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安 吴 靖

在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在当下开始被重新对象化。2018年以来，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叙述改革开放经验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历史经验的再理解，其中最为典型和丰富的一部，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献礼剧——《大江大河》。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产方式的重组进程为核心线索，获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成就，成为普通观众，尤其是年青一代热烈观看、讨论和赞美的文艺作品。[1]

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大江大河》主要在两个层面突破了传统主旋律作品对中国道路描述的局限：第一个层面的突破是在进行主旋律叙事时，不再仅仅停留在对革命史和英雄人物的历史追溯，而是正面描述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历程；第二个层面是在大众文化层面突破了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叙事范式，将国有大型企业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中流砥柱，并将农村发展放置在建设集体经济的脉络内部，一改过去将改革开放史讲述为个人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传播、农民工在南方外贸工厂打工改变命运的故事。今日，中国生产与生活世界的公共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生产层面，大型国企在全球高新技术行业的话语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在生活层面，地方、小城镇和农村作为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得以彰显。《大江大河》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经验重述，也正着重于这两个方面。

今日，中国生产与生活世界的公共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生产层面，大型国企在全球高新技术行业的话语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在生活层面，地方、小城镇和农村作为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得以彰显。

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发展引擎

在以往涉及商战和职场的影视作品中，国有企业的形象被淹没在新兴经济部门和企业家创业的英雄叙事的光环之下，通常是作为低端生产力和失落群体的生存背景一闪而过。而在一些具有历史怀旧性质或者反思性的艺术电影中，国企衰败、工人阶级的困顿与悲歌，以及这一阶级遭遇的历史背叛是最核心的信息输出。[2]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公共传媒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叙事里，也几乎找不到来自国有企业的案例与报道。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为中国的自主工业化和国家的能源、科技与军事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则在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强国的打造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由于前三十年的叙事传统，主旋律作品对第一个阶段的叙述有所积累，但对第二个阶段则缺乏相应文本。自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在电力、交通、通信、航天、化工、医药等领域的核心科技能力和制造业的强劲韧性，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井喷式”的传颂，导致人们在由文化作品提供的观念和现实存在的现象之间出现了一种认知落差。

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在电力等领域的核心科技能力和制造业的强劲韧性，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井喷式”的传颂，导致人们在由文化作品提供的观念和现实存在的现象之间出现了一种认知落差。

《大江大河》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大江大河》的文本则填补了这种认知落差。电视剧第一部讲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老国企如何在不触碰所有制改革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进行管理现代化和面向市场经济进行改革的故事；第二部则以新建化工厂如何引进技术、推进合资为主故事线，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从被技术封锁到进入全球科技革命浪潮、汲取资源发展自身的历程。通过叙述技术型干部宋运辉主持的三次技术改造，《大江大河》展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运营和技术升级的一般逻辑、方法和问题。

第一次技术改造是宋运辉以基层工人的身份展开的。作为新分配到厂里的化工专业大学生，在被意外下放到车间“三班倒”后，热爱技术的宋运辉对工厂设备的所有流程、运转和维修情况产生了真实的工作热情。在此基础上，他全面记录并计算了由于设备“跑冒滴漏”所造成的原料能源浪费和产能下降的情况，向厂领导提出暂时停产、让维修科对设备全面整修之后再恢复生产的建议，并最终获得了工人和管理者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工厂对技术逻辑的贯彻和坚持战胜了来自官僚理性和工人文化的质疑，体现出在国企所有制下，流程优化与工人的权益、领导的政绩其实没有任何本质冲突。对设备的技术改造、维修和升级，对工作的认真不苟、精益求精，是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企业理性和企业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这种工厂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大潮中，开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分化而逐渐产生裂痕。这导致宋运辉接下来的几次技术改造，变得充满曲折而冲突迭起。

