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育 李頔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一点就是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厕所革命”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厕所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厕所革命”的倡议，以期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厕所现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和改厕。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81.7%，较2010年提高了21.2%；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62.5%，比2010年上升了38.9%，“厕所革命”带来的影响功不可没。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厕所革命”的实施，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农村厕所改造推动了农民传统卫生习惯的改变，有助于带动普通农民更新卫生观念。第二，农村厕所改造等项目极大地改变了农民居住条件，对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厕所革命”的深度和广度由城市向农村扩展。在乡村进行一场认真细致的“厕所革命”，既能促进城乡融合，又能对居民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直接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分析农村“厕所革命”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机制；其次，构建基准回归模型，研究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再次，充分考虑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分析“厕所革命”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

（一）文献综述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设的短板。首先，农村人居环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彭超和张琛，2019）；其次，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并且严重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褚家佳，2020）；最后，农村人居环境不仅受制度管控的制约，也跟农民自身意识素养不强相关（曹桢和顾展豪，2019）。目前，国内对农村“厕所革命”的研究主要围绕“厕所革命”的现状、问题、对策展开。从现状来看，农村厕所大多还是传统形式，虽然农民改厕愿望较大，但基层落实不到位（彭磊等，2019）；从问题来看，农村“厕所革命”一直面临着经费投入不足、缺乏统一领导、技术发展不平衡、意识观念落后的困境（张姣妹和徐聪聪，2019）；从对策来看，想要切实推进“厕所革命”，就必须加强教育、转变观念，拓宽融资、加大投入，加强研发、提升培训，监管结合、提升质量（王彩霞和万远英，2019）。

进行“厕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着力点。对于农村厕所与贫困的关系，Yang and Mukhopadhaya （2019）认为，除了收入低下、教育水平不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较低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刘晓昀和马铃（2018）研究发现，收入与健康改善的幅度要高于厕所卫生改善的幅度。对于农村厕所与医疗卫生的关系，厕所设施的落后不仅容易造成病原体传播、细菌滋生（Kumwenda et al.，2017；Ramani et al.，2017；Duflo et al.，2015），而且会导致土壤和饮用水污染，从而加剧疟疾等疾病的扩散。刘传明和刘越（2020）通过研究发现，进行农村厕所改革能够通过降低疾病发病率显著降低农民医疗卫生支出。然而，对于“厕所革命”所能带来的益处，大多数研究仅仅做了理论阐述，缺乏实证研究，谢世谦（2019）从卫生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对“厕所革命”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归纳分析。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阐述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必要性，探讨了“厕所革命”与贫困、医疗、卫生的关系，理论分析了其所带来的益处，但缺少相关实证研究，没有指出“厕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厕所革命”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研究推进“厕所革命”是否能改善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助力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本文采用2010—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农村厕所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实证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第三，综合考虑区域异质性特征，提出应结合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因素、农民生活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厕所革命”方案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分析

结合现有文献分析，本文认为农村“厕所革命”主要从卫生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助力共同富裕。具体理论机制如下：

1.减少疾病传播，凸显卫生效益

农村厕所基础设施的缺乏，不仅会造成病原体和细菌的传播滋生，还会导致水资源的污染。2017年国家旅游局在《厕所革命报告》中提到，农村居民80%的疾病是由污染的厕所粪便或者不卫生的水源引起的。“厕所革命”的卫生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根源上消除粪便污染。修建有遮盖的农村厕所，并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能有效降低细菌滋生，切断疾病传播途径。另一方面，随着“厕所革命”的推进，卫生健康教育的普及，农村居民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也会有所改变，使其逐渐意识到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增强卫生防病意识，态度也从不支持不配合，到主动积极要求改厕。

2.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第一，带动旅游业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厕所革命”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衔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来观光消费，进一步带动农家乐等第三产业发展。第二，减少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研究发现，推进“厕所革命”不仅可以降低疾病感染率，从而减少农民医疗支出，同时还间接提高了农民的人力资本，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第三，促进厕所相关产业发展。“厕所革命”也带动了卫生洁具、建筑材料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市场营销人才、专业培训人才的需要，进而促进工业产值增加。第四，节约农民化肥燃料成本。改厕后的粪便经过无害化处理，成为清洁的农作物生产有机肥，不仅比传统化肥效果好，而且还节约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在“厕所革命”实施过程中，一般会将厕所改造与沼气池修建相结合，粪便作为燃料既节约了农民的燃料成本，又减少了其他燃料带来的空气污染。

3.改善人居环境，带来环境效益

美丽乡村的美是生态美、生活美、文明美、和谐美的有机统一，乡村建设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传统厕所不能遮风挡雨，一到夏天更是遍布蚊虫、臭味扑鼻，不仅污染环境，有损乡村风貌，更是阻碍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短板。“厕所革命”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的有力举措，通过建造无害化卫生厕所，对粪便进行处理，降低蚊虫密度，不仅能保护土壤、空气、水源，还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4.推动文明建设，增进社会效益

推进“厕所革命”，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首先，“厕所革命”提高了农村卫生厕所以及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理位置优越的东部地区，农村卫生厕所已经实现了基本普及。其次，改厕不仅是对农村厕所的革命，更是对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改变。农村“厕所革命”通过电视新闻、网络广告、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的宣传，将新颖的观念带入农民的生活，让他们慢慢接受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最后，“厕所革命”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通过改厕弥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农民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生活品质。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空气水源更加干净清新，不仅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也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

