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电影的发展面向更加广阔的平台，在与世界电影的交流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伊朗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其电影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纪实美学作为伊朗电影的特性之一，是其提高自身民族辨识度的重要属性。文章在研究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基础上，结合伊朗第二次“新浪潮”之后的优秀作品和导演思维，对其新现实主义哲思、儿童题材话语模式和电影的本土意识三方面进行分析。从叙事、主题和影像的角度探索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纪实美学，旨在为当下中国电影创作探索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诗意叙事；儿童题材；本土意识；纪实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6-0235-03

伊朗电影创作在1979年之后进入低谷，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复苏并加速发展，在汲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经验的同时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电影样式——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与贾法·帕纳西为代表的电影人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影响不断增强，荣获各类国际电影奖项，开创了伊朗电影的第二次“新浪潮”——“伊朗新电影”[1]。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植根于现实，用平实的叙述方式和诗意的叙事手法，表达具有人文关怀且富有哲思的主题，再现伊朗的社会现实，呈现出具有本土情怀的纪实美学。

一、新现实主义：现实指涉下的哲思

（一）现实题材和诗意叙事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将视点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从底层民众、中产阶级到上流社会，从儿童、妇女到老人，电影在各个阶层、年龄之间都体现出生活的细节。

在题材选择上，因为伊朗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拍摄不追求宏大的场面和高科技的特效处理，多呈现的是自然朴实的画面，所以对底层平民的关注自然构成了伊朗电影的主要选题。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主要聚焦于表现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和生命价值，从现实生活中摄取具有戏剧性和现实价值的素材，用丰富的题材创作趋于真实的“现实”。

《一次别离》着重描写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矛盾、信仰与谎言，影片将民族、阶级矛盾推上银幕，映射当下的政治问题。

正如美国学者弗·杰姆逊提到的“第三世界的本文”[2]，多用民族寓言隐喻政治背景，透过个体命运看到社会文化的变迁。电影摒弃宏大的主题，从普通人物入手真实还原伊朗人民的生活图景，用简单的镜头、自然的光线、朴实的台词、真实的表演来揭示主角一家所面临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性的故事。

在叙事特点上，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呈现出诗意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以阿巴斯为代表的电影导演。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时常出现长镜头手法以及一些大远景的凝滞旁观镜头，这种忽略时间感的镜头排列所衍生出的现实意义，早已超过单个镜头本身的表意。

影片《樱桃的滋味》采用单线叙事的方法，摄影机多数情况下是直接架在汽车上对准主人公巴迪和之后上车的路人。影片没有华丽的场面，自始至终都在一片荒芜的山区景色中，一辆慢速行驶的轿车，三个不同观点的路人。

在《生生长流》中，阿巴斯用记录式长镜头将故事娓娓道来，影片没有复杂的拍摄技法，将简洁几乎做到了极致，阿巴斯充分彰显了自己的个人风格，用像诗一样的呈现方式来完成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

（二）人文情怀与哲学思考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对个体生命、阶层问题以及生死观念进行探讨，将边缘人物、儿童妇女作为影片的主要角色，具有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给观众带来了意味深长的思考与情感共鸣。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对个体的关注体现在以小人物为主的电影中。荣获第48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亚法·帕纳哈执导的处女作《白气球》中，整个故事围绕小女孩展开，单纯的小女孩拿着母亲仅剩的500元去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条金鱼，她在买鱼的路上经历了被骗钱、侥幸拿回来、再一次丢失钱、钱掉进下水道等困难。

编剧阿巴斯曾表示，《白气球》反映的是看似无关的边缘人物对事件中心人物产生的影响[3]。导演以平实的镜头记录并追随角色，构成一个短事件的真实描绘。影片对伊朗的小巷和街区进行刻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伊朗社会的现实状况。

导演将小女孩置于一个成年化的社交空间中，在对社会内在道德状态的表达中，事件情节最终的结果都是善意与温情大于邪恶收场，也表现了社会对孩童的关爱，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对于阶级问题，伊朗电影对阶级的反映是犀利且真实的。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一次别离》就是围绕两个不同的阶级（中产阶级家庭、普通贫民家庭）展开故事，对不同阶级家庭的环境进行刻画，以此对比阶级差异引起的生活环境、人物性格以及价值观的不同。而曲折回转的罗生门式的结构引出人性与生存、欲望与道德的问题，充满了人文主义思考。

