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叶乔，吴仁明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1942—1945年，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号召党政军民发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来进行自给自救，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关于1942—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大部分学者都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1)比较晚近的研究有，吴永：《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王建华：《群众路线是如何炼成的——基于陕甘宁边区征粮动员的观察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等。。但历史的面相是复杂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只是大生产运动能顺利进行的因素之一，鲜少有从对农民思想教育来促进大生产运动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

粮食生产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前夕，过度的救国公粮征收使农民深感压力，农业生产中一时间弥漫消极情绪，党群关系走向了局部困境。1942—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配合抗日战争时局变动需要，结合农村农民实际情形，将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对农民采取爱国主义教育、生产观念教育、农业政策宣传教育、团结巩固教育等一系列思想教育，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教育动员体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性和生产积极性。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分析1942—1945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农民群体中开展思想教育以促使大生产运动顺利推进，进而论证党的农民思想教育特殊功用，对新时代发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实践经验启迪。

一、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一)对外打破国民政府经济封锁与军事禁锢的需要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边区人民纳税的能力，可以说是没有的”[1]。在此基础上，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中央协款，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后方进步人士捐款，总之是依靠外援”，1939年及1940年外援更是占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85.79%与70.50%[2]13。外援是一把双刃剑。在共产党军需供应上，1939年之后国共摩擦不断，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等军用物资，声称“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3]，禁止所有军需进入；在人民群众物资供应上，国民党对于百姓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阻断边区所有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海外与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难以汇兑，国民党多方面的封锁使得中共脆弱的经济结构某种程度上陷入难以自给的严重境地。同时，部分国民党官员屡次制造“反共”事件和“摩擦”活动，出现了“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2块钱，一个是月饷180块钱，拿2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180块钱的是反共专家”[4]的局面。面对国民党的“故意刁难”，共产党一时间呈现“孤立无援”状态，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与军事危机，外援断绝与军事孤立促使中共全力从内部挖掘财源，现成的救国公粮成为重要的财源，1940年政府通过征粮、买粮、借粮苦苦支撑，1941年由于粮食奇缺，要补齐上一年征收不足的缺口，公粮征收额提高到了空前的20万石，“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5]748，借助公粮动员号召、宣传、组织农民参与大生产运动进行自救是中共的当务之急，而动员农民生产、依靠农民开源、挖掘农民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思想教育和引领。

(二)对内巩固农民支持，改善党群关系的需要

征粮工作中蕴含的危机其实早已出现。为了度过这次中共历史上“三次灭顶之灾”之一[6]173的粮食危机，1941年起中共做足了买粮和借粮的动员，上半年动员大批干部参与征粮，又从11月开始,各地派出了征粮工作团,并严令其“粒米根草入仓入站才算完成任务,否则不准回延安”[7]。1942年5月征粮结束,实际征粮201617石,比上年多104263石,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3.85%，每亩负担增加到1.66升(表1)，乃抗战时期八年中陕甘宁边区征粮之最，不管是政府的征粮任务还是民众的承受程度都已经达到了饱和点，之前和谐的党群关系也开始慢慢倾斜。

表1 1937—1945年粮食产量与公粮征收比较表[2]152

公粮任务畸重，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2]16，再加之政府在此关头征收重税，由此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人民不堪重负，生活困难，粮食问题无法解决，遭受巨大的生存危机，一些农民在无奈之下选择逃往外地、远徙他乡，据中共西北局统计，及至1942年初，“延安搬家躲避的八百多户，安塞五百多户，其他县份亦有”(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M].1994：113.，另外一些极端的农民则开始抢粮，继1940年志丹县发生抢粮事件之后，1941年安塞六区再次发生群众抢劫仓库公粮事件，共有200余人参与劫粮劫款[8]。这反映出当时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民众对于党和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隔阂，从而对于党的生产政策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面对这样的特殊困境，党中央下定决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二、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培育爱国生产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

