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的“地下斗争”

他既是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又是机智的“地下特工”。抗战时期，画家李苦禅一面挥笔泼墨，一面涉危历险展开地下斗争。

七七事变后，李苦禅联系上了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想加入八路军。黄浩认为，李苦禅作为知名画家，更适合做地下工作，帮助调查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和爱国人士。

此后，李苦禅开始到街头画速写，他边画边统计车辆密度、记下车牌号，并把了解到的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有一次，黄浩接到上级任务：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当时，李苦禅正好因病住院，为了借机多开药，他病好了也不出院，之后他把收集的药都交给了黄浩。

1939年，李苦禅被日本宪兵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在狱中，李苦禅经受了酷刑，被打昏过去好几次，但他宁死不屈。日本宪兵又到李苦禅家里搜查，但一无所获。考虑到李苦禅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日本人只好将他无条件释放。后来，李苦禅在思考和作画时，总爱啃左手的指甲。这是因为他左手大拇指里被插过竹签，留下了一个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挠不着。

李苦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文/闫高炯）

王尔琢“以身许国”

1903年，王尔琢出生于湖南一户商人家庭。1924年，王尔琢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率部北伐时，王尔琢因思念家人，写信约妻女到武汉见面。还没等家人团聚，他却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通缉，不得不四处躲藏。妻子等不到他只好返乡，走前留下一封信，传达他们的女儿对父亲的思念。

看到信后，王尔琢感觉到既难过又愧疚，但他还是狠下心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乐享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八月失败”后，王尔琢率部返回井冈山，途中营长袁崇全煽动官兵叛逃。王尔琢认为：“如果内部再打，损失更大。我是他们的团长，还是我亲自去把他们接回来。”快马追上叛军后，他不断喊话：“同志们别怕，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来接你们回去的，快回来革命吧！”战士们见团长来了，便没有再开枪，有的还向王尔琢跑了过来。但狗急跳墙的袁崇全开枪射杀了年仅25岁的王尔琢。

王尔琢牺牲后，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下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摘自《常德日报》，文/李飞）

“不与民争食”的大将陈赓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为百姓忧心，脸上时常蒙上阴影。

他先是“撵”儿女。他对大儿子陈知非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苦。你们搬到工厂去住集体宿舍吧，一星期回来看我一趟。你们身上穿的，肚里装的，都要跟工人一样。”

他接着就“抠”自己。他患有心脏病，国家对他有“特供”。但他常常不让家人去买这些特供的食品，说：“那油票、肉票作废了算啦！别去挤着买，咱们不能与民争食啊！”

有一天吃完饭，他带着陈知非和警卫员到街上散步，看见一家商店门前挤满了抢购食物的人。他看到一位老奶奶领着小女孩，被队伍挤得东倒西歪，怎么也挤不进去，只好唉声叹气地退出来。陈赓在那站着久久不动，陈知非转头一看，父亲眼里竟噙着泪花。

陈赓去世前一年，他和夫人傅涯带着孩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湖南湘乡。当他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坚持要去看看米桶和谷仓。对着空空的谷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怕他伤心，先给乡亲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但他并没有过多责备基层干部们。回到北京后，陈赓想办法给乡亲们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摘自《党史博览》，文/尹家民）

第一位美籍中共党员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会中文的美国青年李敦白抵达昆明，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其间，一个昆明小姑娘的案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2岁的李木仙被醉驾的美国士兵撞死后，负责赔偿的美军上校居然只给她的家人26美元赔偿费。李敦白非常气愤，替受害者及其家人申辩，但是被军法处驳回。李木仙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车夫，他没有再申辩，而是把这种灾难当作宿命来接受，李敦白被这种沉默深深地刺痛。后来，每当他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两个月后，本该回国的李敦白决定留下来，他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还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头”。1946年春，李敦白为执行押运救济粮食的任务，到了位于中原解放区的宣化店。同年5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调停三人小组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天李敦白在厕所里巧遇了白鲁德，而白鲁德无意中透露了国民党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李敦白大吃一惊，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先念。

1946年底，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批准，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员。（摘自《学习时报》，文/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