对于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阿巴斯在《樱桃的滋味》中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影片讲述一个厌弃生命的中产中年男人在寻找能够帮他办理后事的好心人的过程中，逐渐感悟生命意义的故事，一个不觉来历、不明缘由的主角向着死亡的目标前进，但比故事更重要的是寻找活着的意义。

影片并没有交代男子的死因，导演将影片关注的重点清晰化，由关注为何去死变为为何活着，真正的故事是男人从想自杀直至最后结尾他内心对生死的看法。电影用极简的单人镜头记录下依次偶遇的三个路人——士兵、神学院学生和长者，透过他们对男人寻死的看法阐释出生活的真理，最后開放式的结尾更是触发观者对生命的思考。正如导演阿巴斯所说，“有的电影把观众挟为人质，把他们按在座位上看完——这并不一定表示它们有吸引力。我的电影从不挟观众作人质，而给他们自由”[4]。真正的吸引力是源于自己的，电影给予的是一种感知的力量，让接受者自主感知影片的情感，而不是一味的被迫输入。

二、儿童题材：真实自然的话语模式

伊朗的儿童电影在国际电影中影响颇深，与好莱坞电影风格大相径庭，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独树一帜。

首先，伊朗儿童电影具有简单故事加完整情节的特点，影像风格以自然真实为主，深入伊朗当地的文化风俗，以简洁、流畅的叙事手法塑造角色，导演更多使用拍摄纪录片的方法来立足于发生在本土孩童碰到的现实问题，为的是表现更加真实的儿童世界。影片《小鞋子》就围绕兄妹找丢失的鞋子展开故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围绕阿穆德把同桌穆罕德的作业错拿，一心想要归还给他，并踏上归还作业本的征程的故事。

其次，伊朗儿童电影善于采用非职业的小演员，在影像上呈现最真实、自然的表演。阿巴斯导演谈到自己1970年拍摄的短片《面包与小巷》，小演员用的是一名非职业演员，阿巴斯告诉小演员在路的那端有给他礼物，并在路中央放置了狂吠不止的狗。因为小演员害怕狗，所以他通过小巷时表现出的害怕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情绪的释放就是导演的聪明之处，导演对小孩怕狗进行客观拍摄，使其真实情感自然而然地呈现在镜头语言中。

另外，伊朗儿童电影在台词处理上更显真实，影片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故意为孩子们设计有条理的台词，而是保持了孩子说话没头没尾的感觉，将语无伦次的语言表达看作孩童讲话的特点。这种纯真的状态更能凸显生活的真实状态。

伊朗儿童电影影响极大，我国部分导演也从中汲取经验。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电影以独特的地理特色、人文色彩和民族风格崭露头角。

例如万玛才旦2005年执导的《静静的嘛呢石》，将藏族本土的人文风情与宗教信仰融合于影片中，围绕小喇嘛在寺庙的生活展开故事，将小喇嘛面对宗教与世俗、现实与传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兴奋与迷惘展现出来。

2018年，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讲述了藏族小男孩旺扎一直想要一双雨靴，在得到雨靴之后，他整日期盼能下一场大雨，他渴望穿上这双雨靴。简单的故事主线却饱含情感，这就是影片充满真实质感的原因。

儿童电影清新、真实，就是因为它表现的内容是青涩单纯的。《旺扎的雨靴》的灵感源于伊朗电影《小鞋子》，故事情节简单明确，以兒童的视角还原了旺扎对雨靴的喜爱与重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而导演新加入的喜剧元素又为电影增加了不少富有童趣的诙谐笑点，其中蕴含的少数民族人文风俗也给电影增加了一些神秘、朴素的审美意味。

