者的沉痛。在《鄭弱士墓志銘》《詩僧漱冰塔銘》《清故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等文中，我們都能找到不少這樣的例子。

(三) 散文詩化

郭麐的散文會運用詩化的手法，使散文散發詩味詩意詩情，因此具有散文詩化的傾向。且看以下文字：

山水之樂，友朋之歡，離合聚散之感，動於中而發於言，人情所不能己者乎。西湖，天下之名山水也。羈旅之日，春盡之朝，放舟延緣，折簡招客。於時新樹皆緑，孤花猶紅，白雲忽起，滃勃浮運。少選之間，四山盡失，湖雨乍歇，倒影入舩。蒼翠萬狀，一日數變，婆娑其間，不知日之向夕。夫山水終古而在四時之序，終則復始。友朋之離合聚散，渺然不可得而知也。况東西南北之人，偶會於此，而又值其時與地之不足以樂乎心者乎，欣然而樂，凄然以悲，斐然而有作情也與。(44)(清)郭麐：《西湖餞春詩序》，《靈芬館雜著》卷二。

這是一篇詩序，常見詩序大都以論詩論人爲主，並以此表達詩序者的某些詩學觀點。這篇詩序，顯然並未將其作爲闡發觀點的工具，而是寫成了一篇詩意濃郁的美景之文。在郭麐筆下，將山水美景與友朋間的聚散離合一一道盡，特别是寫暮春時節的西湖，頗得寫意勾勒之妙，娓娓道來，不枝不蔓，詩意盎然。因此，臧庸評此文有“六朝遺響”，古人之風。(45)(清)臧庸：《别郭頻伽序》，《拜經堂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91册，第595頁。

與其説郭麐的散文詩化是運用詩化的筆法使文章充滿詩意，不如説他寫文如寫詩一般，都充滿深情。如《碎瓶記》寫友朋存殁，通過擔心舟車勞頓可能給好友遺物帶來損害的心理，以及遺物因幼童嬉戲撞擊而碎後的自責，展現對故人的珍視；再如《神廬圖記》寫爲友畫作記，道自己在睡夢中描繪了自己的家，並各自有名曰“影鶴渚渚”“三分水閣”“月玲瓏軒”等，這般“神廬”，醒來之後“知廬之非吾有”，仍托好友奚岡作《神廬圖》，現實和夢境的差距産生的哀傷之情躍然紙上；還如《蘆墟重建楊忠節公祠堂記》以楊廷樞的個人際遇來寫朝代興衰與歷史變遷的感慨等。我們都可以看到以詩情來寫文的郭麐，而其中展現的詩性情結顯然與其詩人的氣質大有關聯。

郭麐的一生充滿了悲情色彩，他本是狂吐傲氣的書生，如同翱翔天宇的飛鳥，本應自由自在無所羈束，却經歷了“鳥棲擇無木”的悲劇，久不得志而奔波勞碌，僅爲贏得一家老小飽餐。在他的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傳統知識分子蜕變的過程。他生活在一個“世人相士如相馬，肥者舉之瘦斯下”的不公世界，再遭遇“家貧爲客多，行拙與時棄”，於是當“人厄兼天窮，兩罪並一坐”共集一身之時，再狂放不羈也被銷蝕殆盡，再性情生趣的詩筆只會跟隨衰顔霜鬢變得滄桑無依。他將源自現實生活哀傷的詩性情結在文章的抒寫中繼續發酵。如《殳積堂詩序》寫道：

而乞爲之序。憶余在武林，與諸君訂交。余年最長，次則曼生，積堂爲最少。維時意氣，壯盛歌呼，痛飲相樂也。十數年來，升沈判别，離合邈肰，或遠宦不相知聞，或伏處閭里，歲時偶一相見。獨曼生最昵且久，而不幸以病廢。今積堂方以貧故，欲就微秩，棲棲中道，進退維谷，交遊身世之間，可以慨然。

