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有研究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国际传播领域，这一讨论维度对缺乏海外发声渠道的多数地方媒体与中国故事的内在关联有所忽略。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故事的概念内涵，挖掘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并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视角，阐述基层媒体与中国故事的相通性。文章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平台、内容的双重属性下与中国故事的命题相连，其应以层级媒体系统和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挖掘植根于地方居民日常生活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中国故事；县级融媒体中心；层级媒体系统；国家身份认同；地方维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6-0034-03

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关话题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

中国故事的概念在当前学界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国际传播的研究领域。地方媒体如何在国际传播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是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陈红梅认为，当前国际传播工作迎来发展新机遇，地方媒体需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自己的着力点，讲好中国故事[1]。

相较央媒，地方媒体不论是素材来源，还是平台及人才资源，均有所局限。尤其是在国际传播背景下，地方媒体海外发声渠道的发展起步较晚、势头较弱。若地方媒体一味追求从国际传播维度讲述中国故事，既缺乏现实可行性，又使本身的工作重心旁落。但这并不意味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地方媒体而言是旁观热闹，而应成为后者的自觉。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需挖掘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在外宣与内宣的双重视角下，探索基层媒体叙事的多种可能。

2018年以来，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我国大力推进的基层媒体体系设计。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语境结合，开拓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讲好中国故事，势在必行。基于此，文章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视角，通过分析中国故事的概念及地方维度，探索基层媒体在我国层级媒体系统中结合本地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多重叙事面向。

一、中国故事的概念及地方维度

作为一个特定概念，中国故事常与“国家形象”“文化输出”“国际话语权”等关键词相伴。在通用语境下，中国故事具有较明确的主流内涵和较强的政策属性，在多数语境中常以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出现。

为实现地方媒体讲好中国故事，须对中国故事的概念加以辨析，挖掘中国故事在地方维度上的理论内涵。

（一）三重中国观念下的中国故事与地方内涵

陈先红和宋發枝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应立足于由传统中国文化故事、现代中国发展故事和全球中国开放故事构成的中国故事体系[2]。这三种中国故事类型分别对应王义桅提出的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三重中国观念。

上述学者认为，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时代命题的理解，需从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出发，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合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地方文化是传统中国的重要构成，中国故事应包含各地特色传统文化。正因有了丰富的地方文化，中国故事才得以展现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和常青的生命活力。中国显著的地域文化差异，正是其文化活力的鲜活体现。若要讲好传统文化故事，必须将目光投向植根于中华本土的地方文化实践。

其次，地方发展是现代中国的重要主题，中国故事应纳入对不同地区发展经验的具体阐述中。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立足各自优势，走出了各不相同的发展之路。中国故事应挖掘区域性的发展经验，反映新的时代背景下各具智慧、特色的地方发展故事。

最后，地方是中国的重要反映，中国故事在地方维度上的重要性应加以重申。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推动了地方性新闻的全球性传播。如今，即便是媒体资源欠发达的地区的新闻也有可能经由自媒体进入全球视野，形塑我国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与中国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

（二）中国故事的历史语境与地方维度

黄珞和李明德提出，中国故事的概念在学界研究中大致经历了文本意义、文化身份、顶层设计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故事的概念几乎等同于“中国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中国故事除物理空间的意义外，还加入了更多文化身份的想象。人们逐渐在关于“自我”的叙述中带入国家与民族身份。而从2012年起，中国故事成为带有文化自觉的表述。相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这一概念更强调以柔性、艺术的方式形塑当代中国[3]。

上述划分在历史时间线上对中国故事的概念流变做了大致梳理，三种内涵共同构成了对当下中国故事的理解。中国故事可以是常规意义上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可以是构成国人在全球化时代形成国家身份追问的认同来源，可以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故事的概念在历史上的丰富含义，也显现着其在地方维度上的深刻内涵。

第一，故事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国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由于文本意义无法脱离社会语境，特定的中国故事必定与地方息息相关，地方属性是中国故事的自然构成，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无法脱离地方属性。

第二，就国家认同而言，中国故事令国人的身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重申。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中国故事，既能唤起公众在空间上的关于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又以“一方水土、一地居民”为情感依托，使中国故事中的国家认同有了明确的载体和鲜活的内容。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不应只是少数央媒的工作任务，而应成为联合官方与民间、贯通中央到地方的社会整体性事业。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是各级媒体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因此挖掘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十分必要。

不论是从中国观出发理解中国故事的内涵，还是以历史视角观察其背后的社会语境，地方维度始终是中国故事的内在属性。在国际传播语境下，互联互通的新媒介技术使地方进入国际视野的机会大大增加。从文化认同层面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也孕育了一方文化。故而，地方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培养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地方既是时代故事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来源，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使命的自觉承担者。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中国故事的理论勾连

在辨析了中国故事的概念内涵，并初步挖掘了地方维度的理论含义后，还需在具体的语境中对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加以阐释。与讲好中国故事类似，县级融媒体中心也是近年来具有高度实用性和强政策性的研究话题。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视角下理解中国故事的命题，有助于将这两项媒体改革措施相对照，从基层反哺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认识。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平台、内容双重属性

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写了传统的传播格局，主流话语在新兴的媒介环境下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成为主流媒体挺进新型话语阵地的重要举措之一。

周逵和黄典林在研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时，对照了20世纪50年代的大喇叭网络和80年代的四级办台，认为集中式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驱动和指令式动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4]。换言之，基层长期以来都是主流媒体重视的话语阵地，历史上新型媒介一旦出现，都会引起国家对于直通地方的媒体体系的改革。占领基层话语阵地的自觉，反映出从地方讲述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官方决策的重要思路。

