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文凯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近代以来，西式教育传入中国，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一批现代大学的建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大学生。大学生群体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于校园、社会、时局都充斥着一种新鲜感。1928年，经过多方筹措，安徽省决议在当时的省会安庆市建立省立安徽大学（后文称为安徽大学）[1]。安徽大学建立的第二年，1929年9月27日由安徽大学教务处出版组创刊、安庆美利坚公司代印的《安大周刊》（后文称为《周刊》）应运而生，该《周刊》每周星期五出版，四开四版，于1937年11月停刊，先后共出版286期，刊物主要报道安徽大学动态，涉及科研、教学、行政、管理以及师生活动等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学界关于近代大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教会大学的研究①主要研究成果参见：项建英《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缘起及其特征》（《高教探索》，2010年第1期）、黄俊伟《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述评——以华人校长为例》（《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5期）、王玮《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化学教育》，2008年第10期）、陈学英《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英语教育论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10期）、赵厚勰《论近代教会大学的通识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5期）、岳爱武《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考察》（《高教探索》，2011年第5期）、吴民祥《由“普世价值”到“中国化”：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功能演变》（《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3期）等。。此外对于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起源与转型②主要研究成果参见：蔡先金《“大学”之名与中国近代大学起源考辨》（《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张亚群《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樊继轩《从古代学宫、书院到近代私立大学的转型》（《中国成人教育》，2016年第3期）、李学丽《模式移植:中国大学近代化的历程、经验及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等。、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③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张立华《〈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与中国近代大学体制的创建》（《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3期）等。、管理制度④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刘超等《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的历史考察——以国立名校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等。、学科建设⑤主要研究成果参见：肖菊梅《学术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教学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等研究成果。等方面的研究也颇多，也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做了专门研究⑥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周乾《民国时期安徽大学的院系设置与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朱晓凯《民国前期学生自治思潮下省立安徽大学学生社团述论》（《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李虹《从档案史料看高校在民族危机中的抉择——以省立安徽大学为例》（《档案管理》，2020年第4期）、周宁《北洋政府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筹办与纷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等。，但是关于近代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研究尚不充分①主要研究成果参见：王永颜、郭鹏慧《河北女师教育学系师生的日常生活》（《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3期）、冯尔康《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以郑天挺教授为例并以他的〈西南联大日记〉为资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李巧宁等《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等。。日常生活是人存在于社会的常态，可以说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是日常生活的中心，每个单独的个体都有其独特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也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基于此，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才有了独特意义。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在延续、重复传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趋势。日常生活即是民国历史的影子，也影响了民国历史的走向，甚至影响着今天的中国[2]。安徽大学作为20世纪初期安徽省最高学府，它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本文以《安大周刊》为中心，探讨20世纪30年代在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力求展现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样貌。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每周一课：总理纪念周仪式

20世纪30年代，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仪式是在校师生必上的一门课，在每周总理纪念周仪式上，除校长或者学校老师做报告外，还有主题演讲，内容涉及做人读书、科学研究、时事政治等方面，这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影响巨大。

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1932年10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就《大学的功能》做了主题演讲，指出“如何负起复兴中国的责任？一要有刚毅坚忍的志气；二要有诚笃淳朴的行为；三要有精密公正的思虑。教员抱定这种精神来教书，学生抱定这种精神来研究，职员抱定这种精神来尽职，如果都能养成这样的精神，我敢说不但能负起学校的责任，实足以负起国家的责任，这不但为了学校的校风和荣誉，而且为了国家、为了人类，都要打起这种精神。”[3]可以看出程演生对于学生以及教职员的殷切期待。除此之外，在纪念周仪式上还涉及课程标准、成绩计算、学生制服、小心火烛等事由的报告。每一份报告都反映出每周的总理纪念周仪式对于全校学生生活的重要性。再如1932年10月28日，在总理纪念周仪式上范寿康做《我们怎样做人》的主题演讲，认为社会给我们好处，我们就一定要报酬社会。诸如这样的演讲还有很多，现将总理纪念周上的部分主旨演讲制成表1：

