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艳

广西民歌文化是各民族先民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沉淀、积累起来的风俗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生产技术、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民族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根基和资源。广西的民歌活动和有关习俗，也为民歌歌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钟敬文认为：“民众中最早的歌手，应是女巫。远古社会，沟通神人意志的巫，往往是集部落首领、祭师、歌手于一身的最受崇敬的人。”众多的民间歌手，从丰富多样的民歌活动和其他民众文化生活中培育出来。民间歌手对于广西民歌文化的形成发展影响甚大。歌王就是民间歌手中的典型。广西民歌的传承发展，与遍布各地的歌圩以及一批批活跃在乡村寨子的歌王们密不可分，正因为他们的热爱与执着，广西民歌至今依然萦山绕水，世代传唱不衰。本文研究的民间歌王主要是指在各类民歌赛会中获胜的、具备超群的民歌演唱能力、具有民歌传承自觉的民歌参与者，具有民俗角色模型的榜样作用，是广西民歌文化的杰出代表。

一、当前广西民间歌王产生的途径

在广西，歌王主要有歌圩胜出和相关部门组织的歌赛评选产生两种方式。随着歌圩的盛行，各地在重大的节庆期间，往往会举行民歌擂台赛，歌技、歌德皆高且无人能敌者，民众多赠予其歌王名号。由民歌团体或政府部门组织的歌赛评选产生的歌王，据考证是从1992年由广西山歌学会在柳州市举办的第一届健力宝杯广西歌王选拔赛开始的。此外，广西山歌学会还按照该会章程中“出过一部歌书者可以评为歌王”等方式，授予了广西荣誉歌王80多名。但广西山歌学会是社会性群众团体性质，并不是政府部门性质。2007年，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在南宁市举办了首届广西歌王大赛。广西各市县也举办了多种类型不同层级的民歌比赛，产生了一批地方歌王。由于举办活动的层级不同、机构不同，自然就有乡镇歌王、县级歌王等的区别。自治区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歌赛评选出的歌王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广西歌王大赛产生的歌王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广西歌王大赛从2007年开始举办，到2021年已经是第十二届。前来参赛的歌手主要是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民歌手，每届比赛各设区市分别选派3名歌手参加，每届广西歌王大赛评选出4至8名不等的“歌王”及10名“十佳歌手”。通过广西歌王大赛决出的歌王，除了可以获得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授予的广西“歌王”称号、荣誉证书及王冠，每人还会获得比赛奖金。十二届广西歌王大赛共产生了81位广西“歌王”，其中第五届大赛遴选产生一位“王中王”和第十届大赛遴选产生五位“王中王”。

（二）广西山歌学会产生的歌王

广西山歌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的群众团体，成立于1984年，归属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管，是中国最早的山歌学会。自1992年至2016年，该学会共举办过各类山歌歌会、歌王赛100多场，评选出了130多位歌王。这些“歌王”有不少与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所授予的广西“歌王”有所重复。因研究过程中，没能收集到广西山歌学会举办的歌王赛及所评选出的歌王的完整资料，因此无法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广西山歌学会还一批“荣誉歌王”，获评“荣誉歌王”的前提条件有：任满一届广西山歌学会会长或副会长；本人出版过一本山歌书或者主编过一册山歌书籍；扮演过历届刘三姐；对研究山歌文化发展有重大成果者；对山歌文化活动做过重大贡献或捐赠者。

（三）其他各类民歌团体产生的歌王

广西歌圩协会、广西壮欢山歌总会等民歌团体也曾联合各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组织过各类型的民歌赛会，也产生了一批歌王。但因其赛会不成体系、没有相对固定的歌赛举办时间和地点，本文对此不作深入研究。

综上，广西民间“歌王”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举办的比赛和广西山歌学会举办的比赛两种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广西歌王大赛所产生的广西民间歌王。

二、广西民间歌王群体现状分析

（一）广西民间歌王群体概况

2018年，为了解广西民歌的传承发展情况，笔者曾对广西民间歌王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对象为曾在历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广西歌王大赛中获胜的歌王，发放问卷40份，回收问卷30份，回收率75%，有效问卷27份，回收有效率90%。