纵观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其不仅起到了信息传播、話语引导的渠道作用，而且日渐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地方平台。

张诚和朱天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应由新闻信息的集成机构向治国理政的平台过渡[5]。县级融媒体中心不能只是扮演传播者的角色，还应成为地方治理体系的中介者。换言之，县级融媒体中心兼有传媒职能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属性。

传媒职能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重在凸显自身内容属性的价值。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如何挖掘本地新闻，如何吸引本地民众关注，如何留住受众并激发他们与平台形成互动，都需要在日常实践中探索答案。

社会治理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多表现出其作为媒体平台的属性，建构地方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平台，形成多主体联动与多中心治理的集合。鉴于县级资源的局限，不同层级媒体间的资源互融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可行路径之一。例如，江西分宜县在融媒体改革过程中就采用了省级技术平台，与江西日报共建共享技术系统[6]。由此可见，在平台属性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并非单兵作战，而是处于层级媒体体系之中。

概而言之，平台属性与内容属性共同构成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本要素。而在这两个维度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中国故事具有深层次的关联。

（二）双重属性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中国故事的关联

就平台属性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讲好中国故事媒体平台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及深刻的媒介社会变迁，为实现主流话语对舆论阵地的领导，我国着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推动主流媒体转型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王智丽和张涛甫认为，国内传播格局受新媒体技术的冲击而引发全面变革，改革官方话语渠道成为应对之道。在媒体融合发展初期，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成为中心任务，在此阶段崛起了诸多以党媒为代表的头部媒体。然而，仅仅解决头部问题尚不足以完成话语系统的完整搭建。作为话语渠道“最后一公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运而生，与头部媒体形成上下呼应、协同共振[7]。

以这一视角看待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推进，很容易挖掘出其背后为讲好中国故事搭建话语平台的意义。不论是出海建构国际话语权，还是在国内落地融合转型，都是在为中国故事提供时代舞台。而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代表的地方叙事，则是中国故事在整个媒体系统中的重要载体。

就内容属性而言，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接近基层群众的天然优势，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更有机会挖掘出大量来自草根的所思所言所行。这些基层群众的声音，是中国故事的真实写照。基层群众心中朴素的国家认同情感与国家建设热情，是中国故事的鲜活来源。县级融媒体中心依托发达的新媒介技术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对本地社情民意的获知能力，完善信息传达机制。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基层视角下挖掘的中国故事，无法像中央级媒体那样场面宏大、精细雕琢，往往呈现出简朴、日常的叙事特征，但具体而细腻的故事细节恰恰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内容叙事特征与要求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具有相通之处。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面向

在阐明县级融媒体中心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相通之处后，其究竟应以怎样的叙事面向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亟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资源平台有限的基层媒体而言，立足地域优势，挖掘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各级媒体之间的层级联动，扎根地方、回应地方的现实关切，是其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行之道。

1.发扬本土优势，讲述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故事

区县拥有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因而区县融媒体中心应充分发挥本土优势，讲述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故事。例如，重庆市大足区融媒体中心以大足石刻为依托，以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价值的地方文化为基石，打造媒体品牌，策划出品了文化推介、旅游推广、文物保护记录等一系列全媒体产品。

2.层级媒体联动，讲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故事

依托层级媒体系统，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向上级媒体单位供稿的方式，使本地故事获得更多可见的机会。例如，浙江省桐乡市的两名90后徒手接坠楼女童的故事，经由基层媒体发掘、地方媒体发酵、中央级媒体跟进报道，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可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中国故事取之不尽的素材来源，而县级融媒体中心最是接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应充分挖掘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故事，并通过不同层级间媒体的联动机制，为动人故事找到出口。

3.深入居民生活，使新媒体治理成为又一中国故事

正如学者们所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正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新型平台，公众对媒体的使用成为中国故事的新内容。赵海明与郭小安基于重庆五区县的实地调查显示，由县级融媒体中心搭建的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的信息沟通。“媒体+政务”和“媒体+服务”的模式，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深度介入居民生活的平台[8]。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延展与便民思维，促进了媒体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进步，使新媒体治理成为又一鲜活的中国故事。

三、结语

外宣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强调中国的主体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增长自信，坚定地传递中国声音。同时，这一命题还强调国际传播工作需注重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让故事成为展现中国的载体。

文章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展开探讨，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平台方面，处于上下贯通的层级媒体体系中，因而可依托这一媒体网络放大地方声音。在内容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直面基层群众，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角和鲜活的故事来源。只有发挥好这两点优势，包括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地方媒体，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 陈红梅.论地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以北京日报海外版为例[J].新闻前哨，2022（11）：56-57.

[2] 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40-46，52.

[3] 黄珞，李明德.“中国故事”的生成逻辑与叙事策略[J].山东社会科学，2021（2）：150-154.

[4] 周逵，黄典林.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J].新闻记者，2020（6）：14-27.

[5] 张诚，朱天.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及其功能逻辑再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27-133.

[6] 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新闻记者，2019（3）：56-71.

[7] 王智丽，张涛甫.超越媒体视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治传播学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7）：1-6.

[8] 赵海明，郭小安.“破圈”与“入圈”：县级融媒体圈层结构改造的实践与思考：基于重庆五区县的实地调研[J].新闻与写作，2022（4）：96-107.

作者简介？张艳男，本科，助理记者，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