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堂波，陈珞茜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引 言

中国建筑有其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和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建筑界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建筑史学家杨鸿勋认为，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是少有的几个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源流之一；论传统持续的久长，体系的完整，在世界建筑史上更为罕见”[1]41。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认为，中国建筑“艺术在幽深难测的古代历史中诞生并发展，保持古时的风貌，迄今连绵不断，并在世界建筑界大放异彩，实在是令人惊叹”[2]3。

近代以来，中国建筑的创作原理对世界建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为国际学术界所注目。因而，对中国建筑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肌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同理，要研究在历史长河中废毁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历史，就需要考据相应的“遗骸”。

以往一般将建筑遗迹与先秦以来的史料文献作为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依据。但自1899年甲骨文首次出土于河南安阳以来，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由于其象形结构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以前殷商时期的社会生活形态，从而成为了新的历史研究凭据。例如，徐中舒(1983年)通过甲骨文字形结构与武梁祠石刻、文献史料互相参证，考察了古代农具“耒”的形态、材质及其演变[4]；于省吾(1955年)则依据卜辞、金文及其单个文字的构型，辅以传记中的相关记载，考证了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5]。因此，根据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的结构形态来研究古代建筑的架构形态便成为一种可能。并且，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以木结构为主，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能留存下来的遗迹为数不多，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仅能追溯至唐代。更为早期的建筑则由于没有遗迹的留存而无法从实物角度加以考证与复原。因此，从古文字结构对早期古代建筑进行研究便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古文字与古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一个或一组汉字与具体某种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古汉字与古建筑整体上的关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说文解字》《营造法式》等古文献资料，但鲜有学者关注这一研究思想的溯源。尤其是早期海外学者对于同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多为国内学者所忽视。事实上，早在1912年便有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在日本建筑学会发表了题为“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提出了根据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与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后藤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乃至中国古代人民生活图景的可能性。对于后藤这一研究的缘起与成果的分析，可以为“从文字研究建筑”这一研究思想的溯源提供借鉴，从而完善海外汉学研究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建筑考古学研究的开展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先行研究综述

此后也有许多学者就古文字与古建筑的关系开展研究。此类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个别汉字与建筑间关系的阐释，如艾荫范(1994年)解释了“凵”字的原始含义为远古房坑[8]，冮明鸣、汪江、姜涛(2016年)从“廊”字解析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廊[9]。第二类是从整体上探讨古文字与古建筑的关系，例如，华南理工大学的孟慧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研究了古文字与古建筑之间的联系，总结出了一套具体的理论框架[10]；王璇(2021年)从古文字的构型与含义出发探讨了建筑的原始形态、规范标准与更迭演化[11]。

然而，在诸多先行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这一研究思想的源头。孟慧(2018年)提到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探讨过“宀”与屋顶之间的联系[10]3；徐苏斌(1999年)提到伊东忠太用了文字考证法，并认为这是建筑学研究的进步[12]55。实际上不仅如此，伊东忠太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从文字研究建筑”这一研究方法的同时，还提到了关于这一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后藤朝太郎。

日本学者一直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保持着极大的研究热忱，其中不乏专门研究古汉字的专家。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掀起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热潮。日本既有古汉字研究的基础，又首创性地发掘出了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在日本建筑学会的演讲中提出了“从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思想。本文将介绍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后藤在汉字和古建筑研究方面的渊源，重点分析后藤有关从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内容，总结其特点与意义，以期为中国建筑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完善海外汉学研究发展脉络提供补充材料。

二、近代日本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一)近代日本的中国古建筑研究概况

日本最早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是伊东忠太(1867—1954)，他被称为“建筑巨人”[13]和“明治以后日本最大的建筑学家”，是近代东洋建筑与中国建筑研究的先驱[14]167。伊东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兴趣始于对日本建筑起源的追溯。明治三十年(1897年)，伊东忠太的博士论文《法隆寺建筑论》完稿，并于翌年刊登于东京帝国大学纪要第一册第一号中。在对法隆寺进行详细调查的过程中，伊东开始了他对日本建筑史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伊东发现法隆寺建筑的形式源自百济，而百济建筑样式的源头则在中国。于是，伊东认为要厘清日本建筑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应该调查中国隋唐建筑的遗迹。