根据统计，歌王群体性别分布方面，男性歌王13名、占调查对象的48.15%，女性歌王14名，占调查对象的51.85%，男女比例相对均衡，无显著性别差异（见图1）。

图1 歌王男女性别比例

歌王群体年龄分布方面，40岁（含）至50岁之间的歌王有8名，占调查对象的29.63%；50岁（含）至60岁之间的歌王有15名，占调查对象的55.55%；60岁（含）至70岁之间的歌王有2名，占调查对象的7.41%；70岁（含）以上的歌王有2名，占调查对象的7.41%（见图2）。由此可大致推断，歌王年龄层虽然相对偏大，但主要年龄分布集中在40岁至60岁这一年龄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广西歌王大赛中开始出现20多岁年龄层的歌王身影，例如第十二届广西歌王韦知宝、兰培文，十佳歌手蒋成等，都是年少成名、歌技了得，由此我们还是能看到广西民歌传承的希望之所在。

图2 歌王年龄分布图

歌王群体民族分布方面，壮族歌王有19名，占调查对象的70.37%；汉族歌王有6名，占调查对象的22.22%；其他民族歌王2名（苗族1名、瑶族1名），占调查对象的7.41%（见图3）。通过分析民族分布可以发现，壮族仍然是广西民歌传承发展的主要力量。

图3 歌王民族分布图

歌王群体常住地分布方面，常年居住在城镇的歌王有15名，占调查对象的55.56%；常年居住在乡村的歌王有12名，占调查对象的44.44%。从这一数据可大胆推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走进城市社区，广西民歌文化在乡村和城镇都有存在，并且在城市社区拥有了新的生命力和传承方式。

歌王群体职业分布方面，在职干部（公务员）3名，占调查对象的11.11%；退休干部（公务员）3名，占调查对象的11.11%；仍在务工务农16名，占调查对象的59.26%；已经不务工务农5名，占调查对象的18.52%（见图4）。由此可见，歌王们普遍都有着自身的社会职业身份，唱歌并不是他们专职的职业身份,他们更多时候还需要依靠自身的社会职业身份进行谋生。在与歌王的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歌王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并不算富裕，通过唱歌能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但他们仍然沉醉于民歌之中，并有着传承发展民歌的文化自觉。

图4 歌王职业分布图

歌王群体文化程度分布方面，小学学历的歌王8名，占调查对象的29.63%；初中学历的歌王10名，占调查对象的37.04%；高中学历的歌王8名，占调查对象的29.63%；大学学历的歌王1名，占调查对象的3.70%（见图5）。调查可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歌王人数确实偏少。近两年来广西歌王大赛评选出的歌王之中，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歌王逐渐增多，甚至还有专业艺术院校出身的歌王，例如歌王韦知宝就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还有一些年轻歌王虽然不是学习音乐专业的，但也都会不同程度地自学一些音乐专业理论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民歌创编和演唱技巧。

图5 歌王文化程度分布图

歌王群体参与民歌活动年限方面，演唱民歌5年以内的歌王有2名，占调查对象的7.41%；演唱民歌5年至10年的歌王有7名，占调查对象的25.92%；演唱民歌10年以上的歌王有18名，占调查对象的66.67%（见图6）。

图6 歌王参与民歌活动年限图

歌王群体受民歌影响调查方面，有8名歌王是受长辈影响而喜欢上唱民歌的，占调查对象的29.63%；有5名歌王是受歌圩歌会影响而喜欢上唱民歌的、占调查对象的18.52%；有4名歌王是爱好自学的，占调查对象的14.81%；有10名歌王是受到前三种情况的共同影响而喜欢上唱民歌的、占调查对象的37.04%。27名歌王中，父母长辈中经常唱民歌的有17名，占调查对象的62.96%；父母长辈中偶尔唱民歌的有4名，占调查对象的14.81%；父母长辈中从来没有唱民歌的6名，占调查对象的22.22%。由此可见，广西民歌传承中，家庭影响甚至家庭传承仍是重要的一种方式。

歌王群体民歌传承方面，有6名歌王的子女孙辈经常跟随歌王学唱民歌、占调查对象的22.22%；有12名歌王的子女孙辈偶尔学唱民歌、占调查对象的44.44%；有9名歌王的子女孙辈从来不唱民歌、占调查对象的33.33%。带有徒弟的歌王有22名、占调查对象的81.48%；没有带徒弟的歌王有5名、占调查对象的18.52%。带徒弟最多的歌王带有120名徒弟，最少的仅带有1名徒弟。有12名歌王经常性地到当地中小学校教授民歌，占调查对象的44.44%；有9名歌王偶尔到当地中小学校教授民歌、占调查对象的33.33%；有6名歌王从未到过当地中小学校教授民歌，占调查对象的22.22%。由此可见，带徒弟和孙辈学唱民歌传承的主要方式。