大生产运动时期，边区陷入危机时刻，且中国整体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力军，是巩固边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的农民仍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政治参与积极性低，对政府政策本能抵触，革命思想意识薄弱，导致党的思想教育工作难以开展。爱国主义作为鼓舞和推动农民团结一致、齐力向前的重要精神力量，毋庸置疑地成为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当务之急。在1941—1942年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不仅深入农村，开展喊口号、贴标语、看电影等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利用冬学、民众教育、识字组等群众教育形式，围绕战争和政治动员，鼓励农民通过交粮、产粮等方式积极参加抗战。在中共的有效教育下，农民的爱国主义意识得到了有效提高，边区倾泻了大量的物力、人力支援战场，“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9]，“粮食早点送去给军队吃，他们吃了新麦，好去出力保卫我们的家乡”[10]。中共还充分让农民意识到爱国自卫战争就是保卫生产，而生产又是支援爱国自卫战争的前提条件，鼓动农民积极开展爱国生产运动，在此基础上，中共不断优化调整政策，例如减租减息、农业税等，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巩固农民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

(二)树立劳动为荣的生产观念教育

征粮繁重之后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产率明显下降，毛泽东也承认：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5]758。为了强化群众的生产意识、增加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从社会教育与改造二流子运动正反两方面着手，取得了积极效果。

1.社会教育：培育生产意识

大生产运动时期的社会教育是中共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的在于进行扫盲教育的同时，还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与生产意识，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性与生产积极性。首先，面对数量众多、文化素质低下、不能脱离生产的广大群众，中共结合教育与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群众性扫盲的教育形式，主要有识字小组、夜校、半日校、数日校、冬学、民众学校、读报组，以及剧团、俱乐部等，随着社会教育的深入开展，又创造了黑板报、墙报、广播、戏剧、歌咏、秧歌和漫画等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教育作用，激励了千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将社会生产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教学内容。当时教材的选材、编写、使用具有鲜明的生产色彩，“由民教馆吸收民间生产的歌谣小调，加以整理，编成教程来教”[11]，编写了用途广泛的以生产运动为素材的群众识字课本，例如1942年的《互助》、1943年的《生产课本》等，开辟“农学知识”专栏的解放日报也是当时学校的参考教材，在授予群众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突出强化了生产意识。总之，社会教育在宣传普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积极参与生产、巩固中共的边区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造二流子运动：强调劳动光荣

二流子，“指的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这号人”[12]，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仅自己不参加生产，还歧视劳动，煽动其他农民都不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由于地势偏远、生产落后等原因，二流子问题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虽然人数不多，却有巨大的恶劣影响与潜在危害，尤其是与党提倡的劳动光荣观念背道而驰。为了营造广泛积极的劳动氛围与社会环境，促使大生产运动更好地开展，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陕甘宁政府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二流子运动。首先，确定改造范围，边区以“对生产的关系”作为区分二流子的主要标准”[13]。其次，改造办法以教育劝导和监督帮助相结合、劝说感化和强制处罚相结合，以确保给二流子树立起劳动思想。“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14]此外，还有发动二流子反省运动、为二流子制定纪律和公约、将二流子编为小组促使他们互相管理，以及让二流子参加劳动英雄大会，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等，达到了思想教育的目的之后，政府还会将二流子组织起来，动员其参加劳动，努力达到将二流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目标。这场全社会动员、各方面配合、总步调一致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到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旧有的3万多二流子绝大部分“自觉地变成了好的劳动者”[15]，不仅给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营造了劳动光荣的社会环境，直接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继续开展，更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深厚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

