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茂竹

《赵顺墓志》全称《大唐故左领军将军原州都督上柱国汶川男赵公墓志铭并序》，整件墓志共有27行，满行27字，共计646字，墓志尺寸约为58厘米×57厘米，出土时间与地点已经无从考证，据墓志载，其在咸阳下葬，应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据志文记载，墓志主人赵顺于显庆元年（656）12月12日卒，于次年2月2日安葬，赵弘济撰文，石利宾书写，万文韶刻字。

该件墓志收录于《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一册）[1]，但此书只收录该墓志的图像资料，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考释。该墓志志文主要记录了赵顺的家族关系、仕宦履历等，笔者翻阅史料，其中对于赵顺家族成员以及该墓志的撰文者和书写者全无记载，但是两唐书中对于赵顺出兵滇西的历史事件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这方墓志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历史资料，而且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此墓志刊刻时间为唐代初期，正是欧、褚书风炽热之时，其书写风格与欧、褚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但又有其独特的清秀、古朴之美。

一、滇西动乱埋下隐患——赵顺出征背景分析

隋开皇初年，朝廷在南宁州设立了总管府来加强其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力度。隋朝统治的深入，对于原本的地方政权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爆发了一系列的动乱。

唐朝建立以后，除了云南地区的动乱以外，西北地区的吐蕃势力日益壮大，时不时出兵试探唐朝国防实力与态度，并不断向云南地区扩张。在唐代，云南西部地区有一条道路与吐蕃相通，具体路线是：经茂州、邛州、雅州、南下黎州后横渡金沙江后便可直接连接唐朝的西南边境。唐朝立即意识到，若是吐蕃势力率先占领这一交通要道势必会形成西北、西南的钳形攻势。

因此，对于云南地区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唐建国伊始便立即着手了对云南地区的治理工作。唐王朝对云南地区的原始政权所采取的方式可以概括为“软硬兼施”，除了将云南地区纳入行政规划以及派出使节进行谈判之外，还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在唐王朝的震慑之下，西南地区暂时归顺。

二、赵顺出征滇西过程考略

好景不长，云南地区以白水蛮为首的地方势力不断袭扰唐边境，《新唐书》中记载，滇西大勃弄、小勃弄地方势力等联合楚雄、武定等地的蛮族酋长一起进攻縻州。而縻州是唐边境要塞，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根据《新唐书》记载，唐朝起初派出任怀玉与白水蛮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唐王朝遂派赵孝祖率兵讨伐白水蛮。

《新唐书》记载：“永徽二年（651）己卯，白水蛮寇边，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2]这也是在两唐书中第一次提及赵孝祖此人，并根据《赵顺墓志》志文所记：“永徽初，加左领军将军、上柱国、汶川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从赵孝祖加封官职名称来看，《新唐书》与《赵顺墓志》二者相互印证，符合历史原貌，因此可以纠正《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三第122页中记载白水蛮于永徽三年（652）入侵时间的记载错讹。同时，《新唐书》载：“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3]从中我们也可以从赵孝祖加封左领军将军一事看出唐高宗对于云南边境地区蛮族入侵一事的关注以及对赵顺军事才能的认可。

唐代初期滇西地图以及赵顺行军方向 选自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图集》

依据《新唐书》记载以及历史事实来看，赵顺确实没有令高宗失望。赵顺率领军队到达罗仵侯山（今云南武定一带）山谷时，被敌人埋伏，虽然在地形上不占优势，但仍攻破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的防守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新唐书》记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4]赵顺敏锐地观察到了夷人崇尚鬼神的这一特点，发现了夷人正在举行大量的祭祀鬼神的活动并提前意识到了敌人要实施报复计划的企图。“孝祖按军，多弃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俭弥于、鬼主董朴濒水为栅，以轻骑逆战。孝祖击斩弥于、秃磨蒲、鬼主十余级，会大雪，皲冻死者略尽。”[5]其中，对于“逐北至周近水”中“北”这一方位的记载似乎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赵顺由朗州（今云南曲靖）出发至罗仵侯山大致行军路线是一路向西，但是周近水（云南省元谋县西部金沙江支流龙川江）大致为南北走向。其中《新唐书》中也提及“大酋俭弥于、鬼主董朴濒水为栅”[6]。《说文解字》中言：“栅，编树木也。”[7]后来“栅”引申为障碍物或者营寨之意。不论是障碍还是营寨，可以明确的是，龙川江所处位置必然是赵孝祖行军方向的阻碍，是夷人和赵孝祖之间的分界线，虽然不排除唐代到现在期间江河改道的因素，但是《新唐书》中的记录确实与赵孝祖出发方向，大小勃弄以及河流流向等可供参考的地区、河流名称和位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方国瑜先生在编写《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也发现了该地区地名、方位记录混乱的问题，综合各种因素，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唐书》中对于此次赵孝祖指挥的这一战役的行军方向记录确为错讹。笔者推断，“孝祖按军，多弃城，逐北至周近水”中的“北”实际情况应为“西”。

