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源， 夏安桃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0 引言

2019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具有较为复杂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快速发展长期对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进行无序开发，导致黄河流域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层出不穷，该地区随之成了中国典型的生态较为脆弱的流域[1].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开采和加工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多的资源型城市迅速发展.如以大同、长治等为代表的山西省煤炭城市，以攀枝花、包头等为代表的铁矿城市，以及陕北地区的石油城市.截至2013年，中国确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共54个城市属于黄河流域，大约占黄河流域城市总数的一半[2].随着中国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些资源型城市明显出现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经济衰退、结构僵化等问题，导致这些地区面对外部冲击时所受影响较大[3]，极大地阻碍了黄河流域的整体高质量发展.经济韧性表示某地区经济遭受意外冲击后抵抗、恢复、自我调整及转型的能力[4]，其一方面强调受到冲击后的抵抗能力，另一方面也强调区域经济整体自我调整转型并实现“路径突破”的能力[5].资源型城市受困于“资源诅咒”，路径依赖强，脆弱性高[6]，抵抗冲击的能力较低，急需实现“路径突破”.经济韧性作为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状况的综合指标，能够为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现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视角.

经济韧性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目前，在国外研究中经济韧性更多地被应用到评估不同产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如农业[7]、酒店业[8]、采矿业[9]等，应用领域更加广泛，研究更加深入.此外，国外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微观经济体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如对牛羊养殖场经济韧性背后的缓冲机制和适应性机制的评估[10],美国和新西兰农村居民社区经济韧性的测度[11],探讨渔民家庭的经济韧性[12],等等.对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开始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研究波兰就业多样化对省会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13],美国交通可达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14]等.在测度经济韧性的方法选择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Martin等[15]提出的单指标测度方法和综合评价法，也有学者通过访谈了解居民看法来估计地区经济韧性[11].总之，国外对于经济韧性的研究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探讨，经济韧性概念逐渐成熟，研究对象更加微观，方式更加多样.但是,仍然没有提出更加权威的经济韧性测度方法,研究区域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较少.

相较于国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还存在较多不足.目前，一定数量的研究大多是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与汇总，如对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韧性研究成果进行介绍[16],基于演化论分析框架对国外研究进行梳理等[17].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内涵进行总结，如孙久文[18]认为区域经济韧性指社会经济系统遭受冲击后的恢复能力；曾冰[19]则将区域经济韧性的本质概括为抵抗力、恢复力与进化力三大特征的统一体；李连刚[3]通过梳理工程韧性到演化韧性的转变，提出区域经济韧性是区域经济系统面对市场、环境等冲击扰动时的抵抗能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转型来迅速恢复系统受冲击前发展路径甚至转向到一个更优发展路径的恢复能力.在经济韧性测度方面，国内学者大多采取Martin提出的测度方法[15]或综合指标法,研究区域多集中在省域层面或城市群，近几年研究区域有向地级市和县域层面发展的趋势.如邢欣[20]通过监测用电情况表征西安市经济韧性的现状，林耿[21]研究了佛山市30个专业镇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此外，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特殊类型地区的经济韧性测度，如连片特困区[5]和老工业基地[22]等.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经济集聚[23]、产业多样化、创新[24]和制造业发展[25]等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也有学者关注某一冲击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如刘成昆[26]以“非典”为切入点,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产业结构多元化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影响分析;王永贵[27]则定性研究了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国内经济韧性研究大多还集中在较为宽泛的层面，对城市群、省域经济韧性测度较多，对城市进行细微测度较少，对特殊类型地区经济韧性测度较少；研究不够深入，影响因素的探究往往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特定因素，缺乏影响因素的系统定量研究[28]；未出现对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韧性测度方法的研究.此外，国内对经济韧性的研究鲜有将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黄河流域城市及城市群的研究更是稀少.