(三)以减租减息为主的农业政策宣传教育

边区政府一直在农业政策方面付诸措施，希望能在政策宣传教育上取得积极效果，首先是大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减租作为抗战时期中共最基本的政策，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16]，之后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其次是农业累进税，虽然以往在征收救国公粮时，边区政府就尝试性地进行了征收农业累进税的改革，但一直没有被较好地执行，摊派性质明显导致其效果不佳。1943年，毛泽东认为实施条件更成熟，边区政府开始在延安、绥德、庆阳三县试行农累税，之后试行地区逐渐扩大。此外中共还注意到三分之一的边区人民都缺乏耕牛农具这个大问题，因此边区的第六项政策就是增加农贷[5]38，农贷数额在1943年、1944年断层性地增加，分别为3000万元与6000万元，远超1941年的23.5万元与1942年的800万元[17]，有效解决了农民的耕牛、农具、籽种不足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为了使各项政策为人所知，方便学习和宣传，中共首先是开展自上而下的宣传，包括党政干部说服教育、开办冬学运动集中学习，其次是组织群众自我学习，政府帮助各地建立农会、减租会等群众组织，还召开群众大会来监督政策执行情况，后期还加以写标语、唱民歌、编民谣、写歌剧的形式，都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上予以推广，使得农业政策被广泛传播，人人皆知，这些都是中共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教育、保证政策贯彻执行的重要教育形式。

(四)党政军民的团结巩固教育

征收救国公粮时为了积极动员农民交粮，中共提出了“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不能要军队饿肚皮”[18]的积极号召，在动员之初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在征粮畸重、农民不堪重负的情境下就容易导致农民对党政军产生不满情绪，“边区的军政关系就不平静了”[19]，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不满情绪与消极矛盾。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也为了巩固边区政权，针对当时存在的农民不满党政军、军队对于党政民关心不足的情况，政府开展了“拥政爱民”为主的“双拥”运动。1943年1月25日，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确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还公布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包含服从、保护、帮助和尊重政府；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倾听人民意见等内容。一场群众性的“双拥”运动就这样在陕甘宁边区军民中发动开展起来了。10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示》提出，“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20]100，“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20]98，否则就不算好的领导者，不算好军人、好公民。边区各部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提高党政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认识水平，改变了过去对党政民的一些错误看法。同时，政府在群众中举行各种座谈会、娱乐晚会、拥军大会等，转变了农民的思想认识，唤起农民自觉爱护党政军的意识，在“双拥”运动月,举行了多次党政军民联欢，党政军民欢聚一堂。这次以“双拥运动”为主的思想教育使党政军、地方的干部与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大团结教育与互助教育，并且使得党政军积极向农民学习生产本领，以便于更好地领导、帮助农民参与大生产运动，农民也在思想上革除了对党和边区政府的误解和隔阂，与党的凝聚力加强，更加愿意配合、支持、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

三、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教育形式

(一)模范引领

领袖人物由于其自身的政治权威性、代表性，他们的示范教育对于当时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阶级的农民群体来说是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形式。领袖人物进行示范引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大生产运动初始毛泽东就以身作则在杨家岭示范种菜；朱德也身体力行，与自己的几个勤务员成立生产小组；周恩来、任弼时一直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持学习纺线；李富春等发起“植棉小组”，还参与种地、抬马粪等。这些都在当时传为佳话，形成了热爱劳动、积极生产的社会优良风气。其次是模范的引领。以《解放日报》为主的宣传媒体大力报道各条战线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运用典型示范、深入群众的教育方式鼓励群众投入大生产运动，从报道劳动模范吴满有开始，农业模范杨朝臣、合作社带头人刘建章、种棉能手刘秉仁等众多农业生产模范相继涌现。政府还倡导农民学习劳模、热爱劳动，1943年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劳模被称为“人民的领袖”[21]。劳动模范来源于农民，对于农民的教育作用更直接、更剧烈、更生动，1944年边区农业生产劳动力比起往年翻番，开荒超过100万亩。在领袖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引领动员、示范教育下，社会形成了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与文明新风尚，农民也有了更大的积极性投入生产中。