第二次技术改造是关于“单纯扩大生产”还是“更新尖端技术”的技术路线争论。当厂内的争论被递交到北京部委之后，宋运辉用当时国内化工业还无暇顾及的国际化工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市场前景这一“大局观”，挑战了部委单纯改善国内纺织消费品供给不足的“大局观”。技术路线斗争的双方都有看似合理的战略意图。在这一回合中，宋运辉将技术评估与市场的动态需求联系在一起，而非固守刻板的技术升级步骤和静态的消费需求规划，将市场与技术动态变化的理念引入了国企的日常管理思维之中。他试图用最先进工业国的消费水平去看待和服务中国很快到来的买家市场以及技术创新的大潮，致力于将企业建设成未来技术的引领者。在《光变》一书中，路风将“技术追求”和“自力更生”总结为中国国有技术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的两大精神法宝，在本剧中，我们能感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有气质与实践方法论。[3]虽然剧中技术升级的主要方式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但是整个过程都是企业“以我为主”地对新设备和技术进行全面消化、吸收，掌握技术原理，在此基础上与原有设备进行高效融合，并面向本地市场进行研发和创新。

在《光变》一书中，路风将“技术追求”和“自力更生”总结为中国国有技术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的两大精神法宝，在本剧中，我们能感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有气质与实践方法论。

第三次技术革新路线斗争发生在全新规划的东海化工厂。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际资本开始积极探寻进入中国，中国国企也开始摸索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方式。新的路线斗争涉及制度争议：东海厂是仅仅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保留原有的“全国资”形式；还是开启股权换设备的模式，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东海优良的基础设施，吸引最先进的国际公司、生产线和管理资源的进入？原本一直支持宋运辉的部委领导路司长此时和他产生了分歧。宋运辉认为，一定要抓住国际资本青睐中国的机会，以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与其讨价还价，必要时做出可控的让步，用最短的时间把中国化工企业的技术、生产、管理、研发等各方面的能力提升上来，以形成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可以和世界最先进的化工企业同台竞争。而路司长却指出，在迅速的开放中，不能只看到国际资本提供的机会，更要看到它们利用自身在行业标准、知识产权和底层逻辑上的压倒性优势，对第三世界企业的排挤和打压——“否则第三世界也就不是第三世界了”。路司长认为，在全球化工企业已经形成了纵向整合、全产业链控制的“巨无霸”模式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分属不同地方、部委，条块分割，也没有应对国际市场的经验，简单放开各自为政的话，很容易产生重复建设、产能内耗的局面。因此应当先做行业整合，再与国际对手竞争。外资导致企业性质发生变化，很有可能在国内利益集团阻碍之上增加了国际资本干扰的变量。最终，宋运辉被路司长的政治逻辑说服。在经历了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之后，观众对于这一技术路线分歧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道路：集体化

大众文化对改革开放史中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生存状态、发展模式的讲述，是被“分田到户”和“鸡毛换糖”[4]两种剧情模式所主导的。这两种叙事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个人和家庭从集体之中脱离出来后、作为基础经济单位在市场交换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个人奋斗与家族纠葛是其剧情推进的主要动力。《大江大河》则一改这两种叙事模式，将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苏南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作为叙述主线，强调了“集体”作为一个经济与生活组织形态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剧中小雷家村集体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的故事，并非是一部沿着个人奋斗的商业逻辑而展开的企业史，而是一段依旧深嵌于血缘与地缘组织中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而小雷家村村民参与集体化生产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处理自身生活世界里种种社会伦理关系的过程。

小雷家村建立乡镇企业的故事沿着两条主要线索展开：第一条是关于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讲述整个小雷家村在“乡村能人”、村支书雷东宝的带领下，通过处理改革过程中村庄内部种种复杂的人情纠葛，将村民个体在不断变化的利益关系中始终团结为一个能够同心协作的村集体；第二条叙事线索是，小雷家村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与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政府互动，使得村庄的发展既能始终保持基层探索的灵活与弹性，又能始终不脱离大政方针。

