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东，陈丽珍

(1.华侨大学 统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单位时间创造的劳动成果,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劳动力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不论是创新活动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是产业结构升级,都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人是构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但“来得早”,而且“来得快”。我国从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化速度明显,截止到2021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达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4.2%,和2000年的7%相比上升了7.2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龄化对组织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因此,在当前老龄化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分析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国外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微观视角,关注劳动者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学者们普遍认为青年劳动力身体素质好但是缺少工作经验,老龄劳动者虽然经验丰富,但是身体素质下降,因此只有同时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丰富经验的中年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更高。Ilmakunnas等使用芬兰制造业企业和劳动力的匹配数据,发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尤其年龄在40岁左右的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最大[1]。现代社会为保障劳动者权益,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增多,劳动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劳动力年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可能存在偏误。而19世纪由于没有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没有基于资历的工资制度,年龄-收入曲线比现代社会更能够准确反映工作表现的差异。Boot的一份研究检验了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人年龄-收入曲线,这段时期劳动力市场具有自由放任的特点,政府管制很少,结果表明男性工资在30岁早期达到最高,从40岁左右开始大幅下降[2]。二是宏观视角,Romer、Feyrer和Skans分别使用国家间宏观截面数据,发现劳动力年龄与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性,德国、美国、瑞典等劳动力平均年龄较高的国家,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较高[3-5]。冯剑锋等采用非线性方法和1990—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并且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6]。杨贝贝等使用我国19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以及沿海地区的消极影响大于非沿海地区[7]。赵昕东等使用199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动力年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而且中年(40—49岁)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50—59岁劳动力[8]。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关系显示年龄的社会回报可能高于私人回报,可能是因为尽管老年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但是他们的存在提高了年轻劳动者经验积累的速度,提高了年轻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看中学”。

关于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姚东旻等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专利视角探究了“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这一影响渠道,其结果表明,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不利影响,并导致老龄化对科技创新显著的负面影响[9]。姚东旻等主要是从微观个体效率上看,指出科技人才发挥创造力的最佳年龄区间处于中青年阶段,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青年人口比重日益缩小,科技创新能力会不断下降[10]。胡伟略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认为老龄化不仅会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人员流动停滞,还直接加大了养老金的支出,可能挤占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11]。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12]。Berk等以老年教师为例,发现老年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因此可以通过发挥“教师乘数”作用来有效延缓技术衰退的速度,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Lancia等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会提高青年和成年人的创新动力,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13]。王笳旭等则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转变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老龄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老龄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向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转型,而老龄化通过“资本—劳动”要素结构改善和人力资本要素质量提升两种途径推动了技术创新[14]。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越来越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劳动者的学习速度和效率逐渐下降,因此未来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加突出,因此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对人力资本的影响,Fougère等在对加拿大1971—2000年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要素回报率变化的影响,因而忽视人口转变来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将是有偏的,也表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将会显著地影响人力资本积累[15]。Poterba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增长1%,人均教育支出会减少大约0.3个百分点,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对教育资源形成挤出效应[16]。Zhang等利用中国1990—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得出劳动力年龄结构会通过影响特定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此外,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每转移1%,人均产出会增长1.43%[17]。刘永平利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家庭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将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积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家庭储蓄率下降,挤占人力资本投资[18]。郭剑雄在研究人力资本、生育率和城乡收入差距时指出,较长的预期寿命会激励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郭震威等指出,虽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但劳动力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老龄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19]。

产业结构方面。Thieben选取OECD国家1975—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部门就业份额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加速就业结构转变[20]。基于51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际面板数据,Siliverstovs等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对第一产业和多数第二产业的份额均会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多数第三产业份额的增长[21]。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汪伟等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发现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倒逼”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22]。张忠根等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发现消费结构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中间变量,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3]。赵昕东等基于1999—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倒逼制造业进行结构升级,促使家庭主动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进而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也会通过阻碍技术进步阻碍制造业结构升级,但是在总体上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24]。王瑞瑜等研究了人工智能背景下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老龄化通过倒逼企业以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催生智能养老产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老龄化对第一、第二产业具有不利影响,但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对第一、第二产业的消极影响,并强化其对第三产业的积极作用[25]。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出现和发展的,过程较缓,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人口结构自然变动的结果。因此中国老龄化进程远远快于西方国家。这就导致中国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影响机制与西方不同,对政策的选择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老龄化国家。另一方面,已有文献仅仅关注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之中某一方面的影响,缺少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鉴于上述,本文将系统剖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等中介变量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通过创新能力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内生增长理论高度重视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学者们普遍承认创新受到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影响,Desmet等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指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概率进行创新,创新是独立于个体的随机事件,因此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里的人口规模指的是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口数量[26]。其次,较大的人口规模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这就给了企业足够大的空间来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此,较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会形成较大的企业规模,而较大的企业规模更有利于创新的实现和新技术的产生,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三是政府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支出预算,可能挤占国家在科技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抑或是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可能会增加企业税负,从而挤占企业部分研发投入。

