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艾宁

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常有新锐的“黑马”作品突出重围，让文学界惊喜交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

上海出版业，素以“传统与新锐交织”的特质闻名于业内。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南方的文学出版重镇，更是将这一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成立于1952 年的新文艺出版社，如今已过第七秩。它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专业出版社，开风气之先，令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向鼎盛。

然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人们并没有倚仗其丰厚的历史资源坐享其成，而是勇于丢掉历史包袱，不断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出版发展趋势；同时，主动挖掘新人，为文学创作的薪火相传接续力量。成果显而易见。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均呈现年轻化的特点，80 后、90 后早已成为中坚力量，常有新锐的“黑马”作品突出重围，让文学界惊喜交集。

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的一席话令人记忆尤深，他说：“东方甄选卖出了60 万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发了60万张‘文学传单’给那些未来可能会成为文学读者的人。”

李伟长，20 世纪80 年代生人，不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还是作家、青年评论家、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委员会成员。多重身份的光环叠加，让李伟长拥有了比常人更多样的视角，在接受采访时，他文辞优美、襟怀坦白、铿锵有力、一针见血，分享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近年在培养文学新人、铸就出版品牌、转变营销思路等方面的经验和思考。

“关注更年轻的力量”

您大概什么时候知道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但是客观地讲，我到了现场才知道这个计划原来这么隆重，顶层设计如此完整。并且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个计划非常有用。

这个计划最打动我的地方有两点，一个是它的“系统性”。文学生态、出版生态包含很多环节，且各个环节相对分散，通过中国作协这样一个能够盘活所有文学环节的机构，把各个环节连接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大工程。

第二个是对于出版人来讲，有了更强有力的“抓手”。我意识到，我们做的很多出版选题，和这种更大视野的文学行动是紧密相关的。这个计划团结了在文学出版一线的战友们，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战壕里浴血奋战，同时，我们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些是只有中国作协能做到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都十分重视文学新人的培养，近几年更是培养了一批80 后、90 后作家。但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培养文学新人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实问题？

事实上，莫言、余华、格非等一系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关注更年轻的力量，不是现阶段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特点，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长期以来的基因之一，这是其一。

其二，培养文学新人，考验的是出版社对文学的判断眼光是不是具有未来性。比如王占黑，她的第一部作品《空响炮》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时候王占黑还是个籍籍无名的90 后年轻写作者，对于出版社来说，有很多理由不出版这部作品。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觉得这个作者很有特点，她能够把写作这件事情从个体经验跳脱出来，关注到更广博的身边事件，这是年轻写作者非常难得的特质。

至于你说到的风险，比如版权问题，我们现在会很淡定地看待这件事，如果一个出版者纠结这个问题，那一定证明他手里的牌不够多，他对自己的眼光不够自信。

同时，正常的市场需要正常的流动，如果我们足够优秀，这个流动的速度可能会缓慢一些，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潭死水。

“出版社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编辑”

目前，越来越多文学和社科类出版社开始组建旗下工作室平台，您认为平台化是大势所趋吗？

目前我们已经尝试做了很多工作室，人文社科图书方面，有eons 艺文志工作室，由肖海鸥负责，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传》就是她编辑的。我们还有当代文学出版中心，负责人是张诗扬，今年出版了林棹的《潮汐图》、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等作品，其中《潮汐图》已经第五次印刷了。此外还有原创文学出版中心，负责人是年轻的90 后编辑江晔，他们近年出版了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入选“攀登计划”的马伯庸的《大医》和田耳的《纵浪》就是这个团队在做。其中《千里江山图》目前销售态势良好，已经加印了五六次，影视版权也在洽谈中。《北纬四十度》入选了“2021 年度中国好书”，且加印七次，发行四万多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

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革新都以人为基础。出版社是一个轻资产单位，它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编辑。只有有了好编辑，才可能会有好选题、好图书。

很开心听到《千里江山图》有影视化改编的可能，同时，“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的影视版权输出转化。您如何看待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

我们欣慰地看到，影视机构对于内容质量的渴求度越来越高，这应该感谢中国的电视观众。中国电视观众近几年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被所谓的大资本运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基本都是低口碑，这届观众真的不好忽悠。

这也意味着，影视圈的内容储备到了迫切需要更新换代的时候，要有品质过硬的原材料，激发制片人、导演、编剧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加工出更加优质的影视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出版只需要把自己的“魔袋”打开，就会被影视资本注意到。

因此，我极其看好作协提出的“迁徙计划”，出版界有大量优质的小说、非虚构作品能够成为影视的内容储备，一旦这些原材料进入专业影视机构的视野中，我想一定能够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60 万张‘文学传单’”

在联席会上，您发表的关于“文学传单”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能否展开讲讲，您如何看待新渠道营销、发行之于文学作品的意义？

目前，文学也好，出版也好，包括媒体也好，都碰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实，我们吸引新读者的能力在下降，而新的读者，才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群体。

所以我为什么用“文学传单”这个词，东方甄选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唤起了那些平时可能没时间、没机会接触优质文学作品的人的注意。当董宇辉用他的“董氏语言”表达他对文学作品的感受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拉近他的粉丝和文学之间的距离，也意味着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文学读者，“传单”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新的文学读者数量涨势缓慢的前提下，60 万份文学传单，是一个足够令人惊喜的数字。

上海文艺出版社目前在营销方面的布局是怎样的？

这说到我的痛处了。其实我们很早就“醒”了过来，但是传统出版社的历史包袱、观念包袱比较重，这不是一时能改变的问题。

所以目前，大部分出版社都在“追”，今天追建一个小红书账号，明天追建一个抖音账号，同时还要追着达人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也处于这个状态，而这个“追”的状态就意味着话语权特别薄弱。

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和新媒体上的博主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合作，提前介入博主的内容生产。我们用这个方法在小红书上生产了许多点赞过万的推文，非常有效，这可能是我们目前所做的真正意义上的营销。

所谓的营销不是仅仅让别人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和封面，而是要通过这些渠道，让作者的表达真正深入人心，让读者与这本书之间摩擦出火花。所以营销考验的永远是团队对一本书真正的理解与判断。如果这个能力建立不起来，许多营销工作就会非常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