因此，本文以资源型城市这类特殊城市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2013年国家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以来，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差异及演变特征，并探讨阻碍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主要因素，为其今后进一步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约古宗列盆地，大致呈“几”字形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9个省(自治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由于黄河流经地区在四川省所占比重较小，因此本文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黄河流域(不含四川)涉及44个资源型地级市.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适应新的行政区划分调整，选择29个黄河流域地级以上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份的资源型城市.

1.2 构建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及处理

目前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主要有Martin[4]提出的单指标计算法，即通过就业人数或GDP等展现区域对经济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经济韧性,以及指标体系法.虽然指标体系法仍然存在缺陷[18]，但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才更能反映经济韧性的不同维度和资源型城市的特质，所以本文选择建立综合指标体系的方式来测度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

Martin[4]认为经济韧性包括四个维度：抵抗力，经济系统面对冲击时的反应力；恢复力，经济遭遇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状态；重构力，经济系统应对冲击时重新定义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更新力，区域经济重构其冲击前增长路径或经济冲击后选择新路径的能力.其中重构力和更新力在数据选择上较为相似.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经验，将从抵抗风险能力、适应发展能力、创新转型能力三个方面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的指标选择，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已有指标[5,28]，并结合资源型城市自身特点[29]构建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个研究对象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数据个别年份存在缺失，已利用插值法补齐.以上缺失数据约占全部数据的0.38%，比重较低，因此不影响统计分析结果.

2 研究方法

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使用较为频繁的客观赋权方法.与主观赋权相比，熵值法具有精度高客观性强的特点，十分科学地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偏差，可以较好地解释评价结果.在运用熵值法过程中为避免计算无意义，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2.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空间特征的描述，用于分析区域总体空间关联状况，常用Moran′s I指数测度[30].本文借助Moran′s I指数判断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2.3 热点分析

2.4 障碍度模型

测度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一定时期内其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避免某一方面成为短板.综合评价仅能测度经济韧性水平状况，无法准确找出制约其提升的因子.为此，引入障碍度模型(obstacle degree)探究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阻碍因素，具体方法是基于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指数进行计算.其中，因子贡献度即单指标影响经济韧性综合水平的权重；指标偏离度指单指标与经济韧性综合水平目标之间的差距，即单指标评价值与 100%之差；障碍度即指标层、因素层对经济韧性综合水平的影响程度.障碍度模型能够剖析系统内部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充分反映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内在规律，进而对障碍因子对症下药.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j表示第j个指标对经济韧性水平的障碍度，Fj表示因子贡献度，Xj表示指标偏离度.

3 结果与分析

基于熵值法及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2013-2019年的经济韧性水平，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结果

3.1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时序演变特征

黄河流域不同区段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从整体来看，2013-2019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平均水平呈现W型上升趋势，由0.27上升至0.42，增长了1.56倍，说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指数上升趋势明显，但总体韧性等级较低.2019年均值为历年最高0.42，仍然只属于中等水平.此外，此阶段经济韧性呈现W型增长态势，中间有两次较大波动，且2015、2016与2018三年指数均低于平均值0.35，可以看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抵抗经济冲击的能力仍然较低，但经济韧性逐渐缓慢提高的趋势是不变的.未来，随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型城市的持续转型，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整体经济韧性将会持续提升.

从流域区段来看，将研究对象根据黄河上中下游分界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河南郑州桃花峪)划分为上游(甘肃、宁夏、内蒙古)、中游(山西、陕西、河南)、下游(山东)三个地区.研究期间下游地区平均发展水平高于黄河流域整体，属于黄河流域内经济韧性水平最高区段.但下游地区经济韧性增长率较低，水平基本维持在0.4～0.5之间.此外，最初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水平略低，属于全流域内最低区域，但研究期内增幅最大，经济韧性平均水平提高了1.29倍.2017年以后，中游地区经济韧性开始与黄河流域整体水平基本持平，同时超越了上游地区.上游地区在黄河流域内属于中等水平，基本与黄河流域总体水平相同，但在研究期间其增长速率较低，年均增长率只有1%.2016年以后上游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整体水平开始低于黄河流域整体，成为流域内经济韧性水平最低区段.由此可见,研究期内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整体经济韧性水平持续向好，中下游地区提升趋势明显，上游地区略显缓慢，在转型发展方面任重道远.