《大江大河》将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苏南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作为叙述主线，强调了“集体”作为一个经济与生活组织形态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作为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如何应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在遭遇工业社会冲击时表现出的脆弱性，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乡村问题时的核心关切。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乡镇企业“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它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路子不同，它对农业不发生破坏作用，它对农民不产生贫穷化的后果”[5]。乡镇企业得以建立的条件，除去区域地理条件外，在组织制度上则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集体化的成果：“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工业分掉，而是保存了集体的经济实体……苏南农村工业化是在公社制度中启动的，启动资金来自农民的集体积累。”[6]如今，站在三十年后回溯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基层农村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否能形成集体性的工业内生体制，是导致发展差异性的关键因素。[7]

以往的农村群像戏多为伦理剧，观众对于农村生活的理解总处于一个静态的情境，无法把广大乡村中人情伦理的变化与近四十年生产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联系起来。《大江大河》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剧中人物的个性冲突在集体生产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剧中最鲜活的人物是小雷家村村支书雷东宝，他身上丰富的层次感来源于其坚定的信念：带领小雷家村人共同脱贫致富。小雷家村村民的认可是他全部经营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让任何一位父老乡亲在致富列车上掉队，同时也不能让任何一位“能人”分走集体资产单打独斗。这种集体理念既是雷东宝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也是他在不同利益主体间折冲樽俎时天然秉持的价值标准。作为一个乡村带头人，雷东宝具有鲁莽冒进的性格缺点，但这种“为集体利益计”的坚定观念牵制了他性格中冒险和自我膨胀的部分，使他在日常行事中更多能体现出全盘谋划、粗中有细的村庄带头人气质。在剧作细节层面，《大江大河》着重反映了乡镇企业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一体关系：一方面，乡镇企业赚取的利润为村集体所分享；另一方面，企业基于乡村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得以组织起来，并因村集体的身份得以在政策转型期得到行政上的支持。

小雷家村的剧情中，得到着力描写的另外一组主要关系是村集体和县委领导班子的关系。在村庄带头人雷东宝所经历的两次人生低谷的故事情节里，其冲突焦点都集中在了县乡镇领导班子的戏份上。在此，农村基层与国家呈现出市场主导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良性关系：在市场经济的规则尚不明确时，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型的——乡镇企业大胆寻路，政府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确认基层实验和国家大政方针之间的关系；而在市场规则逐渐定型、一部分基层实验中的经营行为开始越过底线时，基层政府在掌握法治原则的同时，也和村集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并非明确产权意义上的管理关系。

《大江大河》则着力呈现了一种梁漱溟理想中“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的本地工业化。

梁漱溟曾以“铁钩与豆腐”这一譬喻来说明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现代国家与农业农村之间的张力。对于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而言，官僚本位下的诸多建设事业，往往如“铁钩”伤害“豆腐”一般，最终沦为“劳民伤财”乃至于“横征暴敛”。梁漱溟常被视为民国时期“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其实对于工业化极为重视，尤为重视的是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式工业化下畸形城乡关系的道路来。[8]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在不同的工业化条件下，“铁钩”与“豆腐”的张力始终若隐若现。而《大江大河》则着力呈现了一种梁漱溟理想中“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的本地工业化，超越了以往“农民的个人主义解放vs面对市场毫无抵抗力的小农”这一组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常见的农村叙事。

剧中，小雷家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壮大深嵌于村庄共同体之中

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主流影视作品

《大江大河》第三部将于2022年推出，叙事时段可能会选择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到中国“入世”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全剧的时间跨度约在20年以上。这种将日常生活史诗化的创作方式，给一直生活在持续性的观念变迁中的中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理解自身生活的长时段视野。全剧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工农商”三个群体在工业化历程中的命运做了一番全景式的描摹。除了本文着力分析的国有大型化工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史外，从第二部开始，作为商业贸易（私营企业主）人群代表的第三位男主人公杨巡的戏份也在逐渐加重。总的来讲，这部电视剧以一种全景式的历史展现方式和精准冷静的现实主义视听语言，将情感与现实、道路与体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形神兼备的叙事宇宙。

这种将日常生活史诗化的创作方式，给一直生活在持续性的观念变迁中的中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理解自身生活的长时段视野。

