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延智

《送我上青云》是一部让观众倍感复杂的电影。其复杂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院线电影，它揭开了一些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话语，对历史造就的男权给予批判及质疑，男权的规范经过历史的筛选成了具有合法性的规范；另一方面，电影依然在男性的视角下探讨女性的生存与出路，其本身的“女性视点”依旧是模糊、含混的。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认为，性别开启了一个具有多种文化可能性的未来，对于现代心理学而言，这种文化的多义性也正应乎了社会兼容性。随着社会多义性的开展，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交锋也提上日程，女性电影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她们似乎以女性独有的姿态宣告了主体的独立性，但是深究到社会因素上，女性电影却有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距离，原因之一在于，“这种思潮其实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更多的空间，反而在社会层面上获得了关于社会批判形态的结论”，女性的处境依旧在男性的话语中举步维艰。

一、第二性觉醒意识的男性窠臼

女性主义在其发端时就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而到了当代社会，当女性不再辗转反侧地强调女性主体时，社会反而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手段，使新时代的女性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女性主体人格更多地被赋予男性特征，如“果敢”“坚强”“独立”等，这些常常是用来描述男性的典型话语，却被自然地植入女性形象之中，使之成为特殊的“男性”。于是，当女性攻破了性别意识的桎梏后，却又掉入了男性的话语霸权中。曾经，“父系社会通过亚属国家机器——家庭和婚姻，通过伦理秩序、概念体系等直接间接的人身强制手段，实行对女性的社会的一种历史压抑，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是有目共睹，但女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压抑处境却是鲜为人知，因而也是压抑最深的一面。”女性及其话语权力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非必要的选择、看不见的盲点或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存在于同一社会的女性并没有拥有与男性一样标准的社会权力”，于是男性对于女性在话语上的压抑及遮蔽，又衍生出另一类不平等空间。

整部电影的故事并不算复杂，甚至可以算是单一的情感作品。故事的女主角盛男是一名记者，在一次执行任务受伤后，意外发现自己得了卵巢癌，需要一笔巨额的治疗款。在同事兼好友毛毳的引荐下，她不得已答应为企业家的父亲写传记。于是，在前往贵州写传记的路上，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尝尽了人生百态，这种人间百态在有意提醒盛男，作为女性，她要追寻的权力。但是，从电影的逻辑来看，整部影片想要表现的“第二性”却与女性主义在本质上背道而驰。

影片中的女主角看似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女性，但她几次重要的觉醒意识都是通过男性角色才获得的。毛毳提醒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盛男向刘光明求爱不得，在兜兜转转之后，还是与一直陪在身边的毛毳相恋了，并通过与他的沟通加深了对男人的理解。这一点在影片中就削弱了盛男作为女性独立意识的启蒙，她的自我成长或者说她对于他人的理解最终还是来自于男人的帮助。

当接触到李总的父亲李老之后，盛男偏执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他对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了盛男，对于爱人的责任也激发了盛男。李总中风之后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遇见盛男的母亲后，激发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当他再一次开始心动之后溘然长逝，他的生命历程让盛男领悟到：爱是人的生死之门，从哪儿来，还会回哪儿去。电影的结尾处，盛男登上山顶，学着李老的样子，对生命发出“哈哈哈”三声大笑，决定接受手术。但正是这一点使剧情直接走向了弱势，盛男对于生命的启蒙不是源于自我的成长，而是通过另外一个男人的态度方式让自己改变。这也是影片并未触及女性成长的原因，女性的自我并不是通过自身的寻找，更多是依附于男性的力量。

电影里的主角盛男得了卵巢癌，在得知自己患病可能时日无多之后，盛男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却是自己的生理遗留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盛男对自身的追求看作是对生命的留恋。电影强调了女性恐惧失去卵巢的本质，其实是都市女性担心自己失去自己本身的女性特质。影片将男性视为女性成长的源头，本身就是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的。电影几次展现了盛男对男伴提出她需要爱，都是在其失意或绝望的时候，直接生硬地说出要求，甚至带有强迫的色彩，这当然可以被解读为是电影对女性情感的直接展示，是很“女权”的，“但这种强烈与直接，不正是一种与女性主义批判的男权同构的方式吗？”事实上，正是这种“双重标准”让电影的议题性显得可疑和失真。

那么，这种女性对自己身体真正的主宰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依然处在一个依靠男性，需要男性引导的地位。女性并未获得一个全新的视野，这种男性的引导被认为是“自然的”，并非是生成的，而是在男性的促使下，女性的主动“要求”，这样的设置使得时空和地理空间显得尤为局促，也使得影片的女性成长并没有说服力。

