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贰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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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快结束时，我看到了馄饨妈妈的讣告。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摆馄饨摊的，而是我爸在研究所里的领导，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博士。

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作“馄饨”（英文名的谐音）。

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研究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研究耐火材料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殉职。

馄饨是在国外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扬扬自得，被我修理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

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一整天，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于是，我便赶紧下楼扯着嗓子把小伙伴都喊下楼，挨个儿找出去玩的人……然后，整个研究所的家属，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全部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民警在儿童公园的人工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又不太合群，所以他溜到湖中玩水，其他孩子都没发现。

一个刚刚痛失丈夫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失去独子的悲痛。虽然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可她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摆了个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虽然所有人都为她深感惋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2——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儿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从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来捧场。我妈和其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则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我儿子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负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其他孩子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这些小家伙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感到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每长高一点儿，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己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个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拿出她的看家本领。

于是，在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都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

——3——

馄饨妈妈是研究所的名人，她受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的耳朵里。

作为孩子王之爹，我爸被研究所的高所长约谈了。

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一阵喊叫，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人，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过学的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摆个馄饨摊等着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接着，她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这是干吗呢？我还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也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她确实受委屈太久了。

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也纷纷抱头痛哭。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母亲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铁皮房顶上撒过尿的小崽子给挤满了。

——4——

我妈说，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我爸也说，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馄饨妈妈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管她叫“妈妈”的孩子。

其实，不仅我的父母，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

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职申请，但她又同时要求，得跟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以便照顾馄饨摊前的孩子，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

但在多重原因之下，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又办了离职手续，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了份工作。当大学老师，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本领，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继续听孩子们管她叫“馄饨妈妈”。

——5——

2000年，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的侵袭，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而且又依山傍水的宝地，自然被许多开发商盯上了。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第一个被纳入待拆除清单。

这个消息传开后，研究所的生活区彻底炸锅了。

当天傍晚，我带了一大帮哥们儿从学校赶回去，捍卫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

隔了太多年，几个哥们儿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但站上去后，就用大喇叭开始喊叫：“拆别的跟我们没关系，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绝对不行！”

在还算和谐的气氛中，我们和开发商就那样僵持着。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等待，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

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我以为她想喊两嗓子，便把大喇叭递给她，结果被她抬手打了一巴掌。

馄饨妈妈哭了，哽咽着说：“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

大伙儿都愣住了，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

馄饨妈妈接过大喇叭喊道：“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什么事都可以好好沟通。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还是请回家吧，千万不要再闹事了！”

众人茫然，但没有人挪动。

馄饨妈妈急了，直接给大家跪下了。

她这一跪，人群立即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

我们扶起她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太了解她了，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但为了我们，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她的孩子馄饨的最后记忆。

2000年9月，当在铁皮房吃饭的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用脸盆装馄饨的故事，彻底结束了。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

——6——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参照我妈的年龄估计，她至今顶多70岁。

现在，她走了，真的去见她的孩子馄饨了，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对不起”呢？

不幸的是，她走的时候，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我正在做生鲜品运输，所以有一张在疫情管控期间驾车上路的通行证。

清晨5点，天蒙蒙亮，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司机并没有下车，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他带我们进入军事管控的科研区，一路驶过一栋栋壮观的科研大楼，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奋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

让人感动流泪的是，我们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都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向我们挥手，贴在玻璃上的各种纸用马克笔写满了送别的话，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

我一路鸣着喇叭驶出科研区后，又一头扎进生活区，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居民楼上，不少人从窗口探出身子，挥舞着各种纸牌子，上面写着诉说离别之情的话。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也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

馄饨妈妈走了。今天可能不会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永远忘不了她。

她已经与过去那些岁月“同框”了。

（田宇轩摘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本刊节选，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