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惟杉

最近我不断刷到初代iPhone发布会的视频，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告诉大家将要一次性发布三款革命性产品：触摸控制的大屏幕iPod、革命性的手机、突破性的互联网通讯器，不过这不是三台独立的设备，而是一台。

那时人们调侃iPhone用户，“iPhone除了打电话，什么都好”。15年后，大众已看过无数场手机新品发布会，可再没有哪一场如初代iPhone發布时那般激动人心。

当时人们还在享受全球化的黄金时代，iPhone对自己身份的描述是：“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iPhone的诞生即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最好注脚，世界上没有人会觉得使用一台美国公司设计，由台资代工厂在中国大陆组装的手机会有什么问题。但如今，人们密切关注着富士康下一座工厂的选址，将其视为产业链转移与重组的风向标。

15年间，世界的变化比智能手机的变化更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戒备比以往更甚。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的遭遇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印度深知自身市场与人口红利优势，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但又忌惮中国手机厂商挤压本土企业，因此对中国手机产业链若即若离，既离不开又时刻提防，不时以查税的方式“敲打”中国企业。

受访者告诉我，中国手机厂商若想占领印度市场，就要帮助印度发展本土手机产业，一如当年苹果来到中国。但在纷纷强调“制造业回流”的当下，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还在担心“果链”转移的我们，能容忍中国手机企业“帮助”印度发展手机产业吗？

拥抱全球化确实需要底气，苹果对产业链的掌控堪称“暴君”，一些供应商往往成败皆因苹果，因为苹果从研发开始便与供应商深度捆绑，最出名的案例是康宁为iPhone研发的“大猩猩玻璃”，因此苹果总能从每台iPhone的高额毛利中分走最大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