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晔莉

梁星彭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经过长久的科学考古，我国考古学界已经证明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多源一体”的历史过程。多源指的是多个文明源头，即在黄河、长江流域所发现的华夏文明遗迹;一体指的是最终文明的汇聚，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滔滔巨河。但“多源一体”的发展过程与细节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前我国考古界仍在持续探索。其中，关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研究一直是黄河文明考古的重中之重，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考古学界对黄河中上游地区开展了更为深入的调研工作，对陕西、山西、甘肃等相关地区展开了系统的考古活动。1956年以来，梁星彭先生先后参加西安半坡、陕西周原、长安丰镐、宝鸡北首岭、武功浒西庄与赵家来、湖北铜绿山、垣曲小赵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并且主持了陕西彬县断泾先周遗址、四川巫山琵琶训夏商遗址和山西襄汾尧舜禹时期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在考古工作期间撰写了多篇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提出了对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和商周文化的新见解。

2015年6 月，梁星彭先生编著的《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集》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梁星彭先生参加考古工作以来的20篇专业论文与研究性报告，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一些历史考古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考证，对该区域的考古文化序列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梁星彭先生以黄河中上游即陕西及其相邻的甘肃、山西等地区的考古工作为背景，从众多考古发现中一步步对仰韶文化以至西周时期多种古代遗存的文化进行剖析，基本构建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史前、商周文化样貌，展现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和商周文化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论述了其文化特征与分区、分期、年代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上看，该书对黄河中上游的考古研究较为全面，各篇论文逻辑结构严谨，有效地探索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的孕育、发生、发展以及转移的历史过程。从细节上看，该书每篇论文不仅对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记述以及专业分析，更由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之间的联系对文化遗存进行整理评价，为读者呈现出当时的地方文化特色以及发展轨迹，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黄河文化研究者进一步认识黄河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在黄河地区历史考古中的理论研究成果。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其西起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东至山东垦利入海。黄河中上游的地理分界点是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中下游分界点在河南省郑州市的桃花峪，黄河中上游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区。在考古界，黄河中上游地区不仅是地理区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区系概念，该地区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对其历史文化进行考古研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我国幅员辽阔，受各地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各地区在历史同一时期所处的文化时期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考古界一般观点认为，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基于此，本文便以该考古文化时期为初始，结合《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集》中的研究成果与观点，分别对史前、商周两个阶段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文明发展进行呈现，以期更为直观地展现书中所记叙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商周文化发展过程。

1 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文化考古探析

作者在书中以仰韶文化考古研究为开篇，可见仰韶文化在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考古中的重要地位。现代考古发现揭示，仰韶文化是陕西、山西、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部分。该文化覆盖面积相当广大，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遗存较为密集，其中以关中地区渭水流域为代表，据书中考古数据显示，渭河及其支流等河岸台地上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100多处，并且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该数量仍在持续增加。该地区许多仰韶文化遗址都有覆盖面积大、土层深厚、遗物丰富的特征，例如沣河沿岸的五楼村遗址，南北长度约1 km，其中的文物堆积厚度5～6 m;再如咸阳市尹家村遗址，该遗址总面积逾1.3 km2，大于现代常规的村庄。通过上述考古发现，可以表明关中地区是仰韶时期人们的重要聚集地，是当时人们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之一，并且上述遗迹特征表明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过着定居生活。此外，从该地区仰韶遗址中留存的文物情况来看，该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并且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另外陶器也已被发明，而陶器上出现的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也证明了仰韶文化已有手工业雏形。仰韶彩陶文化是该时期文化的一个突出文化样貌，在黄河上游地区的青海乐都县，一个位于湟水中游北岸的村庄——柳湾，分布着一座前后跨度长达千年的氏族社会公共墓地。1974年至198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该墓地遗址进行了细致发掘与清理，出土彩陶近2万件。经统计，柳湾彩陶上的纹路包括典型的锯齿纹、涡纹、菱形方格纹、圆点纹等各类纹路符号达到300余种，深刻展现了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审美意识以及生活样貌。