表1 《安大周刊》总理纪念周主旨演讲主题摘录

续表1

现存《周刊》残缺不全，故表1所列总理纪念周演讲主题缺失了一部分，但是从演讲题目仍可对演讲主题变迁的时代性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何鲁号召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均有责，拿这种精神必能救国，当其危亡时则准备牺牲，决不做亡国奴！”[4]。原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世英逃出东北，来到安徽大学，做了《东北事变之经过》的主题演讲，希望同学们“各自锻炼身心，安心求学，在事业上胜过日本”[5]。1933年的远东问题因为中日纷争已引起世界的注意，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于远东问题的态度如何？抱什么样的政策？这些话题引起大家的关注，3月17日，崔宗埙就《罗斯福底远东政策》做主题演讲，为大家分析时政。1933年5月5日文学院教授郝照初在演讲《个人与社会》时强调“个人与社会是离不开的，我们要想过安宁的日子，须努力于社会改造，独善其身的话是不可能的；在道德方面，个人要自治方能不受治于人……要想国家富足，须要奖励生产事业，并须向‘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路上走，不必定要学苏俄的共产或美国式的自由竞争”[6]。

1937年3月5日安徽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李国干在《动员准备与青年训练》的主旨演说中表达了对我国军力不足的担忧，他在演讲中说到，“上次世界大战，同盟与协约国，双方所出的兵额，总数是六千万，与各国人口比较约为十分之一，拿这个比例与我国现时陆军来比，至少差三千七百万，再加上我们的疆土辽广，侵略者众多，军队四境一部署起来，便感觉得不够”[7]。1937年4月23日该学期第九次总理纪念周，安庐师管区司令钟彬在安徽大学做《学生集中训练之意义》演讲时更是表现出对民族的担忧，“‘九·一八’沈阳夜半的炮声，惊醒了东亚和平的迷梦，‘一·二八’淞沪的惨剧，长城的血战，绥察的、华北的侵扰，在指示着中国已遭逢亘古未有的厄运。”同时也对安徽大学的学子提出殷切期望：“我很至诚的相信，最高学府——安徽大学，有领导全省青年的权威，使全省的青年去踊跃参加集训，已获得无上的光荣和全省青年的信仰，我最诚恳的希望，继起的同学，更发扬而广大”[8]。

20世纪30年代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十年，安徽大学随着时局变化，邀请不同的人在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做主题演讲，上好每周第一课，培养学生关心时政的意识，修养人格，使之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不仅如此，学校的科研也紧跟时事的发展，1932年5月教育部电令全国各大学化学科研究草黄色染料，为陆军制服之用，安徽大学师生也参与其中。

二、作息时间：由日到年的安排

对学生来说，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当属上课。安徽大学采用学年兼学分制，每周上课一小时、自习两小时算一个学分，实习及无课程预备之学程以两小时或三小时为一学分，一个学生在四年的时间里要修够不包括党义、军事训练在内的132到152个学分方可毕业，除此还有月考、学期考以及临时考试。安徽大学从1935年起开始实施导师制，导师每两周内至少举行一次集会。《周刊》第84期有一份斋务处制定的时间表及宿舍规则为我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的作息时间以及宿舍管理留下了宝贵资料[9]。

根据作息时间以及宿舍规定，安徽大学学生作息时间和今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时间点。1932年制定的宿舍规定过于简单，而随着安徽大学办学规模的扩大，体制的逐步完善，1936年对宿舍规定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且分为男生宿舍规则和女生宿舍规则，每个有20条之多，且内容更加细化，增加了诸如“宿舍内不得作集会”[10]3“各生银钱须交教育处储金处代存，否则遇有遗失，学校概不负责”[10]3“学生非有家长或保证人来函声明本埠有家族或至戚并由本校汇得印鉴者，不得在外住宿”[10]4等条。1936年的规则不再是由训育会议通过后由校长批准执行，而是经训育委员会通过后，提交校务会议核准施行。此时的宿舍受军事训练处以及斋务课同时管理，也显示出由于时局变化而在学校增设军事训练科目。

上面讨论了安徽大学学生每天的作息时间以及宿舍规定，那么我们以1933—1934年安徽大学年度校历为例，看看大学生一年的日常生活。现将其抄录如下：

表2 本大学二十二年度校历[11]（五月二十八日校务会议通过）

续表2

通过安徽大学1933年的校历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年中安徽大学学生除日常学习之外，有诸如春、秋季运动会，放假事宜以及各种纪念日，还有针对前一学期考试请假或不及格学生的补考时间安排以及每学期专门的考试安排。