歌王群体对歌方面，经常通过手机或上网方式和歌友对歌交流的歌王有24名、占调查对象的88.89%；偶尔通过手机或上网方式和歌友对歌交流的歌王有2名，占调查对象的7.41%；从未通过手机或上网方式和歌友对歌交流的歌王仅有1名，占调查对象的3.7%。有18名歌王表示经常参加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民歌培训活动，占调查对象的66.67%；有9名歌王表示偶尔参加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民歌培训活动，占调查对象的33.33%；没有未参加过当地文化部门民歌培训活动的歌王。在提高民歌水平因素上，有8名歌王认为他们是通过自学提高民歌水平的，占调查对象的29.63%；有5名歌王认为他们是通过歌友交流方式提高民歌水平的，占调查对象的18.52%；有3名歌王认为他们是通过歌会比赛方式提高民歌水平的，占调查对象的11.11%；有11名歌王认为他们是通过上述多种方式综合提高民歌水平的、占调查对象的40.74%。

在民歌所发挥的作用方面，调查问卷准备了娱乐、交友、找对象、协助政府宣传、其他等5个选项供受访歌王选择（可多选）。选择娱乐作用的频次有13次，选择交友作用的频次有10次，选择找对象作用的频次有0次，选择协助政府宣传作用的频次有24次，其他选项中有歌王补充“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等作用。由此也可窥见歌王身上具备着传承广西民歌的文化自觉。

从上述调查中可以分析出，歌王这个群体一直生活在广西民歌的实践中，且其本人从小受民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较大。他们对民歌有着十分的热爱，都有较强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口头表达能力很强，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也对民歌文化乃至广西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广西民间歌王群体的共性特征

歌王作为广西民歌文化保护、传承的关键主体，不仅肩负着传承民歌文化传统的使命，彰显着当代广西民歌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还对民歌文化传承内生动力的保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民歌手中的佼佼者和民歌文化传承发展的领头人，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特质和能力。

1.注重加强自身“内功”的修炼

歌王的“内功”修炼主要是指对民歌演唱能力、编创技巧的学习、研究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建设。

广西民间歌王大多生活在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氛围浓厚。除了民歌文化盛行，当地的民间文艺、地方戏剧等其他形式的民族文化也十分流行。环境的影响和家族中唱民歌的长辈的引领，使得歌王从小便具备了一定的民歌演唱能力和临场创编歌词能力。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的代表性传承人谢庆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泡在歌海里长大的。”在他成长的龙江河边就有小河口、望妹石、望花楼等多个歌台，在他孩提放牛时，就经常能听到歌台上大人们唱民歌，到他八九岁上小学时便开始正式学歌。虽然年幼的他对自己所唱的内容不甚理解，但因为自感会编歌、会对歌而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便从此有了“歌瘾”。谢庆良越唱胆子越大，逐渐开始和老歌手搭着嗓子唱，学习他们唱歌的腔调，慢慢自己摸索歌词所唱的内容。在15、16岁辍学后，谢庆良便有大量的时间跟着老歌手学习民歌。“跟着老一辈的女的做活时，有女的山歌的唱法，跟着男的做活时，又有男的山歌的唱法，老一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山歌故事，我们学了很多山歌，比如幽默山歌、讽刺山歌，我在他们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谢庆良是这样讲述自己的学歌经历的。

其次，歌王们普遍注重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歌王们普遍广泛涉猎民间传说、故事、诗词、音乐等其他文化形式，用以丰富民歌演唱曲调和歌词创作素材；学习地方戏剧表演形式和演唱技巧，用以提升民歌表演的舞台效果；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用以创新符合时代价值的新民歌；学习电脑、智能手机和新媒体软件的使用，让自身和民歌的发展也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例如歌王李隆球，为了网上对歌、传歌，50多岁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现在QQ、微信都玩得很溜。歌王李其广是客家人，从小讲的是客家话和白话，为了能和其他桂柳地区的歌手对歌，35岁开始学习桂柳话，现在已经能熟练运用桂柳话对话、对歌，甚至还当上了桂柳话民歌比赛的评委。

