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一、 引 言

早在2500年前，东西方先贤便先后就隐喻的定义和功能展开了精彩的论述。西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曾高度颂扬隐喻为“天才的标志”(the hallmark of genius)，无法后天习得，“无以隐喻，何以交谈”(all people carry on their conversations with metaphors)。东方儒学创始人孔子虽未单独论述隐喻，但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概述，亦在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的装饰作用。鉴于两位学术泰斗的“定调”，尤其是亚氏“天赋论”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中西方学界均将隐喻视为一种稀松平常、其貌不扬的修辞格，而将其置于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狭域，着力刻画隐喻作为一种惯用修辞格在文学经典中扮演的角色。

在隐喻作为辞格的研究历史中，先哲学者前仆后继，探求隐喻锲而不舍，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令人扼腕的是，一众研究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热衷于细分隐喻的类型和范畴，剖析和阐释其在语篇和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些研究终究只是隔靴搔痒而难以深入本质。

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70年代末认知科学的腾飞，隐喻研究在修辞范畴徘徊2000多年后重焕生机，派生出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理论、新流派。1979年，美国哲学青年Johnson远赴加州伯克利大学拜访好友兼乔姆斯基的弟子Lakoff。两人通过大量查阅大学生习作并研读Reddy刚发表的《管道隐喻》一文并于次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石破天惊地宣称：隐喻在人们日常交谈中俯拾即是，是人类将无限膨胀的外部世界和无比深邃的内心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