从1901年至1920年，伊东忠太先后6次到访中国进行建筑学实地调查，在这期间出版了《清朝北京皇城》《中国山西云冈之石窟寺》《“满洲”的佛塔》《“满洲”的佛寺建筑》《中国建筑总论》和《山东参观旅行记》等书籍图录。其中，发表于大型美术杂志《国华》上的《中国山西云冈之石窟寺》记录了伊东1902年第二次前往中国山西大同考察云冈石窟的经历，该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界的轰动。伊东首次发现了云冈石窟这一湮没已久的艺术宝库，使当时的日本建筑学界认识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价值，掀起了考察中国古建筑的热潮。1926年，以多次来华考察的成果为基础，伊东在东洋史讲座上发表了《中国建筑史》，该书是伊东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深受学界的推崇[14]181。

继伊东忠太之后，有许多专家学者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例如，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关野贞自1906年开始先后11次到中国进行考察，足迹遍及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等诸多省市，对中国的石窟、石刻雕塑、塔、陵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考察记录了中国建筑的保护情况，强调文化遗迹保护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古建筑的五项建议[12]63，其著作《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包含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建筑(1)原著名称为《中国文化史迹》。，在当时成为日本的中国建筑大全[12]67；被称为“日本建筑及美术工艺界的耆宿”[15]的建筑学家塚本靖，于1906年被派遣至中国考察贸易工艺品设计情况，并于1908年再次被派往中国，曾经到洛阳、天津、北京、山东、山西等地考察建筑古迹。此外，还有伊藤清造、藤岛亥治郎、村田治郎、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学者来中国进行建筑及建筑艺术相关考察，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报告与研究成果。

除了日本学者大量访华之外，日本建筑学界与中国建筑学界也有着密切的往来。1929年，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一起加入了由中华民国内务总长朱启钤发起的营造学社[16]。1930年6月，伊东走访中国营造学社，并应学社之邀做了题为“中国建筑之研究”的演讲[17]。1931年，关野贞前往北京调查北方的陵墓，其间在朱启钤自宅兼营造学社工作室访问了朱启钤和阚铎，讨论了关于独乐寺的发现与困惑[18]。

由此可见，20世纪初期，日本学界的中国建筑研究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研究对象囊括了中国各个时代的宫殿、佛寺、塔、石窟、石刻等多种建筑形式，研究方法包括实地勘察、文献收集与分析等多种手段，涉及学科有建筑学、考古学、艺术学等等。研究方式多样、多学科交叉、多位专家学者跨领域合作与交流，都成为了“从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研究思想形成的土壤。

(二)“从古文字研究古建筑”思想的提出

伊东忠太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对中日两国学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东在记录1906年首次到访中国经历的《中国旅行谈 其一》中便表现出在建筑研究中对于文字的关注[19]。例如，在记述到访居庸关的篇章中，伊东着重介绍了居庸关大门内雕刻的六国文字，由文字出发考据了居庸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19]117。伊东还十分关注石碑上的文字，认为从其中可以推测石碑的年代，并著有《中国内地古建筑及古碑一览表(从北京到成都)》。追溯其正式提出“从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研究思想，应该是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

伊东忠太在《中国建筑史》中论及了中国建筑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中国建筑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与遗迹调查两种，认为“这两方面的成绩如果能够相互吻合，就可以被认作是真正的事实”[2]7。并且，他在文中提出将文字研究作为中国建筑研究方法的一种，认为：“凡是想研究中国的人，不管他的研究事项是什么，都不能忽视对中国文字的研究。中国是文字之国。中国文字和其他国家的文字从根本上截然不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资料。在建筑方面，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字，实际上等于对建筑本身的研究。”[2]8伊东提出“还可以根据文字结构得知物体的材料”[2]9。

针对这一研究方法，伊东忠太通过简单列举“宀”“广”“囱”等具体字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说明，介绍了它们各自对应的建筑原型。值得注意的是，伊东在说明中引用了汉学家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成果，“据文学士后藤朝太郎君的研究，囱和囧的古字有以下几类，都表明了窗子的轮廓和格子的意象”[2]9。但是，伊东并未更深一步地对此研究方法做出阐释，他在文中写到“对于中国文字的研究自然是另有专门的学科，在此我并不想太过深究”[2]8。

由此可见，伊东忠太虽然提出了从文字研究建筑的研究方法，但由于文字研究本身的专业性限制，伊东并未提出具体的理论体系。然而，伊东在文中引用了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成果，可见汉学家后藤朝太郎对这一研究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落实，并且其成果获得了伊东忠太的认可。