图1：理论机制分析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厕所革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作为农村“厕所革命”的核心解释变量，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wealthit表示农民的收入分配情况，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来衡量，toiletit表示农村厕所改革程度，采用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来衡量。Xit是一系列影响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控制变量，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对数、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受灾面积的对数、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等。σ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β1为农村厕所改革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系数，如果β1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厕所革命”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分配水平。

（二）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一方面，“共同”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分配，用以说明富裕实现的范围，它是相对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言的，人均收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用来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它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人均GDP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文献（张斌等，2021），本文采取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代表收入分配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即wealthit来衡量共同富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toiletit表示。一方面，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能够体现农村“厕所革命”带来的农村厕所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可以体现“厕所革命”对有害物质处理能力的提升。

控制变量：考虑到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对wealthit中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对数（lnfarm）、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lnmachine）、受灾面积的对数（lndisaster）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林牧渔业产值越高，农业投入机械动力越多，农村受灾面积越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杜姗姗等，2020）；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wealthit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lnsecon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lnretail）、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lnbudget）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反向变动（李杰等，2016）。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0—2017年中国30个省（西藏数据不完整进行了剔除，不含港澳台地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收入分配水平，该数据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来自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由于2019年、2020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都是对2017年各地区农村改厕情况进行重复披露，2021年仅对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进行了统计，故本文只选取了2010—2017的省份面板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农村“厕所革命”影响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的回归系数进行参数估计，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也会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得到改善，即推进“厕所革命”能够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表2的第（1）（2）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未加入控制变量且未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时，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在考虑个体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模型（2）结果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略有增强。第（3）（4）列是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仍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且保持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同时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之后，估计系数为0.021，较之前的回归模型有所降低，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也说明在双固定效应下，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都能提高0.021个百分点。从拟合优度的结果来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和仅固定个体效应时，R2为0.359；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R2逐步提高至0.887，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在不断优化。

表2 基准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尽管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该回归结果并没有考虑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农民收入分配水平之间存在的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农村“厕所革命”主要从卫生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来改善农民收入分配水平，但反过来，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改善意味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会更加关注农村环境卫生状况，进一步提高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即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与农民收入分配水平之间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选取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相关性和排他性。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农村修建自来水厂的个数（reser）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农村厕所改革伴随着农村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修建自来水厂和农村厕所改革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自来水厂的修建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受益群众共同负担，考虑到还有多种投资补助政策，不会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

由于农村修建自来水厂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2010—2014年数据进行 2SLS回归。表3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农村自来水厂的个数对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根据弱工具变量检验原则，第一阶段的F检验值为51.33，大于10，符合检验法则，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使用农村自来水厂个数作为工具变量后，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后，随着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也会显著提高，即推进“厕所革命”能够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2SLS

六、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分别考察三个子样本中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第（1）（2）列为东部地区回归结果。对于东部而言，在不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估计系数为0.060，与全国整体的回归结果相比，大于全国的估计系数0.048，说明东部农村“厕所革命”产生的影响要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在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估计系数为0.023，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的0.021，但是估计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改善效果较弱。

表4的第（3）（4）列是中部地区回归结果。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在不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估计系数为0.09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部地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就会提高0.094个百分点，且提升幅度要明显高于全国整体水平（0.048）；在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系数为0.044，明显高于全国整体水平（0.021），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部地区的“厕所革命”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分配水平。

表4的第（5）（6）列是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对于西部而言，在不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估计系数为0.038，低于全国整体水平（0.04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进行厕所改革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同时固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影响不再显著，且估计系数为0.018，小于全国整体水平（0.021）。

表4 区域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比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清楚地发现，中部地区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正向影响最强，其次是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影响效果较弱。本文认为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情况。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农村无害化厕所几乎已经实现了基本普及，因此，推进“厕所革命”助力共同富裕的效果不及稍微落后的中部。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干旱缺水、交通闭塞，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过程中，西部地区面临更多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在农村厕所改革过程中往往降低卫生标准，造成厕所改造不达标的情况，这些都会降低农村“厕所革命”的实施力度和效果，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也随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较低，对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意识较为薄弱。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利于实施农村“厕所革命”，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201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其次，考虑到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农村修建自来水厂个数作为农村“厕所革命”的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农村“厕所革命”是否对共同富裕存在稳健影响；最后，将所有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1）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略有降低，但拟合优度逐步提高，这说明推进“厕所革命”能够助力实现共同富裕。（2）在解决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时，选取农村修建自来水厂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受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中部地区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且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回归系数低于全国整体水平，且影响效果较弱。

（二）政策建议

首先，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和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深入研究农村厕所改造新型融资模式，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进而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加强培训力度，由政府组织，厕所改造产品企业牵头，进村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安装，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次，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鉴于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民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级政府在推行农村“厕所革命”时，要针对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因素、农民生活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方案，杜绝采取“一刀切”和“摊大饼”的方式，协调区域发展，加强区域互补。最后，农村“厕所革命”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相衔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通过整合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资源，推进其有效开展，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