大众文化对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史的呈现多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着力展现普通人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二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展现物质主义对于人心的侵蚀。然而，这两种讲述方式都忽视了技术生产过程的变迁、劳动模式的变化与世情人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9]《大江大河》在这一点上是具有突破性的，它展示了工业化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劳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宋运辉主持的三次技术升级之所以能让观众感到心有戚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符合从技术院校毕业的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工作经验：怀抱技术理想走入社会，而后在大型科层制企业复杂的组织文化里逐渐找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不同利益主体、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相契合的部分。雷东宝在和县委干部的一段对话中，讲起他所体认的小雷家村民的特点是：“最普通的农民，想自己多些，想别人少些，但想过好日子的心不输给任何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普通人身上，才具有组织起来完成工业集体化的能量，让村集体没有变成在全球化体系中毫无议价能力的小农。这些都是该剧所提炼出的、过去四十年中最为正面的工业社会文化变迁的经验。

全剧全景式描摹了改革开放前20年“工农商”群体在工业化历程中的命运

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一段尚待进行整理与总结的中国历史经验，而《大江大河》在大众文化层面提供了一次可能的尝试。

在试图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展示时，这部电视剧的叙事结构是有所取舍的。宋运辉部分所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业化”强调的是国有企业如何走出一条科研-生产技术创新的路子来，对人事管理问题改制等敏感问题也进行了规避。小雷家村部分则将重点放在了村集体内外的组织化上，以“闲笔”点出了基层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用作为管理者的雷东宝的个人性格特征来回避了1993年产权改制后乡镇企业引发的制度争议。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取舍和回避，《大江大河》的精彩与不足才都获得了某种具有当下意义的生命力。这部电视剧的动人之处也正与它试图重新结构化历史叙事的努力有关：这些重新被拣选的经验既非移植自海外影视的技术性桥段，也不仅仅是少数人群的心路表达，而是一种能够进入大部分普通观众内心情感的表达。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一段尚待进行整理与总结的中国历史经验，而《大江大河》在大众文化层面提供了一次可能的尝试。

注释：

[1] 在以青年观众为主要用户群的豆瓣网上，《大江大河1》有超过20万人进行了打分评价，总分高达8.8/10分；《大江大河2》有超过15万人进行了打分，总分高达8.9/10分。

[2] 例如《铁西区》《钢的琴》《24城记》《暴雪将至》等以中国“铁锈带”衰落为背景的作品。

[3] 《光变》的相关论述与《大江大河》中体现的国有企业技术升级过程不谋而合：“当我们把京东方置于全纵深的历史脉络时可以看出，她在世纪之交做出进入TFT-LCD工业的决策时，其首要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在寻找新工业领域的尝试中，京东方的战略经历过多次变化，其中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很难看出有什么连续性。但如果追寻这些变化背后的力量，就可以发现京东方的领导者在同时期里具有始终未变的两个信条：第一，坚持把高技术工业作为主业，而且一定要掌握技术；第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市场竞争中寻求企业的未来。”参见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4] “鸡毛换糖”是指温州义乌小商人收购家庭废品的贸易，在温州义乌成为小商品交易市场的代名词后，“鸡毛换糖”也就成了自由市场贸易的“起源神话”。

[5]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 费孝通：《〈城乡结合发展研究〉后记》，《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 在《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一书中，陈家建将乡镇企业得以成立的制度条件明确归结为解放之后的集体化过程，并且认为在许多个案中，乡镇企业产权改制后，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产权关系的保留，依然让村集体具备了经济运作的基础，乡镇企业资本经营的合法性依然依托于村集体社区。参见陈家建：《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8] 潘家恩、张振、温铁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对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的一个考察视角》，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9] 与此相关的一个文化表现就是，中国一直没有好的职场剧。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里工作，因此从日剧、美剧中移植过来的都市职场剧经常让观众感到“悬浮”。近年来随着都市职场文化的普遍化，这一状况在逐渐发生变化，但好的职场剧依然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