這是道光二年(1822)郭麐爲殳慶源《小栗山房詩鈔》所爲序，此時郭麐年五十有六，不衹是年齡上的變化，更多的是經歷、心境的變遷，而這一切的變遷，皆抵擋不住時間前進的步伐。因此爲友朋詩序時，對年少時光及所交友朋進行一番回憶，感逝生命之花的凋零，韶光易老，芳華易逝。既是對好友命運升沈的哀歎，亦是對存者生命的敬畏。可以説在郭麐的文章中，充滿了時光易逝、生命不再的哀傷，這是郭麐對生命意識的體認。時光流逝是人力不可逆之事，而好友的去世也只是普通大衆生命消逝的個例，郭麐皆能正視人世間的變遷無常，只是生活的不如意和漂泊的不確定性，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中漸趨小心翼翼。因此，以詩筆即離愁的詩情著文成爲散文詩化的主旋律。而如何消解這些煩惱，郭麐在文章中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却在他的生活中寄寓了回應，比如酒中作樂，嚮往一種清净自然和諧的世界，正是他消解苦惱的方式。

三、 頻伽文法理論建構動因

(一) 文學代變觀的延續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傳統的文變時序説以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命題最爲耳熟能詳。“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説是一個世代累積的文學命題，元代劉祁、虞邵庵、明代袁宏道諸人便提出時代與其擅長文體之間相互聯繫的言語。(46)劉祁説：“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見(金)劉祁撰，崔文印點校：《歸潜志》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5頁。虞邵庵説：“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絶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於氣數音律之盛。”見(元)孔齊撰，莊敏等點校：《至正直記》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6頁。袁宏道説：“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見(明)袁宏道：《與友人論時文》，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56頁。郭麐道：“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獨至。”(47)(清)郭麐：《與汪楯庵論文書》，《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郭麐是認同文學自身始盛終衰的嬗變這一事實的，但是他的代變觀明顯與世代累積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命題有所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更偏重以一個時代文壇突出的文體樣式來衡量文學演變的進程，而郭麐的代變觀略有不同。

首先，一代文學之形成與一代之文人群體密不可分，文人群體經過前承後繼的密集創作而形成一代文學的創作主體。雖説文學的品質與數量不能成爲必然聯繫，但文學創作的數量是形成高質量的文學體式的重要條件。其次，郭麐將“氣”的概念引入其代變觀中。“氣”是文論中的常見範疇，郭麐認爲，即使同一文學體式，也會因一代作者集中體現出來的一個時代氣質的不同，由此形成時代之間的差異。如評詩體，他説：“讀唐人詩覺於中甚深，讀宋人詩覺於此外甚大。”(48)(清)郭麐：《靈芬館詩話》卷一。對於文章而言，各代亦風格迥異。而其所言“一人有一人之獨至”則更接近於曹丕“文氣説”中關乎作家才性氣質的闡釋，他還更加關注個體作家在大環境下群體體現出來的個性。因具有這樣的文學意識，郭麐所云“深厚莫如昌黎，沈鷙莫如子厚，奇崛莫如持正，澀棘莫如復愚、可之”諸論(49)(清)郭麐：《與霽青論文書》，《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八。，由此對個體作家進行個性化的區别作如此清晰的判别，從而進一步深化自己卓然自立的觀念。再次，郭麐的代變觀雖關鍵字在於與變化、個性等相關的辭彙，但亦注重文學的傳承性。即强調文學自立的同時，又能客觀肯定前人文學價值，將卓然自立建立在文學興替傳承的基礎上，這也是爲何郭麐在文論中一直强調“從源尋流，由近及遠”“遞沿而遞變，溯其淵源”等理論的原因所在。(50)(清)郭麐：《與汪楯庵論文書》《與霽青論文書》，分見《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靈芬館雜著三編》卷八。