图1 黄河流域不同区段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演变趋势

黄河流域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情况如图2所示.从城市类型来看，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将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朔州、咸阳、延安等)、成熟型(大同、东营、三门峡等)、衰退型(枣庄、濮阳、石嘴山)和再生型(包头、淄博、洛阳等).研究期内四类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再生型城市表现最好，经济韧性水平稳居黄河流域第一.以淄博、洛阳、包头等为代表的再生型城市2013-2019年间经济韧性水平在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内排名前五中占比基本处于60%以上，经济韧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城市.成长型与成熟型资源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时序变化整体基本一致，但水平要低于黄河流域整体.2015年后二者间差距逐渐拉大，成熟型城市与黄河流域整体水平趋于一致，成长型城市则落后于整体.衰退型城市经济韧性变化趋势与黄河流域整体变化呈现相反态势，2013-2014年流域总体经济韧性水平上升，衰退型城市呈下降趋势，2014-2015黄河流域整体水平下降，衰退型城市反而提升.直至2016年后，衰退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趋势才逐渐与流域内其他城市一致.再生型城市积极寻求经济转型，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较高成效，提升了抵御风险、危机的能力，经济韧性明显上升. 成熟型城市资源开发处于稳定阶段，资源保障能力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韧性水平相对较稳定.然而，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较差，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艰难，因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较为缓慢.

从个体城市来看，黄河流域内资源型城市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差异较大.2013年最高值淄博与最低值张掖相差0.41，到2019年最高值淄博与最低值延安仍然相差0.39，存在明显差异.研究期内，各城市间经济韧性水平年提高速率差距也较大.大同、临汾、平顶山、三门峡、渭南等提升速率最快，年均增长率在2%～3%，明显高于黄河流域整体平均增长率；鄂尔多斯、东营、临沂虽然自身经济韧性水平不低，但是年均增长率不升反降，出现负增长率；其余资源型城市大多与黄河流域平均增长率一致.

图2 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演变趋势

3.2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空间格局特征

探究2013、2015、2017与2019年四个不同时间节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不包括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经济韧性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得出：2013-2017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中部凹陷态势.下游地区水平最高，上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最低.2017年之后,中游地区黄河东侧的一些山西省资源型城市以及接近下游的河南省部分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较大，表现出持续提升的良好趋势，但西侧的陕西省部分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仍居于流域最末.此期间，位于下游地区的山东省各资源型城市和中下游河南省部分城市的经济韧性一直保持着流域内较高水平，流域经济韧性空间格局高地未变.

具体来看，对比2013年与2015年的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空间格局,发现：2015年黄河流域总体下降趋势较为明显.除了下游区段淄博、东营、临沂等多年来处于流域前列的城市，其余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均降低至较低水平.尤其是中游地区黄河流经的忻州、吕梁、延安、渭南等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下降至低度，中部凹陷态势更加显著，下游地区仍属于黄河流域经济韧性高地.到2017年，流域整体经济韧性水平重新开始提升，中游地区黄河“几”字拐弯处的运城、晋城、洛阳和南阳等城市提升趋势显著，经济韧性水平中部凹陷态势得到明显改善，但中游地区的延安经济韧性水平未见较大提升,成为流域内最低.此外，上游地区鄂尔多斯、包头等城市,提升速率虽然开始放缓，但总体水平还是高于中游地区.与2017年相比，2019年经济韧性空间格局变化开始显著，流域整体经济韧性水平持续提升.中游地区其余城市经济韧性上升开始显著，有更多城市如大同、阳泉、三门峡、平顶山等经济韧性排名超过上游地区部分城市,上升至流域内资源型城市前十.至此，中游地区凹陷格局已经基本改变，上游地区经济韧性提升较缓，下游地区则仍然保持着流域内的高水平.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空间格局开始呈现上游地区提升乏力，中下游地区持续提高的态势.