历史演进到龙山文化时期，以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关中龙山文化逐渐兴盛。据梁星彭先生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家对陕西境内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深入发掘，目前已经初步还原陕西地区文化遗存的概貌。书中提到，目前陕西省境内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所发现的相关文化遗址分布于四个地区:第一个在关中东部的华县和华阴地区，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泉护村、横阵村等遗址;第二个在陕西省西部偏南的商洛地区，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焦村、沟滩等遗址;第三个则是关中盆地中西部的武功县和扶风县，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浒西庄、案板坪等遗址;第四个在陕北地区，不过相关文化遗址较少，仅有绥德小官道遗址。梁星彭先生在书中对陕西各地区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析比较，提出关中地区龙山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区域类型:一是以横阵为代表的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遗存。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此区域遗存与晋南地区的相关文化遗存有诸多共同点，文化样貌基本一致，因此都可以归入庙底沟类型。作者在书中着重强调，虽然关中东部以及商洛地区的文化遗存属于庙底沟类型，但随着历史演进，潼关东西两个方向的遗存便开始出现明显差异，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原文化西传以晋豫文化汇聚的特征，体现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文化交流现象。二是以浒西庄为代表的关中西部遗存。目前考古界对该地区的文化遗存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该地区文化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梁星彭先生在其论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评判后认为，该地区文化遗存中的陶器形制、陶质以及纹路等都与已发现的文化遗址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不能将关中西部文化遗存认定为新的文化类型。三是以小官道为代表的陕北地区遗存。该区域文化遗存虽然与之前发现的文化遗存有着较大相似性，不过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以及相关资料的公布，可以发现这二者之间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差异。梁星彭先生指出，小官道等遗存与内蒙古地区同期遗存之间或存在联系，这再一次印证史前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的交流，但碍于目前相关遗址发掘规模不大，资料有所不足，因此目前考古界仍将陕北地区的小官道遗址归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有学者直接称其为“小官道类型”。

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向西继续演化形成客省庄二期文化，也有部分学者称其为陕西龙山文化。梁星彭先生在书中对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考古发现进行了细致梳理，指出其遗址分布在渭河流域及其支流的河岸台地上，主要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经过多年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经出土且被记录在案的相关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以从西向东的地域排序:第一处集中在关中的东部地区，主要以西安为分界，代表遗址有蓝田泄湖、华阴横阵遗址等;第二处主要集中在陕西省东部偏南的商洛地区，代表遗址有洛南县焦村遗址以及商县紫荆遗址;第三处集中在关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西安的西部方向，该地区文化遗存尤为丰富，遗址分布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长安客省庄、凤翔大辛村等遗址;第四处则是甘肃省的东部地区，代表遗址有灵台桥村和天水师赵村遗址。作者在书中通过对上述文化遗址以及所遗存的文物进行充分考察和分析，总结得出以下文化特征:其一，在居室方面，该地区居室类型较为多样，但主体形制有三种，包括半地穴双室、半地穴单室以及横穴式单室;居室中有灶台，并且灶台多是挖坑然后再垫平形成的圆形灶;居室中有门道，甚至有小部分居室的内侧墙壁上有壁龛。其二，在墓葬方面，该地文化遗址中所被发掘的墓葬多以长方竖穴土坑墓的形式出现，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头部朝向并不固定;随葬品方面，只有个别大型墓葬的墓主身旁有随葬的陶罐、猪骨等葬具，其他大部分中小型墓的墓主身边都没有随葬品。其三，在生产生活用具方面，该地区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磨制石器，种类繁多，包括斧、铲、刀等，另外也有不少用家畜下颌骨制作而成的骨铲;在陶器方面，该时期当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为红陶和灰陶，并且其制作方法一般为泥条盘筑法，目前所发现的陶器类型较多，包括盘、盆、碗、盖、罐、鬲等。以上这些特征，都深刻展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的特色。

2 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周文化考古探析

作者梁星彭先生在书中指出，商周时代作为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有着划时代意义，其鲜明的文化特点以及自成系统的文化样貌，无一不向后来人展示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特色。书中对陕南城固、洋县地区的商时期文化遗存以及岐周、丰镐的周文化遗存进行了细致梳理。