1913年，后藤朝太郎在日本《建筑杂志》上发表了演讲稿《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1-5)》，对有关建筑的古文字做了分类与解析，详细论述了从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后藤在演讲稿中多次提到伊东忠太、塚本靖等人的帮助，并在演讲稿的最后写到：“起草本论文时，与伊东博士、塚本博士、关野博士以及冈田工学士进行了交流，获得了不少启发，在此表示谢意。”(2)原文为「本論文を草するにあたり、豫め伊東博士、塚本博士、関野博士及び岡田工学士に相談をかけて、ヒントを得たことがすくなくない。茲に明記して謝意を表す。」中文系笔者译。[20]由此可见，汉学家后藤受到了伊东等人研究思想的启发，发挥了自身文字研究的功底，完成了他的古文字与中国古代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后藤朝太郎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背景

如上所述，建筑学家伊东忠太提出了从文字研究古代建筑的研究思想，汉学家后藤朝太郎受其启发发表了“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然而，作为汉学家的后藤朝太郎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从文字研究古代建筑的呢？本节将分别从后藤与文字以及后藤与建筑学这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阐述。

(一)后藤朝太郎与文字

后藤朝太郎作为日本近代颇具盛名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涉猎广泛而细致深入，在汉字、汉文化以及中国园林等诸多方面都有建树，著有《文字的起源与沿革》《文字史研究》等百余部作品，在日本学界被称作“中国通”。据后藤所著的《文字讲话》记载，他对汉字的亲近与热爱源自幼年时练习书法的经历，少年时师从犬塚甘古，研习怀素、颜真卿、赵子昂等人的书法，此为后藤研究书道与文字的正式启蒙[21]。青年时期，后藤收集并研读了大量说文相关书籍以及象形文字资料，对篆书隶书出现之前的古汉字进行了细致的临摹，撰写了《文字的研究》，为后期深入研究象形文字与字源打下了基础。

中学毕业的后藤朝太郎从熊本五高进入东京大学任教，与重野成斋、樱泉小牧、星野恒、盐谷时敏等人多有往来，并受到他们的翰墨研究的影响，加入了当时位于上野五条天神社的说文会，开始了说文学的研究。而后又加入了金文会，自此以《稽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从古堂款识》等钟鼎文文献，以及吉金拓本、甲骨文等为中心，与高田竹山、河井仙郎、平田盛胤、横井忠直、川合孝太郎、林泰辅等人互相交流探讨，从构造、音韵、含义等方面对古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藤认为古汉字的溯源与中国风土民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字中蕴藏着建筑、法律、衣食、刑罚、经济等诸多信息。同时，后藤认为在字源研究中，仅凭《说文解字》等古文献是不充分的，还需着重参考古铜器拓本、甲骨文拓本等实物上的文字。

(二)后藤朝太郎与建筑

后藤朝太郎在从事汉学、汉文字、中国文化研究的同时，对中国的建筑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在《中国的文物》《写在中国菜之前》《中国风格》《翰墨行脚》等书籍中，后藤都专门开辟了章节介绍中国的建筑。在《中国的文物》中，后藤记录了他在山东所见的中国宫殿建筑的特点，认为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异，且色彩华美艳丽，雕饰精美。在《写在中国菜之前》中，后藤介绍了中国建筑中展现出的中国风格。后藤还曾于1920年与木下杢太郎(3)木下杢太郎(1885-1945)，明治·昭和期的诗人、皮肤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同时以医学者、诗、剧作家、小说家、美术家、基督教史研究家的身份广泛活跃于学界。(『20世纪日本人名事典』)、木村庄八一同到访中国的云冈石窟，进行佛教建筑与美术研究[22]。

后藤朝太郎与日本建筑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藤朝太郎与伊东忠太、关野贞、塚本靖同为东大校友，后藤本人在园林建筑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与伊东同为日本庭园协会的发起人。日本庭园协会创始人之一、日本造园学家上原敬二在日本庭园协会成立25周年时曾回忆到：“后藤先生拜访塚本博士做原稿的速记，又从伊东博士那里借图摹写在原稿中，后来由于后藤先生在盐原受了伤，摔断了32根掌骨，于是我就在大学的医院里抄写原稿。”(4)原文为「塚本博士を訪ねて原稿の速記をしたり、伊東博士から図を借りて写して原稿にしたり、後では後藤さんが塩原で怪我をして掌の三十二枚の骨を折って私が大学病院で原稿の筆記をした。」中文系笔者译。由此可见，后藤与伊东、塚本等建筑学家多有往来。