在大破周近水蛮夷守军之后，“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诱弄栋叛，今因破白水，请遂西讨。’诏可。孝祖军入，夷人皆走险。小勃弄酋长殁盛屯白旗城，率万骑战，败，斩之。进至大勃弄，杨承颠婴城守”[8]。参考《新唐书》中对于此段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赵孝祖继续向西征讨的地区是大勃弄、小勃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小勃弄位于周近水的西南方向，再次证明了赵孝祖正一路大致向西南方向前进。今天的云南弥渡就属于当时的大、小勃弄区域，此处有千年古邑——大波那，这里曾是昆弥白子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都。大波那，古称大勃弄，云南地区方言称“岛勃脑”，“岛”为大之意，“勃”为首领、尊长、祖先之意，“脑”为方位、地方之意，连起来就是大首领所在的地方，即王所在的地方。与大、小勃弄相隔不远处的弥渡红岩，隋唐时称白崖，是古代昆弥白子国第二座都城的所在地[9]，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中记载：“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10]但是详检史料，并没有在大、小勃弄地区附近找到名为“白旗城”的地点，因此《新唐书》中记载小勃弄酋长殁盛所驻扎地区的真实名称确为“白崖城”，原“白旗城”为记录错讹。

至此，赵孝祖率领铁骑已经深入如今云南大理附近，在征讨过程中先后进行了五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皆以赵孝祖部队的胜利而告终，西南地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安定。《新唐书》中记载：“显庆元年(656)，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朝贡方物。”[11]《资治通鉴》记载的具体时间在七月丁丑，此时为赵孝祖到达大、小勃弄后的第四年。西南使节入朝进贡，显示出了唐朝对于此区域治理的成果，也从侧面说明了赵孝祖此次西行讨伐的重要意义。

《赵顺墓志》记载：“以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二日薨于京第，春秋七十。”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由此可知赵孝祖公元586年出生。讨伐白水蛮战役开始于永徽二年（651），时年赵顺已经65岁，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史料之中对于赵顺的记载极少，只在两唐书中对其出兵云南讨伐白水蛮等战役有所介绍，据前文所述，这些史实也与墓志铭有所对应。虽然在赵孝祖加封左领军将军之前，遗存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赵孝祖的信息，但是赵孝祖早已战功卓著。墓志铭中记载赵顺在武德九年（626）四十岁时授山泉府左别将以及日后转任蓝田府统军，还提及其“悬旌北伐，已勒燕然之文”。可见，赵孝祖在出征云南之前已经在唐西北地区守护边疆、保卫国家数十载，并陆续获得了朝廷一定的赏识。所以说，墓志中对于赵孝祖的生平“执戈丹陛，警卫文㮰”的评价也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

三、《赵顺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

《赵顺墓志》出土时墓志盖丢失，所幸志身保存相对完好，所留存下的墓志文除了具有史料价值外，更具有珍贵的书法艺术价值。

据志文所述，该件墓志同墓主人赵顺在显庆二年葬在咸阳。显庆二年为公元657年，当时正值欧体、褚体书风盛行之时，此时距欧阳询去世仅十余年，距褚遂良写成《雁塔圣教序》仅约四年。且该墓志的书法风格与书手和刻手也息息相关。

据墓志志文可知，此墓志由故吏前记室参军石利宾书写，但是笔者翻阅相关史料，并无其他记载。由此可见石利宾此人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或者丰功伟业，石利宾作为唐代的一名普通官吏，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专师欧、褚，其书风遂与欧阳询、褚遂良书法风格相似，从侧面也反映出欧、褚书风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除此之外，此墓志能够在刻成之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功劳并非归于石利宾一人，墓志刻工万文韶也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万文韶相较石利宾而言较为出名，万文韶作为唐代初期著名的刻工就亲手刻下了欧阳询所书《姚辩墓志》、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等众多作品，清人秦文锦评价《雁塔圣教序》时就顺带说明万文韶的刻工高超：“万文韶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沙孟海先生在《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一文中说道：“碑版文字，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综览墨本，有书刻俱佳者，有书佳刻不佳者，亦有书刻俱劣者，未可一概论也。”[12]由此可见，《赵顺墓志》的书法风格特点，是受时风影响下的石利宾和万文韶所共同创作形成的，石利宾在书写时取法欧、褚，而在镌刻的过程中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万文韶在用刀的技巧等方面更好地还原了其书写原貌，正是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