(二)舆论宣传

首先是报纸媒体的运用。毛泽东指出“报纸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广泛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22]。截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纸高达20余种，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各类区报县报等，横向囊括整个边区纵向贯通中央到县委的办报体系对于宣传党的生产政策、培育农民生产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不仅在“量”上占据了宣传教育高地，报纸还在“质”上加强研究。如当时党的宣传喉舌——《解放日报》为了更好地将动员生产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在1942年4月进行了改版，大生产运动得到了更加真实全面的反映，生产政策、劳动意识、模范工作者也成了它突出、持续、重点报道的对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刊登过的劳模就高达600多名，开辟了中共报刊史上生产宣传的新篇章。除了积极宣传以外，《解放日报》还通常用整版篇幅介绍农业技术、农作物种植等农业科学知识，1944年起还专门开辟了“边区生产运动”和“农学知识”专栏。《边区群众报》也全年不间断地跟踪报道农业生产，使得农民参与大生产运动更具科学性。其次是标语口号的使用。标语口号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大生产运动的标语口号不断发展、变化、更新，1943年之后根据任务不同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变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以及“一边工作、一边生产、一边学习”等。标语口号具有简单便捷、使用方便、成本较低、影响较强的优点，对于文化程度低、学习时间少的农民群体来说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教育形式。最后是文艺作品的教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形式十分丰富，秧歌、说书、社火、秦腔、戏剧都是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中共十分重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就确立了戏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23]，反复强调戏剧与生产结合的重要性，其中新秧歌剧的教育成效最为显著，以劳动模范马丕恩父母为原型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取得热烈反响，之后《动员起来》《刘生海转变》《劳动英雄吴满有》等生产剧本层出不穷，都达到了利用文艺作品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宣传政策、规训教化的教育目的。

(三)利益诱导

地势偏远、生产落后、文化素质偏低造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农民阶级政治参与度低和具有政治冷漠性的特点，再加上之前过度征收公粮，使得农民对于党的不信任加剧，导致了农民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利益问题，一定程度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满足是农民产生积极行为的动力，利用利益动员是促进农民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而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党从实际出发，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自救，并施行“减租减息”等政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其次就是精神利益的满足。中共创造性地利用多种方式对于农民生产的优秀代表——劳动模范进行表彰宣传，包括召开大会进行表彰、给予奖励、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等。1944年,边区政府颁布《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者实施奖励制度。1943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热烈表扬。悬挂肖像、宴请和发表经验、颁发奖金奖品,这些实在的物质奖励和崇高的精神礼遇,对贫穷落后的农民群众来说具有强烈的激励宣传效应和直接的诱导教育作用，从而切实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农民群众中蕴含着积极、迅猛的革命热情，并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4]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农民落后的社会地位与自身阶级的落后性。大生产运动中的农民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史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生动实践的样本，表现出了极大的“张力”，这也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能够动员农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国民党在农村统治根基的重要“密码”和“钥匙”，为今天的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农民思想教育的根本保证

大生产运动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有效的成绩，根本上是坚持了党的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更是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实践证明。首先是党在农民思想教育方向上的领导。农民思想教育是“一项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其实践化的前提就是有正确的教育方向，正确的教育方向才能确保教育内容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和时代需求相符合。1942年之前的边区，由于公粮任务繁重，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积极自救才得以度过生存危机。其次是党在农民思想教育目的上的领导。为了将农民充分动员到生产中，党中央利用宣传教育、组织教育等方式下沉地方，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交流，从而使民众清晰了对大生产运动的认识，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政治积极性。最后是党在思想教育方式上的领导。党中央为了提升农民的思想觉悟，不仅充分组织媒体刊物、文艺作品进行宣传，领导干部还纷纷亲自进行示范，并要求所有党员以身作则，积极投身生产，在社会上形成了劳动生产的良好风气。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教育史中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党的本质属性使得这一条经验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与时代科学性。在第二个百年征程开端，党中央不断弘扬与践行脱贫攻坚精神，敢于担当脱贫重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思想教育中，党依然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新时代的农民思想教育要继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农民思想教育顺利进行、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巩固党与人民的关系，是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前提