后藤朝太郎既有深厚的汉字研究功底，又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与当时专注于中国建筑研究的日本建筑学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伊东忠太的启发后，后藤于1912年受邀在日本建筑学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说，提出了从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成果。该演说内容分为5个部分，于1913年陆续登载于日本《建筑杂志》第318-324卷，见表1。

表1 后藤朝太郎的演说内容在日本《建筑杂志》上登载的情况

四、后藤朝太郎如何从古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

(一)总论

后藤朝太郎提出，通过先秦(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可能是古建筑研究的唯一途径。在中国，已经发现的尚存古建筑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如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荐福寺的小雁塔；石窟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如河南的龙门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而壁画、壁刻则能追溯至汉朝，如山东孝堂山、武梁祠石室中的壁刻[23]。然而，周代及周代之前的建筑形态则由于没有建筑实体或相关壁画留存而无法从实物的角度获知。《诗经》《论语》等古文献中虽对古代建筑的形态有所涉及，但并不足以体现具体的样式及结构。根据周代古铜器上留存下来的先秦文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周代乃至中国原始建筑的形态、建造方式以及种类。

后藤朝太郎在讲稿中对研究对象——古文字做了如下定义：先秦文字是指周代的古铜器即钟、鼎、彝、尊、敦、匜等器皿的铭文中留存下来的文字，文字学上称之为“古文字”(5)原文为「先秦文字とは周代の古銅器即ち鐘、鼎、彝、尊、敦、匜などの祭器の類の銘に残れる文字であって、文字学上之を『古文』と云って居るものである。」中文系笔者译。。他认为这些先秦文字与古铜器的样式、花纹一样，都是十分贵重的艺术资料。

关于从古文字研究古建筑的可行性，后藤朝太郎认为主要基于古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自古以来采取六书法造字，六书中能够体现事物原始性质的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其中最能体现古代建筑形态的就是象形与会意。后藤对此各举了两个字例：

(1)象形——門(门柱上有两扇门扉)

(2)会意——閂(门扉间加上一根横木)

关于通过古文字所能研究的古建筑类别，后藤朝太郎认为有祭祀建筑(宗教建筑)、住宅建筑、城堡建筑、装饰性建筑、土木结构建筑，而没有雄伟的宫殿建筑、石像碑碣等纪念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建筑(如剧场、集会场等)。因为中国的大型建筑是秦汉之后发展起来的，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自南北朝开始逐渐兴盛，到初唐时到达了雄壮华丽的巅峰。而先秦时代的建筑无论样式还是建造手法上都比较简单。

后藤朝太郎基于以上种种，以《博古图》《金索》《陶斋吉金录》《西清古鉴》《长安获古编》《两罍轩钟鼎彝器图释》《啸堂集古录》《筠清馆金文》等古籍中记录的或者各种文物上镌刻的古汉字为研究对象，辅以《说文解字》《易经》《尔雅》等古籍中的注解，建立了一套通过古汉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提出了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诸多设想与推测。

(二)理论框架

后藤朝太郎根据中国古代的造字法，独树一帜地按取象角度将表现事物形态的汉字分为三类：一是字形上表现了事物平面图的文字，如“田”“川”“水”等字；二是字形上表现了事物立面图的文字，如“大”“山”“門”等字；三是混合了事物平面图与立面图的文字，如“或”“疆”“里”等字。由于单个文字的字形与建筑结构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按单个汉字来对应某一种建筑结构，在分类上存在困难。因此，后藤在整体上也按取象角度对与建筑有关的文字进行分类，在字例的选择上，尽可能地避开复杂的字形，而选取有代表性的、带有原始部首的文字。