(二) 文壇風尚走向的期待

衆所周知，流派紛争構成明代文學發展進程的主要部分，其中文派以秦漢、唐宋兩派意見爲主。其實，以宋濂爲首的明初諸人的師法對象却相對廣泛，並對後來各文派皆有一定的影響，甚至可以説其師法對象的包容性確實涵蓋明代諸如臺閣、秦漢、唐宋等各派的主張。錢謙益有言：“午、未間，客從臨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51)(清)錢謙益：《讀宋玉叔文集題辭》，錢謙益著，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卷四九題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88頁。在湯顯祖的勉勵下，錢謙益在經歷了學秦漢、學唐宋之後，開始學習宋濂。之所以選擇學習宋濂等明初諸人，是因爲他們既推班、馬，又崇八家，並非簡單學習一朝之文。明初朱右曾編選八家文集，與此同時，他還道：“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准衡也歟？”因此“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摭其醇正者”，編爲《秦漢文衡》。(52)(明)朱右：《秦漢文衡序》，《白雲稿》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8册，第69頁。而郭麐的取捨，在於他所專注的“文章之事，異流同源”的觀點(53)(清)郭麐：《複蕭梅江書》，《靈芬館雜著續編》卷四。，取自於郭麐對當時文學環境的考察。皮錫瑞道：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爲根柢，不分門户，各取所長。是爲漢、宋兼採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説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爲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漢十四博士今文説，自魏、晋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絶軌。是爲西漢今文學。(54)(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41頁。

據上所言，清代學術中漢學和宋學涇渭分明的現象自始至終存在，只是由初期的漢、宋兼采到中期漢學的昌盛而導致漢、宋之争。“當乾隆中葉，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考證……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説。”(55)(清)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全集》第十四册，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204頁。而對於將宋學程、朱看作父師的姚鼐來説(56)姚鼐説：“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見(清)姚鼐：《再複簡齋書》，姚鼐著，劉季高標注：《惜抱軒詩文集》，文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6頁。，乾隆年間在四庫館中與戴震爲代表的漢學之間的接觸和學術分歧，無疑反映了清代中期漢學與宋學之間存在矛盾這一學術特點。戴震曰：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57)(清)戴震：《與方希原書》，戴震著，湯志釗校點：《戴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9頁。

姚鼐曰：

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58)《惜抱軒詩文集》，第61頁。

二人皆將學問之事分爲三端，戴震將“文章”作爲學問之末，可看作是漢學家的普遍觀點。姚鼐則認爲三者中相濟爲上，兼長爲貴。在漢學、宋學之争中，郭麐因“疾今世之弊”仿佛要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郭麐認同業師姚鼐義理、文章、考據學問三端之説，同時又對漢學爲文的主張有一定的接受：“竊獨以爲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59)(清)姚鼐：《述庵文鈔序》，《惜抱軒詩文集》，第61頁。因此，他更希望不僅僅耽於漢、宋所取爲文之法，而是通過取法諸家，來達到“深造而自得”的境界，從而不拘於時代風氣而自成一家，又能真正做到文學的復古。

餘 論

郭麐堅信“凡言之屬出於心而書於手者，皆文也”(60)(清)郭麐：《靈芬館雜著自序》。，他將自己各類體式的文章合而稱之爲“雜著”，自是“不能守一先生之説，以自附於作者”的具體實踐。“雜著”之“雜”切合了他“融會衆體，自樹風骨”的特色。他對於自己習文頗有擔心之意：

此不佞常所願致力於是，而未之或逮者也。不佞於製舉文，心所不樂，遂亦無所知解。於詩少而知好，無一日去諸心手，亦自以不致抵牾，粗能得古人用意之所在。獨於爲文，則志大而材薄，意廣而力弱，氾濫馳驟，無所取裁，其思入而不深，其旨窒而不暢，其體雜而不純。見者以爲稍有師法，猥辱稱許，而不知其實無所得也。(61)(清)張青選：《靈芬館雜著序》引郭麐與其對話。

郭麐因自身喜好造就各類文體不同的創作：因心不嚮往而不擅長作時文，因少小好詩並每日習作而稍感得古人作詩之法，然對於文章，雖亦好之，但終究對自己的文章評價不高。謝堃道：“郭頻伽以文鳴，以詩鳴，不以詞鳴。”(62)(清)謝堃：《春草堂詩話》卷三，清刻本。明確認爲郭麐詩、文優於詞，倒與文學史中對其詩詞文優劣評價的判斷不同。雖如此，頻伽文的關注與研究既是對其詩詞研究具有互補之用，也是探尋清代嘉道時期後桐城文派發展軌迹的重要一環，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