值得一提的是，歌王们普遍注重自身歌德和人品的塑造。虽然每个歌王的性格迥异，但无论在民间歌圩还是在官方民歌活动中，尽管他们可以自由发挥任意歌唱，但都会默契地拥有清晰的自我约束底线。对歌中绝无妄议时政、抨击对手、讽刺挖苦等行为。他们都注重塑造自己的歌德，明白该唱什么、不该唱什么。

2.积极拓展民歌“外传”的能力

歌王的“外传”能力主要是指进行民歌交流的能力、展示传播民歌能力和民歌创新能力。

歌王是民歌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传播者。他们都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向外传播民歌文化，积极正面地进行舆论引导，获得更多民众对民歌的认知、接受和认同。他们作为民歌文化的佼佼者，会获得更多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经常有媒体对其进行采访，有机会参加一些非遗展示、文化交流甚至商业宣传活动。他们以歌王身份所参与的这些活动，往往也能营造出更大的同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些也都是歌王们进行民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例如谢庆良、郭秀莲等歌王，就经常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举办的展示活动，为广西民歌“代言”。

歌王们还善于突破自我，积极求变地对民歌进行创新，对民歌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民歌文化的传播能力，让民歌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为年轻群体和更广泛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同，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歌文化的发展。例如歌王谢庆良就创新了很多民歌演唱的曲调，让民歌更加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还有更多的“90”后民歌歌王、歌手，在系统学习音乐专业理论知识、提升自身民歌编唱技巧、对传统民歌进行创新的同时，还积极运用抖音短视频、“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方式创新传播民歌文化，让民歌文化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一族所喜爱。笔者认为，这一批年轻歌王、歌手正是广西民歌文化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之所在，是民歌文化新时代的开创者。

3.具有传承民歌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担当

歌王们除了有“内外兼修”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具备高度的民歌文化自觉和融入骨子里的民歌文化传承担当。“歌王”这一荣誉，虽然无法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是对他们歌技、歌德的最高褒奖，代表着无上的荣光和自豪，所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肩负起传播民歌、保护传承歌圩的责任，成为民歌文化的杰出代表和传承人。例如歌王谢庆良，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的传承人，就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沉甸甸的民歌传承使命。虽然每年他仅能获得2万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补助经费，相对村里其他人家来说他的日子并不算富裕，但他还是乐于自掏腰包开展民歌传承活动。这些年他带过的歌徒多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具体人数，他还经常参加自治区和河池市举办的民歌传承活动。每逢重大节日、活动和时政热点，当地各级各部门纷纷向他邀约民歌、预约“档期”参加民歌展示活动。因为民歌唱得好、民歌传承影响大，谢庆良还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媒体进行展示，2008年他还成为宜州唯一一名入选的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手。2019年他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并受邀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同去北京观礼的30名广西代表中，他还幸运地成为能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观看演出和共享国宴的5个人之一。说到这些因为唱民歌而获得的殊荣，谢庆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

民歌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依靠的正是每一代歌王、歌师、歌手所具备的传承民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文化自觉和行动担当。

本文研究发现，歌王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等三种。但无论是哪种传承方式，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歌王们都具有一定的传承民歌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自身学歌、传歌的经历和经验也为其培养民歌传承人提供了直接的借鉴。

从与歌王们的接触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普遍对于民歌的传承、发展有不同程度的担忧，都有着迫切的传承民歌文化的愿望。所以，如今他们传承民歌大都不再保守，而是秉承着毫无保留的、开放多元的姿态。只要有人愿意学，他们都一点一滴地倾囊相授，只要是有利于民歌传播、传承的活动，他们都会积极参与，多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地传承民歌文化。

歌王们传承民歌文化的方式也已不再限于“口传心授”的土办法，现在普遍采用网络传歌、民歌进校园、民歌进社区等方式进行传承。在内容上，歌王们更注重民歌创作、展现能力的传承。他们既传授民歌的不同曲调、韵律、结构等民歌创作技巧，也传授发声、唱腔、舞台动作等民歌表演技能。在形式上，歌王更注重活态民歌的传承。歌王们在长期的民歌实践中总结出民歌传承所要传的一些精神层面东西，文本传承、实物传承等方式是无法承载的，最适合的传承方式莫过于活态传承。除了现场手把手、句对句地传授，歌王们还通过网络视频、网络音频和文字相结合等方式让民歌“活”起来、传下去。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音乐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走进民间进行采风，广泛收集整理广西各地的民歌曲调和唱词，尝试将民歌元素融入流行音乐之中，从创作意识、创作技法、演唱技巧、录音技术等方面对传统民歌进行创新，产生了一批新民歌音乐。例如，近年来响遍八桂大地的《广西尼的呀》，知名度颇高的《大地飞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以及新创作的《壮乡有座清风楼》等歌曲，用流行音乐方式传唱不老的民歌，既富含原生态民歌韵味，承载着经典的民歌文化情怀，又赋予了民歌新的音乐风格和艺术生命，让民歌越来越“潮”，展现了传统民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更多可能。