二、“花木兰”式的现代女性困境

对国产女性电影进行分析，近年来出现的一大批女性电影似乎都在诉说“东方女性”生存的境遇，她们面临“差异伦理”的观念，或者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女性解放的主题是一个不断为大时代凸显、又为大时代遮蔽的社会文化命题。《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处境也正是时代凸显的困境，但这个出路是导演刻意削弱了女性。盛男从事着一份还算体面的记者工作，父亲经济收入高，盛男的困境并非真的是经济上的困境，尽管电影表现她需要筹措30万元的手术费，凸显了她的现实处境，这一点也是影片的刻意而为之，这样身份的患者，本身并不具备都市女性的悲惨遭遇。不仅如此，电影还特地突出了她有一个没有读完的博士学位，这些都是盛男作为社会独立人的标志。电影为了突出她的性格，还设定她烧掉了父亲送给情人的奢侈品包，以及她直接拒绝李总的傲慢，等等，这些都表明盛男对钱的态度。盛男之所以没有钱治病是因为她有着一种属于知识阶层的骄傲，而不是真的陷入无法解决的经济困境里。

电影以绝对主角盛男的视角展开，她是典型的都市女性，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这是很多女性艳羡的条件。但电影并没有延续这份美好，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自于生活的矛盾冲突，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塑造应来自于导演对社会的推敲观察。而电影《送我上青云》的情节却有意为了表现“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寓言体的叙事中，缺失了都市女性的话语真实。“电影并没有真正探讨女性身体的真实体验，而是嵌套在男性想象的模式中，涵盖的也并不是女性真正的生存困境。”电影将政治主题推置后景，将个人生存经验推到前景，这样有意的设置反而显得影片的反“男权”较为刻意。

电影的最后，导演希望能有一种希望的力量存在，让盛男冷漠的内心燃起一丝火苗，她顺利进行了手术。如果我们姑妄沿用以“启蒙和救亡”为关键词来对中国现代史进行描述，那么，同时显现的是一个有趣的女性境遇文化悖论。在社会环境中，女性大多时候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双重桎梏，但电影里的女主角显然是历史的幸运者。尽管盛男的病是一种人生不幸，但身处都市的盛男处境显然比现实中的大部分单身女性好得多，因此，这部电影多少有些故作伤感的成分。所以，从任何角度来看，盛男的女性困境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这部电影的受众明显是都市中间阶层的女性，电影里有城市女性向往的诸多元素：时间自由的职业，时间自由的旅行，异域的美景，一次次的艳遇……甚至，有些刺激但是可以解决的危机。以此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女性的压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女主角是足够幸运的，这种幸运不是靠“清白”的身份，而是靠着女主角周遭附属的元素。

这些元素，与都市里赤裸裸的广告物质欲望别无二致。目前性别议题动辄论及男权至上、女权至上甚或两性对立，从女性自身探讨成长的影片似乎显得太过单薄。因此，与其说影片《送我上青云》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不如说它仅仅是满足了都市女观众的“自恋”，我们在盛男身上看见的是城市中间阶层的女性对女性苦难的想象。弗洛伊德在《女性气质》中认为，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女孩比男孩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女孩向女性的发展，这个过程较为艰难。女孩的情感转移显得尤为复杂，她们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感性思维，所以，电影中的盛男面临着更多的抉择。“怎么谈性别话题是电影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西方语境谈论的女性主义，是把女人真正放在困境当中，女性怎么依靠自身努力重新站起来的故事。”从男性眼中的“他者”走向自我存在的道路，如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中，艺术史教师敢于穿越世俗与平庸，鼓励女学生大胆追求自己的生活，不要把人生依附于男性，用女性的坚韧与智慧告诉女学生，走到外面的世界。

当然相对主角的光环塑造，影片缺乏对其他女性角色深刻的描绘和塑造，李总的女儿甚至没有正面镜头，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代名词而已，她的出现并不能衬托出盛男的处境。盛男偶遇的妇人和女儿，她们因为悲惨的境遇骗了盛男，最后只是用来突出盛男的机智。就连着墨较多的盛男母亲，在电影里也是作为一名“弱势”形象出现，她的身份与盛男对立，她的一生都没办法独立，作为被迫害、被欺凌的女性角色出现，她一生都依附于丈夫，电影将盛男母亲刻画成一个超龄“少女”，并让其成为李老的爱慕对象，但她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依然模糊不清。即使面对女儿的绝症，她似乎也没有表现出真实的情感，在电影里仅仅是承担母亲角色的这一功能，或是作为盛男的对立面出现的性格迥异的女性符号，这样的人物形象趋于平面化，不够立体。