3.3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障碍因素诊断

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2013-2019年经济韧性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17个指标的障碍度.将所有城市按照流域区段划分为上中下游地区，选择各年份障碍度排名居于前三的障碍因素，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障碍度

由表3可知，上游地区2013-2019年间位于前三的障碍因素中，出现次数较多是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B6)、教育投入力度(C5)和采矿业从业人员下降比例(C3)，表明上游地区主要问题是创新转型能力不足.上游地区多位于我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特征，导致当地居民在经商以及外来投资引入方面有一定的劣势，造成当地就业率低的问题.此外，该地区资源型城市地广人稀,资源众多，居民工作也多依赖当地资源，采矿业人员比重居高不下，教育投资低导致当地居民教育水平较低，缺乏技术性、高学历人才,创新转型能力不足，这些问题都将严重阻碍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导致经济韧性较低，难以良性发展.

中游地区排名前三的则是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A2)、地方财政自给水平(B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B5)，中游地区主要问题则是适应发展能力不足.中游地区是研究期前期经济韧性较为低的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和河南三个省.山西省共11个地级市，除省会太原以外，其余10个都属于资源型城市，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而且山西省内资源型城市大多属于成熟型，未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转型质量较低，需要发展新产业维持经济活力.其第一障碍因子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充分说明了该地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中游地区的大同、长治、吕梁、延安等城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均超过25%，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僵化，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不足.此外，对单一产业的依赖使整体经济发展成效较低，阻碍地区生产总值提高，经济发展后续动力不足，当地财政收入相对减少，政府调控影响力下降，经济韧性更是难以提升.

下游地区阻碍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因素障碍度较高的主要是：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A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A5)、人均GDP(A1).因此，下游地区阻碍经济韧性提升的则是抵抗风险能力不足.黄河下游资源型城市均位于山东省，该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产业转型发展中多向创新型产业靠拢，地处平原且交通便捷，各类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成长型资源城市的发展，但随着城市逐渐发展为成熟型以及衰退型资源城市，弊端就会显现出来.三个障碍度最高的因素都表明，山东省资源型城市同样需要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其进行高质量的转型.否则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导致经济下滑、接续替代产业不足等问题会随着资源枯竭越发严重，经济韧性也会随之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2013-2019年经济韧性综合评价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时间格局方面，2013-2019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在2015年有所下滑，但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空间格局方面，2013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中游地区凹陷的局面，且各资源型城市之间经济韧性相差较大.到2019年，中游地区经济韧性提升显著，上游地区发展放缓，成为流域内经济韧性最低，下游地区则继续保持领先，仍是流域内经济韧性高地.

(2)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提高主要还是受制于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导致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质量较低、财政收支缺口大、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GDP、教育投入力度、地方财政自给水平等因素成为提高其经济韧性的主要障碍因素.

4.2 建议

(1)优化人才政策，加大教育科技投资.上游地区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资源以及人才缺失等问题.提高该地区经济韧性必须首先加大人才吸引力度，促进高级技术人才来本地就业.此外，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科教兴国教育是科技的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本地教育和科技，完善基础教育设施和配置，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拥有更多发展人才，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促进产业转型，培育新经济.中游地区资源型城市大多属于典型成熟型，未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该地区首先要转变资源型产业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对资源的无序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次，优化经济结构，开展新一轮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建设，提升城市产业结构韧性.

(3)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下游地区经济基础好，各地市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发展，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伴随着产业的裁员以及采矿工人等人员的失业，当地政府更应该加强对就业形势的预判，及时采取有效政策安置下岗员工，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发生.此外，在教育、医疗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疗保障面，实现经济的稳定高质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