在微观机制分析上,学者们也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Meyer、Ikeda等、姚东旻等。他们从微观个体效率出发,指出老龄人口无论是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力低得多,也较难在短时间内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转换,科技人才发挥创造力的最佳年龄区间处于中青年阶段,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青年人口比重日益缩小,科技创新能力会不断下降[27-28]。

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可能间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阻碍创新间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是指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本,这是因为人力资本能够促进物质资本的技术革命,提高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此外还表现在能够克服或缓解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本的稀缺与不足,进而能够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专业化知识能够使其他要素投入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张秀武等构建的包含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使得教育回报期限变长,教育回报上升,理性的家庭为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趋向于延长子女的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29]。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改变人力资本积累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人口老龄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从劳动力供给视角,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了主动和被动方式,不论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自然表现,还是经济政策操作和政府干预形成的客观事实,其核心都是依赖基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演进,因此老龄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特征体现为: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产业结构升级也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30];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从不同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劳动力成本提高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31]。随着适龄劳动人口供给的逐渐下降,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促使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这是制造业面对老龄化的被动升级。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劳动力老化,老年劳动力在创新能力等方面不如中青年劳动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4]。

Mao等从需求视角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青年人的消费预算主要用于食物、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中年人的消费预算主要集中在服装、交通和通讯方面,而老年人的消费预算则主要用于食物和医疗保健品方面,人口老龄化将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32]。

可见,不论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还是作为消费者的需求角度,人口年龄结构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多种路径,各种影响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人口老龄化通过各种路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究竟为正还是为负?本文将基于以上三个假设,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

四、模型与方法

lnyit=α0+coldit+α1lnkit+δXit+μit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表示劳动生产率,本文用各省生产总值除以当年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各省生产总值根据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以199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k表示人均资本,用各省固定资本存量与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参考单豪杰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各省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数量,利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投资流量折算为以199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基期资本存量直接采用单豪杰提供的数据[33],折旧率设定为10.96%。old表示老龄化系数,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城镇化水平(urb),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水平体现了生产资源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2)政府干预度(fb),用各省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反映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3)基础设施建设水平(pcrm),用各省每平方公里高等级公路里程表示。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以投入要素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

为进一步研究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本文参照Hayes等和方杰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34-35],建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检验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过程中是否存在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简化模型之间的关系,本文这里暂时不考虑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假设各个中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以此建立中介模型。具体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lnyit=α0+α1oldit+α2lnkit+α3Xit+μit

(2)

Wit=β0+β1oldit+β2Xit+ε1it

(3)

lnyit=θ0+θ1oldit+θ2Wit+θ3lnkit+θ4Xit+ξit

(4)

五、实证分析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样本为1999—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针对个别的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

(二)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测算产业结构升级:一是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借鉴徐德云的方法[37],将第一、二、三产业均包含在内,分别对三次产业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求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近似表征产业整体素质上的提升。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大多借鉴干春晖等的方法[38],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征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

上述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存在明显不足,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只考虑了产业间的变化,忽略了产业结构内部演变;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重点放在第三产业上,认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越大,产业结构就越高级,但是这样处理显然不合理,因为第三产业包含餐饮住宿和批发零售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显然不是更高级的产业形态。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忽略制造业内部结构演变和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应同时综合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情况,构建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2007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分别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行业细分,其中对制造业的细分借鉴赵昕东等的划分方法[24],通过测算各行业劳动、资本与技术要素所占比重,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22];对服务业的细分借鉴汪伟等的划分方法,将服务业分为生活型服务行业、生产型服务行业和其它服务行业三大类,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业和服务业细分行业分类方法