三、女性的“正常”生成

“被女孩化”是巴特勒一生研究的重点，这和德勒兹“生成女人”的概念切合度很高，一直被认为是波伏娃的忠实簇拥。女性不是天生被造就，而是在后天的驯化中被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与竞争，将女性这一群体推到舞台的中央，她们在资源分配中想分取和男人一样的配置”，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电影确实也将这一艰难过程呈现出来，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盛男在社会舞台中打拼奋斗的身影，电影实际上想要展现的是一个寓言式的女性生存空间。因此，其中的现实女性生存空间非常狭小。电影在着重叙述女性的艰难，可是并未展示出女性解决这种困难的努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作为影片主体的力量。

“一切女性的挣扎、反抗，以及自身的苦难，包括社会及时代带给女性的枷锁，都已然成为旧时代的标签。”在任何书写女性差别的讨论中，对于女性问题的探讨，以及波伏娃年代对于女性的存疑，都无异于一种上的“反抗”及文化上的重新洗牌。现代主义女性这种理想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挑战传统、世俗和现状，为追求现代的女性要合法地反叛社会等级制度和现行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路径；另一方面，“男性的话语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现实的女性，传统和习俗还是约束着当代的女性。”“花木兰式的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困境。“花木兰”这个被各种寓言赋予的“非同一般”的女人，在现代东方语境下，似乎更带有一层悲剧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境遇的中国女性在获得分享社会资源以及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她们自身的性别文化书写，“他们被当作‘无性别’文化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所以，在性别麻烦或者是女性认同的层面，我们所要面临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被压迫的女性”和“敢于反抗的女性”一直是一对谬论的存在。电影中的盛男让我们探寻虚构的女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思考被称之为真实又并不那么真实的一类女性存在。巴特勒进一步认为，这种被称为不真实的女子，以一种区别对待的形式，使得这类女人变成了他者，从而可以安居于真实的世界。因此，这一类的女性在电影中是复制品的存在。

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里，女人以英雄身份出演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女性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女性历史的书写也是极其困难的，思考女性的真实或不真实不仅是当代的警示，也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当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断地被指责和颠覆的时候，女性的安全感受到极大的挑战，女性真的话语权力也会变得飘忽不定。如果我们对花木兰传奇的故事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个僭越了性别的传奇故事，在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化中是获得了特许和恩准的——一个女性对于国家的献身和忠诚。放到现代，我们也在盛男身上隐隐看到了花木兰的影子，一个不愿屈从自己命运的女子，却在时代的境遇下，不得已地做出选择，也许不是她们选择时代，是时代成就了“第二性”的女子。

从表面看来，“启蒙”命题通常凸显了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但它在突出反封建命题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以对父权的控诉反抗，遮蔽了现代男权文化与对封建父权间的内在延续与承袭。琼·兰德斯评论道：“从女人的视角和利益出发，启蒙看起来颇像反启蒙，革命看起来颇像是反革命。”如果再次回顾电影《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以“女性优先”为口号的生命呐喊，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手段遮盖了女性的话语权力。放到电影中亦是如此。虽以女性为主体的表述，但是缺乏了在类似的电影与文学表述。女性的牺牲者与反叛者常在不期然间被勾勒为一个隐喻，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用以指称封建社会的黑暗、蒙昧，或社会基层的苦难。

该片的主创基本都是女性，同样是女性议题，同样也有广阔的社会批评空间，这部电影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是姚晨主演的另一部高票房电影《找到你》。《找到你》虽然与《送我上青云》一样，都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刻板”倾向，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起二元对立，试图找到一种表现普世的女性命题。但是，《找到你》毕竟还是观照到底层女性的命运，建立了一种比较广泛的女性“同盟”基础。中国女性在解放的同时，其实也背负了一副自由的枷锁。《送我上青云》看似探讨女性的独立与选择，其实只狭窄地表现了女主角一类人而已，其生存空间并不具备普世性。女子的价值依旧辗转于男权之下，而电影中出现的其他女性，更像是符号，面目模糊甚至面目可憎。这些矛盾的话语和观点其实隐含着对当代女性气质的焦虑，或者说是怀疑，这种焦虑的缘由可以从斯特劳斯所认为的父系血缘中寻找“交换女性”说起，困境对于女性来说是常态，伴随着她们的生存和话语权力的突破。

结语

电影《送我上青云》中女性的困境，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当代女子的“花木兰式”选择。“被女孩化”是一个不断被时代提起，又不断被时代遮蔽的话题。影片中的盛男不断选择，又不断被选择，看似主动地出击，其实更多来自于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权力”。大众习惯把二元性别对立框架加以置换、想象而已，并没有真正触及历史、生理的界限，启蒙的形态似乎是表面上的呐喊，并未深入女性的困境内部，因此影片很容易流落到仪式性的展演与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