三、本土意识：电影的民族辨识度

国际传播中，拥有自身特色或本民族辨识度才能更顺利地进行文化传播。电影艺术也是如此。作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民族影像，伊朗电影深受三大国际A类电影节的青睐，很大原因归功于伊朗电影的本土特色，而本土特色离不开深厚的人文气息。

伊朗电影的人文气息不仅仅体现在选题上，更多的是源于影片表现的情感，是地缘文化在影像中传递的情感认同。

由于伊朗的环境，为了避开敏感议题，创作者相对较为独立，更注重进行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和探索。在这种形势下，阿巴斯和贾法·帕纳西等人避开社会重大题材，转而将主题聚焦于对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理解上，在平淡朴素的影像中升华了民族精神和哲学思考[5]。在他们的电影中，离不开伊朗的土地和伊朗的人民，他们的影片对焦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在平凡的事件中寻找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通过质朴的人物将观众带入纯净的世界。

对于尖锐的社会或政治问题，阿巴斯保持静观的态度，他将电影作为再现生活现实的一面镜子，用影像和故事来反映社会问题。并且他创造了新的“电影完成者”的概念[6]。

在阿巴斯看来，电影是“没有导演的”，一部作品的完成是观众与导演共同的成果，观众是自由的。他不满以娱乐为噱头的商业电影，一切内容都在荧幕上表现，电影观众也渐渐依赖图解式的表达，被动接受电影传达的某种理解和感受，它们机械地操控观众的情感，忽略了观者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思考。

在《橄榄树下的情人》的结尾，阿巴斯用长镜头留给观众充分的空间，这种开放式的结局，也将影片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影片聚焦于文化、宗教和民族性格的同时，将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也融入影片中，将电影的民族辨识度提高，呈现出具有本土意识和导演个人风格特点的影片。

四、道路与探索：对国产电影的启示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对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主题、思想内涵的呈现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和艺术创作者对作品的打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现实主义电影已占据国内电影一定的市场，如2006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14年陈建斌的《一个勺子》、2014年忻钰坤的《心迷宫》、2018年白雪的《过春天》、2019年王小帅的《地久天长》等。但是主动选择走进电影院观看现实题材艺术片的观众仍然占少数，此类创作依然存在票房盈亏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创作者选择仿照好莱坞优秀作品，将电影定位为更受观众喜爱的商业片，但往往得到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仿照和借鉴也变成东施效颦，导致本土电影精神气质的缺失。

如果作品过分追求商业效果，一味地用商业思维代替艺术特性，便容易忽略故事本身对现实、对历史的提取，而发掘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追求的影视作品是重要且必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应立足于现实生活，捕捉生活的真实，注重真实的质感和电影的内涵主题。

一部合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具有现实触感和艺术品性的，给观众留有余地，能引发思考的作品才能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当现实与电影的真实无限接近时，这种暧昧性也会深化主题内涵。

2022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选取现实题材中典型的婆媳矛盾作为切入点，将整个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潮汕，将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融入影片中，展现了母亲从地域之间传统的文化偏见到开放包容的接纳态度的转变，深入生活的细节也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性。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影片还存在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现实主义电影市场上，国产电影向前迈了一步。好的电影作品是观众可以在脑海中思考与回味的，也许很久之后才能完成，但仍然会感到对电影充满热情，并想再次打开观看，这正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

五、结语

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无论从选材上还是影像表达上都立足于本土的现实问题，传达出人们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对民族的满腔热忱。影片在选题、主旨、本土化等方面的运用上展现出纪实美学的特性，形成了独特的电影风格，拓宽了现实主义电影的边界。文章通过对其影像的研究，旨在为中国电影创作寻找一个良性发展的空间，使其在创作上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 李聪聪.伊朗新电影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7.

[2] 弗·杰姆逊，张京媛.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当代电影，1989（6）：47-59.

[3] 慈祥.圆圈边缘的注视者：论贾法·帕纳西的电影[J].文化艺术研究，2013，6（2）：119-124.

[4] 史可扬，康思齐.伊朗新电影的现实性品格[J].民族艺术研究，2019，32（4）：11-17.

[5] 高美.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J].现代视听，2017（6）：46-50.

[6]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40.

作者简介 穆媛媛，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