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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我不愿被称为“歼-8之父”

2022-09-24蒋寻

时代邮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顾诵芬航模航空

● 蒋寻

2021年11月3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1岁的顾诵芬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奖项被称为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获奖人数每年不超过两名,设立至今,仅有35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均曾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

顾诵芬院士投身国家航空事业70年,是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之一,是我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是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望的飞机设计大师,也是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然而,顾老获奖之后的最大感受竟然是“惭愧”,他还说,他一直不愿意被人们称为“歼-8之父”。“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7岁立志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1930年2月4日,苏州顾氏家族新添一名男婴。

顾氏家族是苏州出了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曾亲笔写下“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予以褒扬。男婴的父亲顾廷龙是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母亲潘承圭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舅舅潘承弼是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

男婴是“诵”字辈,他博学多才的父亲便取西晋陆机《文赋》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其取名为“诵芬”。

没想到,书香世家出来的孩子却爱上了鼓捣机械。顾诵芬小时候喜欢玩车船枪炮,动手能力也很强,《顾廷龙年谱》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大雨过后,路上积水成河,顾诵芬“以乌贼骨制为小艇放玩,邻人皆叹赏”。

1935年,顾诵芬随父母迁居北京。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29军营地,年仅7岁的顾诵芬,目睹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那一天,他深受震撼,意识到“没飞机,咱们处处受人欺负”,于是立志“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兴趣从此成为志向。1939年,顾诵芬一家来到上海。在那里,他得到了叔叔送他的10岁生日礼物——一架航模。他对这架航模爱不释手,可惜它后来损坏了,父亲便带他去上海的进口航模店买了一架更大更好的航模,足有1米多长,“从柜台上放飞,可以在商店里绕一圈再回来”。

新航模坏了,他没钱买胶水,便找来废了的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后充当黏合剂,又用火柴棒代替轻木重新加固,让航模再次飞了起来。他还通过翻阅书籍,学着自己做航模。在科学杂志中,他了解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模制造方法。

做周总理所说的“无名英雄”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志愿都是航空系,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因为哥哥染上伤寒去世,为了陪伴母亲,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然而1951年大学毕业时,为了投身祖国的航空事业,他不得已离开了母亲,与同学们一起奔赴北京。彼时他并不知道,母亲会因为他的离去患上抑郁症,并于1967年离世,他甚至未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飞机设计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自主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100多名年轻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设计工作。26岁的顾诵芬当时担任气动组组长,负责气动布局设计,但他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

为了解决问题,他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查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硫酸纸把图描下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进行测量……终于,他思考出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

就这样,第一代中国航空人靠着一心为国的信念,靠着勤奋和勇气,用自创的“土办法”设计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首飞成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这一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托人带话给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之后,顾诵芬又出色地完成了研究超音速飞机气动力布局的任务。“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顾诵芬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说。

歼-8正式定型那天他喝醉了

1963年,顾诵芬的人生中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他的儿子出生了。第二,在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技术报告会上,他提出了设计一款新型歼击机的报告,并得以批准。

他报告提出的项目,就是歼-8战斗机项目。

歼击机是空中作战的主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国家空军实力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已拥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复杂,引进无望,只能靠我们自己独立研发。1965年,歼-8战斗机项目启动,总设计师是黄志千,顾诵芬是他的助手。

其实,黄志千还是顾诵芬的亲戚,他和妻子一起将妻子的妹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促成了一段良缘。然而不幸的是,黄志千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这件事对中国航空事业影响巨大,当时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这也是为什么顾诵芬不愿被称为“歼-8之父”的原因之一,因为黄志千是第一任歼-8总设计师。

在巨大的悲痛与压力面前,顾诵芬和同事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69年7月5日,歼-8终于首飞成功。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它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歼-8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和以后的超音速飞行试验中,几次出现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抖振问题直接影响飞行速度,甚至会导致飞机解体,严重威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当时国内并没有试验设备,顾诵芬便想出了一个“土法子”——在飞机垂直尾翼上贴毛线条观察气流,寻找问题所在。然而当时也没有录像机以及带有望远镜头的照相机,飞行员无法拍到清晰的照片。顾诵芬急了,他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

这件事是瞒着家人进行的。当年黄志千遇难一事给了家人沉重打击,江泽菲不想再次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便与顾诵芬约定,让他以后不再乘坐飞机。然而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有自己的责任和追求。在准备上天观察那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发,江泽菲根本不知道他去的是机场。

“他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让所有在场同志十分感动。”当时驾驶歼教-6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说。顾诵芬当时年近五十,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三上云霄,在高空中近距离观察试验机的抖振情况,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这时,他才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成功解决之后,顾诵芬又带领团队接连攻克了跨音速机体振动、发动机频繁停车、机体温度过高等技术难题,为歼-8的最终设计定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9年12月31日,在首飞10年后,歼-8迎来正式定型的一天。那天,一向滴酒不沾的顾诵芬和同事们用大碗喝酒,直喝得不省人事。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醉。

很快,顾诵芬又被任命为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他也因此成为我国航空工业首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这一次,他带领团队仅用4年时间,就让歼-8Ⅱ飞机实现了首飞。

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出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捍卫中国领空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中国航空人自主研制的一代传奇。

晚年之乐是了解航空的发展

在很多人的眼里,顾诵芬是一个天才般的人物,他的记忆力之强,在航空系统里被誉为传奇。196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孙卿被分配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去上顾诵芬的课。彼时,顾诵芬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令所有听课的年轻人都震惊不已。这样的授课,孙卿此前仅遇见过一次,那是钱学森先生的课,他再没有在第三人的课上见过。

同事们有什么技术问题,不用去查资料,只要问问顾诵芬,就能准确得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的报告号。即使如今已是耄耋之年,顾诵芬在办公室与专家们讨论技术问题时,也能几乎不假思索地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刊,翻到某处,对他们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顾诵芬的“天才”是建立在勤奋的基础上的,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连睡前洗脚的时候都不忘阅读。他对工作要求苛刻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却无比简单,吃饭这种事对他来说不过是工作学习的保障而已。他甚至不建议技术人员买菜做饭,“像我一样买点罐头、吃点面包多省事,有时间应该多学点东西”,在他看来,时间应该全部留给工作和学习。

名利对于顾诵芬来说是身外之物。周总理的那句嘱托,如今或许早已“过期”,但顾诵芬身上依然有一种甘做“无名英雄”的淡泊品格。2011年,顾诵芬已为中国航空工作60年,中航工业集团特意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奖品是一块定制的金镶玉奖牌。几年后,有关部门需要对奖牌和证书拍照留存,顾诵芬却说:“不记得放哪儿了。”

顾诵芬的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对他来说,退休是不存在的事情。2012年底,他依然在给运-20飞机做试飞评审,那时他已出现直肠癌的症状。确诊后,他接受了手术,才未去参加首飞仪式。

尽管不再参与新机型的研制,但顾诵芬仍关注着航空领域,每天总要上网看看最新的航空动态。他长期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是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他也很注重培养年轻人,带领的团队群星璀璨——诞生出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总是对年轻人充满期待:“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有人曾问他:“像您这样的大师,很多可能都在安享晚年了?”

年迈的他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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