根据1931年11月2日至11月30日期间的各系及各院一年级缺席平均时数百分比及等次表，统计，四周时间内，学生共缺席时数1 847次，平均每人缺席时数3.93次，法律系、外文系、政治系的缺席时数比均在10%以上[12]。1932年度第一学期各院系学生，请假未考、考试未及格者得准补考的人数多达83人[13]，有3个学生的补考课程达9门之多；这份名单还有重读47人，其中有两位同学重读科目8门。当时全校人数只有470人，重读以及补考的人数几乎占了全校人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当时学风并不理想。于是法学院院长翟恒在总理纪念周典礼上做《学风》之讲演，到了1936年学校不得不设立“不缺课奖”来鼓励学生按时上课，但令人唏嘘的是1936年第一学期只有17人获得此奖。同时，学校还设有奖学金，如1931年的甲等奖学金2人、乙等奖学金3人、丙等奖学金16人，奖学金通过个人申请，学校审批的形式发放。不仅如此，安徽大学部分学生在中央大学借读一学期的借读生中“多有未曾及格者，该生等请求本校补考，经教务会议决议，准予补考”[14]。虽说是因为没有及格进行补考，但从公布的18名补考学生名单来看，不及格的只有3人3门课，其他15名补考生均是未参加中央大学考试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补考课程高达10门，总的补考科目达39门，86人次。

即便如此，学校依然对学生寄予厚望，希望同学们能够自治自爱，加强纪律性，以后进入社会做人民的表率；希望同学们能够恳切用功，实事求是，精深研究，认真做事；只要人人能够自觉，先救出自己，然后再谈救国。……只要人人能够自救，把本身的毛病去掉，不难挽救，欲求全国的挽救也不难有办法，只要人人都有这种精神，国家焉有不好的道理，希望大家个人能自救，先救自己，然后救国家[15]。

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为培养社会领导之人才……而学生则要为社会图谋实际福利之才能[16]1。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毕业赠言也对学生寄予厚望，如1932年陈朝爵在第一届毕业生赠言中开篇便说“居今日而为大学毕业诸君颂祷之辞，必曰救国”[17]。另一位教授高亚宾也在赠言中说道“诸君将来如欲复国仇抗暴日，则请学明代定远人之戚南塘可也”[18]。中央党部吴任沧更是号召广大学生“服务社会要看做和站都实在”“离校后不忘读书和运动”[16]46。

三、社团组织：丰富的课外生活

大学学习之余，学生最热衷的莫过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其中包含社团、募捐、考察等。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多达二十余个，现将全校各社团名称及建立时间制成表3：

表3 安徽大学社团名称及建立时间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安徽大学当时至少成立了23个学生社团和1个教员学术研究会，课外生活十分丰富。教育学社是安徽大学较早成立的社团之一，其设有总务部、研究部、通讯部及出版部。以1932年教育学社的收支报告为例，该社经费收入主要来自上届干事会留存，校长、教授、毕业社员捐款，《唯力》《教育新潮》及《安徽教育季刊》稿费，本社社员缴纳社费，部分用于预定及零售《教育新潮》。其中校长、教授及毕业社员捐款占到很大的比例，占该年收入的61%。而支出则显示出活动的丰富多彩，计有《教育新潮》印刷及寄发、欢送第二届毕业社员、欢迎第一届毕业社员来校、第八届社员大会、信封、信笺、跑街酒资、挽联、文具及杂件等事项[19]。

1932年11月，教育学社分为学校行政组、训育组、教学组，参观了安庆市女中、圣保罗、六邑中学、安中一部、怀宁中学、东南中学等学校，之后形成参观报告在《教育新潮》发表。他们不仅参观学校，还参观行政系统，如1933年5月，在林仲达教授带领下，分为六组先后参观了省图书馆、省教育厅、教育经费管理处、第一民众教育馆等省垣教育行政机构和社会教育机关[20]。参观实习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平时所学之理论得到印证，如1932年11月，因感初中史地测验标准陈旧，失去其实践性，适逢小学课程标准修改，所以教育学社欲重新修订初中史地标准，以期供各地使用。故分函各省初级中学，请其将史地讲义及试题连同调查表一并寄来，以做重新修订初中史地标准的参考[21]。

此外，教育学社还举行演讲、创办刊物、举办读书会等活动。1932年10月邀请范寿康以及周予同分别作《教育与哲学之关系》《教育者之目前可能的工作》的报告。是年，《教育新潮》旬刊将《教育季刊》和借《民国日报》副刊出版的《教育旬刊》改组为《教育新潮》月刊，每期篇幅增加至100页左右，内容分为论述、研究、批评、介绍、调查、实施报告、附录等[22]。读书会要求会员将平时研究所得，不限任何方面问题公开报告、共同研究，读书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每次请教授作为现场指导，报告的文稿刊登在教育学社的刊物之上[23]。举办类似于教育学社读书会的还有溶岩社，如1933年5月26日，溶岩社举行第二届谈讲会，邀请陈漱石、许杰、李贯英、方光焘、周予同、范寿康六先生参加。

