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湛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梁书》中载武帝斥东昏侯的檄文，称其罪恶是“悖礼违教，伤化虐人，射天弹路，比之犹善”[1]7，而以“射天”与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2]655并称，以形容君主“扰乱天常，毁弃君德”之无道表现。“射天”这一典故取自《史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3]104据传世文献记载，“射天”在先秦时期发生过三次，在三位不同人物身上，而学者对这一行为的含义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或是因其情节十分相似而怀疑并无多次“射天”的发生。唯一无可争议的是“射天”是作为国君行为的反面典型而存在于文献记载当中的：无论相信还是怀疑，说到底都需要对其何以成为反面典型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反过来又深化“射天=无道”而无道者必然难逃恶果的“典范历史”。因此无论史书对于“射天”的记载是否真的发生过，或各家解释如何分歧，但在合理化这一记载的出现与保存上终归是行动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意识图景。

一、信与疑：“射天”记载存在的合理化解释

传统的解释认为不仅是“射天”的行为本身，还有传世文献中数次出现的不同人物的“射天”行为，都是确有其事的。由此，学者对“射天”行为的释读，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种是由认识进步导致的信仰变化。武乙射天这类严重的怠慢鬼神的现象，是商代后期“社会进步……人性觉醒的开始”，进而带来政治理性化，即由“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转变”[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