三、影响民间歌王传承民歌文化的因素

长期以来，广西民间歌王在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为广西民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播传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歌王队伍总体薄弱、传承场域和传承方式固化、歌王培育扶持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广西民歌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一）歌王队伍总体薄弱

近十来年，群众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政府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也空前提高。但是广西民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歌王、歌师、歌手队伍支撑，才能从量的累积转变为质的提升，进而带动民歌文化的繁荣发展。但从本文前面部分对歌王群体的分析来看，歌王队伍总体薄弱，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歌王梯队形成断层，青黄不接现象较严重。且从地域分布上来看，歌王分布存在不平衡问题，大部分歌王集中在河池、来宾、柳州、桂林、南宁、玉林等地市，桂西、桂南等地成为歌王“贫困户”，这或许与地域方言（壮语方言、粤语方言）传播局限和区域民族文化传统不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还有部分歌王思想相对僵化、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足、创作激情减退，发展后劲不足，由此导致广西民歌文化发展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歌王队伍总体薄弱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民歌文化的发展。

（二）传承场域、传承方式固化

数千年来，广西歌王的传承方式都是口传心授，传承场域也多是在田间地头和生产生活实践中。但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事物、新手段层出不穷。群众的文化需求也已从“单一性”向“多样化”，从“普泛性”向“特色化”，从“享受文化”向“既享受又参与”转变。反观广西歌王传承现状，传统的田间地头传承场域已经逐渐萎缩，目前很大比例的传承场域固化在日渐式微的民间歌圩歌会、幼儿园中小学校园和政府组织的民歌活动中，也散见于一些网络论坛、QQ群、微信群。传承方式也基本固化在口口相传、传授歌书光盘，带徒参加赛歌实践、开办民歌课程和讲座等。虽然新媒体上广西歌王不乏关注者，但是关注者转化为传承者的比例仍有待提高。广西歌王缺乏新时代民歌传承发展需要的复合型能力和方式。例如非遗保护传承能力、民歌活动组织策划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民歌文化旅游策划能力、民歌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开发能力等。

（三）歌王培育扶持机制不健全

研究中发现，目前还有很多歌王带徒弟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地方文化部门对当地歌王、歌手群体的培训普遍存在着数量少、培训方式不够创新、培训内容僵化老套等问题。一些地方对歌王、歌手的培训还停留在宣讲时政内容、组织讲座等方面，歌王后备人才在数量、质量上都无法达到提升广西民歌文化发展水平的要求。受制于资金等方面的因素，部分地方的培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常态性的培训保障机制，体制内培训供给力和歌王、歌手培训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难以保障歌王、歌手后备人才培训常态化和上水平。

根据研究过程中对歌王群体的问卷调查分析可知，目前正在享受民歌传承政府补助的广西歌王仅有4名，占调查对象的14.81%。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获得2万元传承补助，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获得5000元传承补助，其他歌王一般只会在赢得比赛时获得数百至千余元不等的奖金。大部分歌王在当地的生活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歌王荣誉也无法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上的收益，甚至他们还经常需要自掏腰包去外地参与民歌活动或者组织民歌传承活动。由于各地对歌王群体的扶持机制不健全，很多歌王为了生计，大部分时间需要继续从事其主业甚至身兼数职，无法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民歌传承和创新创作上。各类民间民歌传承活动的经费也基本靠歌王自筹，导致无法组织开展更多的民歌传承活动，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样一来，老一辈歌王、歌手可能因经费问题无力维系传承活动，也会导致部分年轻的民歌歌手由于“无利可图”而逐渐流失。

四、优化民间歌王传承民歌文化的路径

目前，各地各部门对广西民歌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结合广西民歌发展实际，本文对优化广西民间歌王传承民歌发展路径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摸清家底，全面调查掌握歌王相关资源

一是立体式收集整理广西民歌文化和广西歌王相关资源。注重民歌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信仰和习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等工作，开展民歌文化调查、考察，掌握区域内歌王的数量、现状、传承、传播等情况，并妥善保存相关实物和资料。