教育学社还办有民众学校，其主要目标是：1.养成学生的读写算能力；2.养成学生重视职业兴趣；3.启导学生对现代国情及社会有所了解；4.培养学生守秩序、守信约等习惯和互助、公正、同情等美德；5.辅助学生获得发育身体，抵御疾病之知识和习惯；6.辅导学生能利用闲时间，寻求高尚娱乐。开设有笔算、珠算、国语、史地、常识、社会、千字课、尺牍等八种课程[24]。1931年10月教育学社附属民众学校只招收校工，上课人数82人[25]；根据1936年3月13日《周刊》公布的《教育学社民众学校收支一览（廿四年度上学期）》来看，民众学校的经费来源全部由学校津贴，每学期20元，主要开支是课本、练习本以及修缮照片[26]。1937年3月，新一期民众学校开学，先后有70余人报名，但囿于场地限制，录取45人为正式学员，上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十分至五时十分，星期六例假，星期日下午照常上课[27]。民众学校学员的招收也从校内扩展到了校外。

除过社团活动外，学生们还积极参加各种救国运动、征文以及考察活动。1931年安徽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积极奔走呼号，开展请愿以及游艺募捐等活动。1933年3月，安徽大学全体师生参加在安庆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市民航空救国大会，教务长丁嗣贤出席并发表演讲。1936年3月，安徽大学学生救国会共有会员267人，他们致电北平救国联合会，并由本校学生前往北平进行救国运动[28]，同年12月4日，绥远傅作义暨前方将士守土卫国，屡挫敌锋，安徽大学师生向前方发慰问电，并于校内举行一日运动，学生自发捐款，情形极为踊跃[29]。学校的征文活动也有很多，如《铲除麻风病征文》《中国科学社“高（君珊）女士纪念奖金”征文（民国二十一年度）》《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奖学金征文》等。考察活动就更多了，如1931年12月生物学社参观同仁医院；1932年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参观公路局及电灯厂；1933年3月，化学系三年级、四年级同学赴浮山考察地质；1937年，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赴上海、杭州等地参观；1937年5月，教育系毕业同学历时22天赴张家口、北平、天津、济南、泰安、曲阜、南京等地参观。

综上，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社团、征文、考察等活动，除此之外还办有多种刊物以及级友会和旅京同学会。刊物如《教育新潮》《绿洲》《科学周刊》《安大农学会报》等。级友会如法律系1933级友会、政治系1934级友会。安徽大学民国21年级友会还办有毕业纪念刊，1932年《安徽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刊》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程演生《大学生过剩及其出路问题》、郝耀东《由学生出路问题谈到民族危机》、丁绪贤《服务的精神》、陈化奇翻译纽曼的《大学教育底目的》、丁镜人《我对于本届毕业同学的几点希望》等文，这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16]4。旅京同学会的41名同学于1934年创办了《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刊名为于右任题写，同时还有中央党部监察院王隆一题“笃学砥行，匡时救国”、监察院杨亮功题“任重致远”、原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题“仕无忘学”、童冠贤题“精神团结，自强不息”、赵文炳“乐群进修，以学术救国”、丁绪贤题“研究精神要坚持不懈；讨论方法要恳切周详；个人主张要能说能行；公益事业要自我提倡”等题词[30]，这些文章以及题词无不表现出老师对学生的殷切期待与拳拳爱护之心，同时也表现出社会对于青年寄予的希望与重托。

四、强健体魄：精彩的体育赛事

“军事训练，关系青年学生之身心锻炼”[31]。今日大学第一课莫过于军训，而彼时也同样如此，但当时的情形更为急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安徽大学的老师以及学子纷纷起来抗争，十月连续举办多场有关东北时局的主题演讲以及话剧表演，话剧如《同胞为同胞复仇》《公理的幻灭》《新婚之夜》《胜利之死》等，用来宣传日本暴行，藉以唤起民行。1931年10月5日，安徽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积极活动。10月16日，全体师生在雨中集体宣誓抗日，随后成立义勇军，赴省府请愿拨付义勇军枪械。