《赵顺墓志》与《雁塔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单字对比表

《赵顺墓志》从整体上来看属于工稳、端庄清秀一路，单字较为均匀地安排在界格之中。但是当我们细细观瞧，笔画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字字珠玑。单字的外轮廓和字形大小并不像“算子”一样平平无奇地排布下来，而是跟随文字本身的结构特点随意变化，例如在第一、二行并排的“纂”与“国”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纂”字字形修长端正，而“国”字凝练，并且国字框并非横平竖直，而是向右上偏斜以“侧面示人”，使得其增添了一份灵动之气。

在单字的点画和结构方面，考虑到《赵顺墓志》的书写时间，笔者将《赵顺墓志》与欧阳询、褚遂良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较，其书与欧、褚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从对比表中我们不难发现，《赵顺墓志》与《雁塔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在点画、结构、姿态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

其一，从点画来看，以“前”字为例，最上部分两点的入笔方向和连带关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另外“前”的下半部分的竖画起笔都是由外向内回扣，并且竖画的外轮廓均呈现出明显的内擫趋势，而《赵顺墓志》中的“前”字的收笔部分，不论是石利宾书写面目本来如此还是万文韶刻法所致，其所造成的形态与褚体风格同样十分相近。

唐 赵顺墓志拓片（局部） 选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

其二，从字形架构方面来说，以“德”字为例，“彳”的结构形态可以明显显示出《赵顺墓志》与欧阳询书迹的相似性，其均属于瘦长内敛的结构状态，并且其并没有向左伸展，反而与右半部分紧紧相依。而对于右半部分，《赵顺墓志》与《雁塔圣教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心字底以上部分整体追求架构的端庄平正，上半部分占据大半导致重心下移，心字底全盘托住，向右舒展，在整体字形上形成了左收右放，端庄而又灵巧的结构形式。而对于“神”字来说，它们三者的相似之处更多在于结构意识和相似的审美趣味，由于右半部分的“申”字左右舒展的空间有限，所以左侧的“礻”承担起了向外舒展的作用，《赵顺墓志》选择了和《雁塔圣教序》一致的造型方法，均以横画向左夸张地外探作为其舒展形态的重要支撑。而此件墓志中的“神”字右边的“申”却没有向下延伸，在造型上令人意外，反而较欧、褚来说增添一分古朴和别样之美。

其三，从“庆”字来看，三者都营造出了整体向左倾倒、向右伸张的字势，类似拳击手出拳前的蓄力一般，为整个字增加了一份动感，从而在整体上起到了活跃气氛、打破单调的重要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赵顺墓志》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大量字形重心下移，敦厚古朴。志文中的“神”“阳”“卫”等字明显将笔画集中于字的下部，这样的结构形式会给人以稳定之感，打破了人们对唐代楷书的固有印象。第二，大量笔画连带，灵动自然。例如“云”“左”等字能够明显地感到石利宾在书写时从笔尖自然流露出的连带动作，笔画之间的牵丝映带偶然入眼，为整体增加了灵巧之感。第三，偶见魏碑之风。在“参”“礼”等字中有明显的魏碑用笔，行笔在临近结束之时向下重按，形成了笔画的厚重古茂之气。在“崩”“略”等字的字形选择上，更是参以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倾斜和特殊字法，这样的书写习惯和形式放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总而言之，《赵顺墓志》有自身独特的书法风格，但同时又与欧、褚书风有众多相似之处，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能直接证明石利宾师法欧、褚二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欧阳询、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绝对可以代表时代书风，对于包括像石利宾在内的千万基层官吏、民众的书写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欧、褚所创造的书法风格代表了唐代初期人们对于书法的审美和期待。

结语

赵顺作为唐代初期的一名将领，他在唐王朝的西北、西南都获得过卓越功勋。尤其在平定滇西南区域的动荡中表现出出色的作战指挥能力。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赵顺出兵白水蛮这一事件是唐朝对周边地区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的缩影，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唐王朝在建立初期国力的强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赵顺墓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书法价值，志文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可以为我们审视历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支撑。从书法艺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欧、褚之风笼罩下的唐代初期，我们不应该将眼界局限于大家、名家，而要全方位地了解当时那个时代的书风和审美趋向。另外，《赵顺墓志》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为我们的书法学习提供了范本，为我们书法艺术创作打开了思路。

注释：

[1]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272.

[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34.

[3]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87.

[4]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87.

[5]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87.

[6]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87.

[7]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22.

[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87.

[9]赵德坤，主编，大波那村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17.

[10]吴缜，撰.四部丛刊三编：史部·新唐书纠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3.

[1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92.

[12]沙孟海.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J].新美术，1990(0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