位于汉水上游的陕西省城固县和洋县，是黄河中上游商时期文化遗址的所在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考古队在当地发掘出土了商时期青铜器600余件，时至今日，该地区在我国依旧是商代青铜器出土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城、洋两县所出土的商青铜器与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引起了当时考古学界的广泛讨论，产生了多种见解。目前关于该地区商遗存具体文化性质的意见较为多样，有学者认为其属于羌方遗存，也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巴文化遗存，还有学者认为其属于早蜀文化遗存。1998—1999年，城固县宝山镇宝山村的商时期遗存被发现并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商时期遗存，房屋、灶坑、动物坑、墓葬、陶器以及青铜器等遗存物皆有完整保留，进一步充实了城固地区的商时期文化遗存的内涵，呈现出该地区更为全面的商时期文化面貌。书中对当地铜器群以及宝山商时期文化遗存进行了整合分析，总结出城、洋地区商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商文化因素。在铜器方面，城、洋地区出土了许多与中原商文化相一致的铜器，如立耳分裆鼎、大口圈足盘、三足壶、小耳盆形簋、四足分裆鬲、戚、钺等，这些器物虽然并不跟中原商文化遗存一模一样，但大体形制以及基本造型等都非常相似，并且青铜容器上的常见花纹也与中原商文化青铜器一致，如夔纹、云雷纹、涡纹等基本相同。在陶器方面，城、洋地区所出土陶器的基本形态也与中原商文化遗存相似，二者差异主要在于鬲器口沿设计，如殷墟出土的陶鬲口沿向上折，而城洋地区的陶鬲口沿则是斜直领。其二为巴蜀文化因素。城、洋地区商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尤其在兵器设计方面其巴蜀文化特征更为明显。目前已出土的多件斧、钺，皆有銎圆刃特点，而出土的戈则是以援直内式为主要形制，上述武器的造型设计等具有一定的巴蜀文化特征，在四川地区已出土的巴蜀文化遗存中可以找到类似器物样式。除了兵器以外，部分陶器如釜、小底尊形杯等，同样有巴蜀文化特征，具体比如所有陶釜器身像球，所有小底尊形杯皆口大底小、分为上下腹，以上几种陶器类型都在川西平原等古代巴蜀文化区域被发掘发现过。通过对城、洋地区商时期遗存与早蜀文化遗存和早期巴文化遗存的对比分析，作者认为陕西省城固县和洋县发现的商时期文化遗存应当属于“巴蜀文化”这一考古文化，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夏商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交流互动情景。

据古籍记载，岐周、丰镐两个地区分别是周政权灭商以前和灭商以后的都城所在，其中丰镐位于陕西西安市，探索丰镐地区的周文化遗迹对于研究黄河中上游周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意义。1951—1997年，我国对丰镐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尤以1997年发掘工作价值最高，此次共发掘遗址面积120 m2，西周墓葬17座，发现灰坑16座、窖穴1座、房子1座，以上各单位均出土多件周文化遗存物，对进一步展现黄河中上游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作者在书中对丰镐地区马王村、张家坡、白家庄、新旺村以及上泉北村等地的周文化遗迹以及墓葬进行了层位关系对比以及年代分析。以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为例，书中指出该地周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其中85张家坡H2所出土的陶器以红色磨光和黑色为主，陶器的器型多为锥足连裆鬲、折肩罐、簋、罐、盆等，鬲都是侈口卷沿的空锥足形式，纹路多以饰绳纹、饰弦纹等印纹为主，估定年代处于偏早阶段，相当于昭穆时期;85张家坡H3所出土陶器则是以灰色和红褐色陶为主，磨光陶器尚未发现，陶器器型有鬲、尊和盆等，其中鬲多为足跟疙瘩状袋足鬲、矮足仿铜鬲，盆为敞口、浅斜腹，纹饰多弦纹和篦纹，估定年代处于偏晚时期，相当于文武之时。结合书中对丰镐地区的考古记述以及作者的分析思考，笔者总结丰镐地区周文化遗存特征如下:在居室方面，丰镐地区发现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甚至这些建筑已连成群体，呈现出建筑群特征，其中大部分建筑有较深的夯土基槽，小型房屋形制多为半地穴式，整体形状则不一，存在长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等多种平面格局，另外居室内留有灶坑，而居室外有窖穴、灰坑、水井等设施，甚至居室周围存在完善的排水设置。在墓葬方面，目前丰镐地区已被发掘大小墓葬超过千座，其墓葬文化展现出周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其他文化类型所没有的特色。书中指出，当前丰镐地区的周时期墓葬按照形制分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数量最多的土坑竖穴墓，这种墓的墓坑较长，存在腰坑;二是带有墓道的“甲”字形或“中”字形大墓，这类墓主一般为公卿侯伯;三是数量最少的偏洞洞室墓，这种墓不仅有土坑竖穴墓道，其一侧一般还有偏洞墓室。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头向不固定，随葬品一般放在头前，许多中型墓坑存在殉牲现象，而部分大型墓坑中存在殉人现象。

综合以上对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文化的探析，可以发现，黄河中上游地区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沃土。作者梁星彭先生通过对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商周的考古记叙与研究，深入挖掘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和商周文化遗存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揭示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文明演变过程，更主要的还在于分析其演变原因以及探索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全面展示了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和商周文化的历史画卷。通过该书，广大读者可以进一步丰富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演进的知识。该书对于广大历史爱好者以及史前文化或商周文化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指导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