1932年10月开始对三年级学生补授1931年暑期训练。10月30日，一二三年级举行旅次行军，前往距城约25里的龙珠山进行野外生存训练。11月18日，经过六周的训练，三年级补习军训告以结束。同年，其他学生军训兴致高涨，导致安徽大学在职教官“不敷教练”，遂请省保安处协助[32]。随着“九·一八”硝烟的远去，学生参加军训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1933年暑期军训在学生的请求之下改期至下学期开学前三周进行[33]。为了增进强种救国御辱杀敌的本领，学生成立国术班，加强日常训练。另外自1933年1月起，受国民军事训练的学校每周都要进行军训，并由当时驻军根据学校需要派出军官进行协助[34]。

除了军训外，安徽大学还有校级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网球队等体育团队，不定期举行、参加各种级别的体育赛事。如1933年5月7日，怀宁区举行全国秋季运动大会选拔赛，邀请安徽大学参加。是年，安徽大学派出10名运动员参加全国足球赛分区比赛，四人当选华中代表，参加中华足球赛[35]。1933年安徽大学先后派队参加安庆市举办的排球赛和篮球赛。1936年，安徽大学本校教职员工参加安徽省公务员暨教职员联合运动会。

全校最大的运动盛会当属春秋两季运动会，举办春季运动会的时间比较固定，即4月10日校庆日，秋季运动会的举办时间则无固定时间。4月10日举行春季运动会，四年级同学亦于是日晚举行留别同学会，招待历届毕业在校校友。运动会的项目很多，但以田赛和径赛为主，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结合时势而设置的项目，如障碍赛跑、爬城比快、武装赛跑和掷手榴弹都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运动项目。

运动会的奖品也十分丰富，有礼券、锦旗、银杯、银盾、绸旗、对联字帖以及《国际人物志》《中日纠纷与国联》《我们的社会》《皖雅初集》《胡适论学近著》《陕西实业考察》等书籍[36]。在1936年的秋季运动会上，奖品还有网球拍、笔架、铜尺、玻璃钟、铅笔以及《曾文正公全集》《墨经校释》等。此次运动会的奖品均由教职员捐赠，这些奖品也是饱含老师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正如时任安徽大学教务长谢循初所讲：

一是希望各位同学注意运动，参加运动使身体一天健康一天……一面期望诸位同学学业日日进步，一面期望诸位身体日日强健，固然不愿诸位因学业而损毁健康，也不愿诸位只运动而不顾学业；二是希望诸位明了自己的责任，此奖品大半都是书籍，……诸位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都负有重大责任，要能胜任这个重大的责任，单靠体格好不够，还要有知识。青年个个知识丰富，体格强健，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结果，古人说投笔从戎，现在我们要携笔从戎，我们一面要从书本求得科学的知识，一面要从运动锻炼强健的体格，才能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37]。

运动会之外，学生的切磋主要在球场。安徽大学理学院无线电特约讲师倪尚达，为了提倡网球技术，特赠安徽大学银杯一座，作为比赛永久锦标，优胜者镌刻院别以及姓名于杯上，以资纪念[38]。1933年5月足球逍遥津队与虎队进行角逐，1933年10月13日成立的理院大宇宙排球队也是一支劲旅，12月1日，在对战高中丁丁排球队、本校合肥队以及法律系的比赛中，均获全胜[39]。比赛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校内，安徽大学的学生还经常和校外的球队进行比赛。如1932年安徽大学校青年队与安庆市芜湖篮球队在安徽大学篮球场进行友谊赛，芜湖篮球队的队员为安庆市各校的体育指导，均是往年京沪篮球界的健将，但安徽大学青年队以23:17赢得比赛，由此可见安徽大学篮球队之实力[40]。1933年5月安徽大学的校队还和教联队、高中霁虹队进行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复兴民族第一要有强健身体的国民，然后培养国民的体格”[41]。体育锻炼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而千万人的体格强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乎生死存亡，“东亚病夫”的称号已然振聋发聩，然唯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担起民族复兴之大任。

五、小结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身处危局，却肩负救国之时代大任，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表现了师生对时局之关切，从每日的作息我们看到了青年学业的繁重以及厌学的情绪，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我们又看到了青年对于社会的关切以及他们的热血，从军事训练以及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我们看到了青年的强健体魄与希望担当。

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过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42]。20世纪30年代安徽大学学生的外出考察以及课程作业，诸如《安徽泾县农村社会概况》《霍邱农村写实》《南陵水稻栽培之现状及其应有之注意》等材料，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民生活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年轻学生那些看起来稀松平常、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则为我们展现出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