二是开展广西歌王记忆工程，建立更完善的广西歌王档案和数据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歌王及其所演唱的民歌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场景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歌王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对广西歌王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例如美国的“保存我们的声音：美国已录音响遗产计划”，就是运用数码技术对民间音乐和文化进行保存。

三是建立健全广西歌王信息共享机制。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外，歌王文化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以便于学界研究和民众知晓，提升广西歌王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二）强化歌王传承场域建设

一是以民间歌圩、歌会、村级舞台、广场公园等为阵地，多层次为广西歌王架设民歌展示、交流、传承的平台。助推各民族民众主体式参与，形成“群众唱”“群众听”“群众乐”的良性循环，切实发挥基层文化阵地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功能作用。引导歌王参与基层民歌文化的培训、辅导，带动民歌的“培”“演”“赛”“展”各环节相互促进，形成民歌文化在基层原生态传播、传承的良性循环。

二是推动歌王传承场域由线下拓展至线上，同步开展线上、线下民歌展演、传习活动，丰富歌王传承民歌的方式和媒介。让民歌“活”起来、年轻起来，也让各民族民众特别是更多年轻群体能够更便捷地满足其个性化的民歌文化需求。例如广西歌王大赛从2017年开始在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平台面向全国进行网络直播，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达到了50多万人次；广西民族博物馆连续八年举办“畅享民歌”活动，线上线下结合打造云上民歌、数字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23年服务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实践中，逐渐成就了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旅游合作的新篇章，也成为了广西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三）培育一批歌王传承人

一是健全科学有效的广西歌王认定机制。进一步完善“尊重身份、鼓励实干、量化考评、动态资助”的歌王传承补助经费管理机制，鼓励歌王开展民歌传播、传承活动，为歌王开展授徒、传艺、交流、展示、表演和整理、出版有关民歌资料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补助。支持歌王参与民歌文化展示、表演、传播等社会公益性活动。

二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依托各级文化馆（站）实施公益培训项目，面向群众开设公益民歌普及课，形成常态性、开放式社会培训，有效放大歌王“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的传播效应。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歌王进校园活动，培育出广西民歌文化传承发展的新生代。例如“90后”广西歌王韦知宝就通过社会艺术培训方式，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10后”小歌徒。鼓励高校开设民歌相关课程或者讲座，建立教学、传承基地，培养专业人才。鼓励和支持学界对广西歌王的传承发展进行科学研究。

（四）突出歌王效应，以文旅活动为载体传承民歌文化

一是以民族文化旅游活动为载体，营造歌王效应，加大宣传力度，弘扬民歌文化。充分挖掘广西歌王的价值和广西民歌的文化内涵，展示广西歌王高水平的民歌编唱能力和独具魅力的民歌文化，使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文化旅游活动成为广西歌王展示的重要载体。

二是结合文旅推介，组织广西歌王参与“中国旅游日”“非遗日”“广西全民艺术普及日”等重大文化旅游宣传展示活动及全国性的展示活动。积极组织歌王、歌师、歌手开展进景区、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更高层次的平台上展示广西歌王形象和广西民歌文化魅力。

（五）通过歌王带动民歌文化相关产业发展

推动民歌文化供给侧改革，积极探索歌王带动民歌文化资本转化的途径，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民歌文化传承发展。大力发展歌王演艺产业、民歌文化创意产业、民歌文化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文创产业领域注重文化产品开发的理念不同，在通过歌王带动民歌文化产业发展时，应当注重发挥歌王聚焦社会新热点、时代新风尚，新创新编民歌，开发实体化、数字化民歌文创产品等能力。鼓励和支持歌王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发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过竹同样认为“在乡村旅游成为都市时尚的今天，要将苗族坡会活态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源转换成文化产品，只有借助于乡村旅游平台，采用文旅融合的方式，将苗族坡会活态文化空间的乡村叙事通过旅游媒介转换成旅游文化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在让苗族坡会活态文化空间获得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同时走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推动民歌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将带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动双赢。

五、结 语

2021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观看“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广西民族博物馆主会场“同心歌圩”展演活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更加有信心也更加有责任为广西民歌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数千年来，广西民歌文化在历代歌王和其他民歌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已然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标志之一,进入了广西的民族文化基因，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继续升华。广西民歌和广西歌王亦能在给当代受众以美妙视听感受的过程中，悄然绽放其璀璨而古朴的文化韵味，并持续怒放、绵长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