为避免冗余，在此仅以平面取象文字的第一个字例“亞”字为例，详述后藤朝太郎的论证过程。其整体的分类体系及文字与建筑的对应关系见表2。“亞”字古音为「アク」(ak)，与“屋”字的古音相同。并且，后藤认为“亞”字原本的含义就与房屋有关。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卷头就列出了“亞”字。如图1所示，(ロ)部展示的两个古文字均表祠庙之意，展现的是祠庙建筑的立面。而与之相对的(イ)部的两个古文字，学者们单独将这两个文字中近乎方形的外框部分解释为“亞”字的古形，但并未详释其含义。据后藤推测，这两个古文字展现的是对应建筑的平面图。“亞”字古形部分或圆或方的内凹的四角，代表的是方形建筑四角内嵌的柱子。而“亞”字古形之中的部分则表示祠庙中的祭司。若从更多将包含“亞”字古形的古汉字来看，其“亞”字之中的部分多为代表祭祀、宗庙相关的文字(如图2、图3)。因此，可以推测“亞”字展现了四角嵌有柱子的古代建筑形态(如图4)。并且，在“亞”字古形的内部，常常连带有表示祭器、占卜用的龟甲或帝王的敕诏文字，其外部会伴随有表示守卫含义的文字，因而可以推测“亞”字展现的就是祠庙建筑的平面图，或是与之功能性质相近、与仪式祭典相关的建筑物的平面图。

图1 包含“亚”字的字例(《建筑杂志》第320号409页)

图2-图3 表示平面图的含有“亚”字的字例(6)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后藤朝太郎对图2、图3所含字例的注解翻译整理如下：图2左起依次为：亞形中爵形矢形；亞形中格上三矢形、卣形；亞形、守(推测为守卫庙宇之意)；亞字；亞形中两手奉器形、西宫形倒文、父甲。图3左起依次为：亞形中“辛子〇〇〇〇〇在小圃王命商〇〇具用作父乙彝”；亞形中虎(阮氏云虎形取服猛之意)；亞形中“王尊彝、卣公作文”；亞形中足迹形、龟形、祭器；亞形、父丁(推测为防卫庙宇之意)。(《建筑杂志》第320号410页)

图4 亚字式建筑的平面图(《建筑杂志》第320号411页)

表2 从文字研究建筑的理论框架(7)此表根据后藤演讲稿中的内容整理汇总而成，表中图示均截取自演讲稿中的配图。

(三)后藤研究的特点与意义

后藤朝太郎的研究不仅仅是逐一对与建筑有关的文字进行释义，而是有意识地探索古文字与古建筑的内在联系，试图寻找文字部件与建筑结构的内在联系，并将之整理为可供参考的理论体系。虽然后藤的研究是在百年前进行的，但较之后世学者的研究，仍有其独特之处。后藤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后藤所列的字例不仅仅来自《说文》一书，而是大量结合了《博古图》《金索》《陶斋吉金录》《西清古鉴》《长安獲古编》《两罍轩钟鼎彝器图释》《啸堂集古录》《筠清馆金文》等古代文献，详细列举了同一文字的不同字形与变体，尽可能充分地考虑了同一文字的不同字形与建筑结构间的对应关系，甚至指出了一些《说文》中的误释，提出了部分前人未能提及的释义。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后藤从取象角度对与建筑相关的文字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根据部首与建筑结构间的对应关系例举了相同部首或相似结构的文字，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一一做出解释说明，进一步证实了该部首与相应建筑结构之间联系的可信度。

后藤朝太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藤于1912年就发表了“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彼时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刚刚兴起不久，国内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正处于草创阶段，而后藤能够在当时尝试从文字角度对古建筑进行研究，可见他在研究中国古文字与古建筑关系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就后藤的研究成果而言，在理论方面，他明确了古文字与古建筑之间联系的机制——象形与会意。象形与会意属于六书法，而六书法作为造字法自古有之，但后藤明确提出将象形与会意作为文字与建筑间的联系机制，这为后世进一步研究文字与建筑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现实层面，后藤通过对字例的考释，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原始特点——合掌形的屋顶，并考证了京字式建筑、室字式建筑、字式建筑、字式/广字式建筑等多种建筑形态，以及窗户的结构、阶梯的式样等建筑部件的式样，对普通读者而言丰富了对上古时期先人生活情状的想象；对专家学者而言，为先秦时期古建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建筑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结 语

1912年，后藤朝太郎在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关野贞、塚本靖等人的启发与帮助下，在日本建筑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从文字看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建筑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别样的思路。但是，囿于时代与材料的限制，后藤的研究成果中仍留有许多悬而未定的推论。并且，由于当时甲骨文研究刚刚兴起，而甲骨文与金文对同一个字的释义存在不同的可能，所以后藤在研究中并未将甲骨文作为研究材料之一。对于这些遗憾，后藤在1915年出版的《文字的沿革建筑篇》中对演讲的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与整理。其中具体补充了哪些新的材料，重新明确了哪些推论，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体现了后藤对于文字与建筑关系研究哪些方面的进步，将是笔者今后研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