本文对三大制造行业和三大服务行业按重要程度赋值,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层次最低,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重要。在服务业中生产型行业最为重要,其他服务行业重要程度次之,生活型服务行业层次最低。最后对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值和服务业中其他服务行业与智力型服务行业的比值赋予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总,构建如下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5)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α和β分别为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和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fun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tec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oth为其他服务行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int为生产型服务行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由(5)式可知,本文构建的产业升级指数ts将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综合升级同时纳入该指数中,既考虑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升级,也考虑了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分别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对(2)式至(4)式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合适的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如下页表2分别报告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对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是对(2)式的估计;模型2、模型4和模型6是对(3)式的估计,分别对应人力资本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模型3、模型5和模型7是对(4)式的估计,分别对应人力资本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

模型1中老龄人口占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此外人均资本的系数估计值为0.45,表明生产函数中资本贡献率是45%。考虑到世界各国这一指标的估计结果在0.2—0.4之间,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至少目前为止中国的物质资本贡献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果依然明显,资本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仍然较高,未来一段时间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关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城镇化、政府干预和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符合经济学常识。其中城镇化有利于促进生产资源集聚,较强的政府财力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的补贴,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机场、公路、通信、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市场参与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2和模型3用于检验是否存在创新效应,模型2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模型3表明创新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结合模型2和模型3人口老龄化会通过阻碍创新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这就验证了假设1是成立的。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在于,老龄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低于中青年劳动力,老龄劳动者比例增加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必然会使政府提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从而对政府科技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对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观察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与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1.248相比,模型3中人口老龄化的系数估计值1.314仅提高了0.066,模型2中人口老龄化对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13,其值也较小,说明人口老龄化通过阻碍创新对劳动生产率并未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某些行业的创新能力具有年龄依赖性,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反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医生和教师等职业。

模型4和模型5用于检验是否存在人力资本效应,模型4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模型5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4和模型5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正向的人力资本效应,即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可以验证假设2的成立。其原因在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提高了受教育带来的收益,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接受教育、增加受教育年限和提高受教育质量,促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老龄化促使政府提高健康医疗支出,挤占教育支出并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最终教育年限增加的效果大于老龄化对教育资源的挤占效果。

模型6和模型7用于检验是否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模型6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7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结合模型6和模型7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验证了假设3是成立的,并且可以得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该结果与赵昕东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4]。

综合以上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为正向,而创新效应为负向,通过计算各中介效应大小和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可以得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为10.85%,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为6.19%，均大于-2.80%的创新效应,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间接影响是正向的,而且间接影响占比为14.24%。

剔除间接影响,剩余的85.76%为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劳动者体力和经验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当前劳动者以体力较好,同时具备丰富工作经验和熟练的技术的中年劳动者为主,所以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例如到2040年50—59岁劳动力数量将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劳动力数量,那时如果无法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使老龄劳动力的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变得相当严重[8]。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用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比和人均国内专利受理数(国内三种专利受理数/总人口)来表示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中介变量,以及用老年抚养比重替代老年人口比重表示老龄化程度。表3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模型8至模型14的回归结果与上页表2模型1至模型7的回归结果，除了系数大小发生改变，以及个别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有所提高或减小外,其余均保持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3的模型结果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当替换核心变量或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结果与上页表2的结果保持一致,即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均显著为正,创新效应显著为负,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总和是大于创新的负向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1999—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路径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阻碍创新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的间接影响,也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提高教育质量,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仅可以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九年义务教育的施行和高等教育的扩招在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水平,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单纯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已不能够满足瞬息变换的市场需求,应逐渐把重心放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上,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力不仅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产业结构升级也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的支撑。

其次,增强员工创新意识和技术研发能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预期寿命延长为劳动者接受更长年限的教育和培训以期在老年期仍然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一方面在企业中树立终生学习理念,提高员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加快培养具有较高创新型能力人才;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优化两方现有资源,共同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智力型服务行业。根据人口变化趋势,2040年人口老龄化将变得相当严重,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劳动力老龄化。对于第二产业和体力型服务行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力的负面影响不可逆转。但是智力型服务行业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经验的积累,劳动力老龄化不仅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反而可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做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智力型行业老年劳动者的经验,鼓励智力型行业的老年劳动力弹性就业和延迟退休,充分有效地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发挥老年劳动力优势,一方面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应不足压力,另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