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我国革命与建设的一条主线，从征收“救国公粮”渡过粮食危机，到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生存危机，再到促进统一战线渡过民族危机，党的精神支撑与力量之源都是来源于党的母体——人民。没有和谐的党与人民关系，没有人民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无法胜利的。延安时期的党与人民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决定着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决策和工作方式。1941年的过度征收救国公粮导致农民生活艰难，对于党的不信任加剧，之前和谐的党群关系开始倾斜。党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所在，为了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党对农民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不仅实现了党组织的一种下沉，增加了党的自身权威，农民也通过教育洗礼对党增加了认可，重拾了信心，进行了一种现代化的转型。实践证明，在党的政治逻辑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中，人民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担当历史使命的全部力量。而新时期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复杂背景下，党与人民的关系更为复杂，党与人民的联系更为紧密，保持党与人民之间和谐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继续流于原来的简单化认识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要坚持沿着党与人民的关系这条基本线索去认识问题，坚持服务型政党的建设，巩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25]66。

(三)重视思想教育话语，是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要法宝

思想教育话语是对思想教育内容的言语符号系统的一种承载与传递，通过对话语的灵活运用和有机整合，使教育对象理解、消化、内化教育内容而取得教育实效。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党充分重视教育话语的功能发挥，不断引领话语走向，规范话语风格，提升话语内涵，变化话语方式，使农民能够真正内化党的政策方针与教育内容。首先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教育话语发挥实效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它所承载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大生产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话语一直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行，其中蕴含的人民主体论、生产资料的重要性、理论联系实际等马克思主义色彩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教育话语的真理性。其次是明晰的情境性。话语作为一种历史表征，与不同的情景相联系，语境和场景不同，话语就会有不同的变化。根据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环境，党充分考虑到了农民文化素质低下、不能脱离生产等特殊要求，在接地气中挖掘符合农民要求的教育语言形式和教育传播方法，“不违农时”地进行社会教育，利用社火、秧歌剧宣传教育，寻找劳动模范进行引领等，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效果。新时代的农民思想教育话语更要把握大势、顺势而为、因时而动，要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中，在促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彰显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在反映当前政治意向和价值取向的同时，还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主动挖掘适合农民要求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在强调意识形态性与情境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四)创新教育方法，是农民思想教育的有效路径

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国情社情的变化，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社会形势与时代需要的教育方法，是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优良传统。大生产运动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农民思想教育时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如利用冬学、识字组、戏剧、报纸等方式宣传教化教育内容，利用模范引领、舆论宣传、利益诱导等方式巩固强化教育效果，这些都是中共运用和掌握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但这些方式大部分都是根据当时落后的社会形势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的实际情况而采用的，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革命情境与时代语境不同，教育方式也不同。新时代农民思想教育方法的创新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为了提升思想教育的实效性，党一直注重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以理论灌输、舆论宣传、革命实践、示范引导等方法教育农民,农民思想教育是一项持续性、进行时的长效工作，要将传统的教育方法与新型的教育方法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和创新，找寻新路子、新方法，有效提升农民思想教育的实效性，使之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思想教育的新形式，才能适应不同客体、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新要求。

五、结语

解决农民粮食问题、改善党农关系、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农民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从革命的“边缘”走入革命的“中心”，从社会改造的“客体”变成改造社会的“主体”，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变成“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1942—1945年大生产运动时期完成的一项壮举。纵观在此期间中共的农民工作，认为中共仅仅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政策调整就能够将农民动员起来投入生产与投身革命的认识是片面的，这种认识一方面低估了中共高超的农民教育技巧以及对农民的情感刺激；另一方面低估了农民自身的政治诉求与情感需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农民教育既是应对抗战的需要、回应人民的期盼，也是中共在局部地区的执政尝试，更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不仅造就了无数“革命化”的模范农民，而且引导无数农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迅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是社会改造的范本。它被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也是新中国的模型。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天的回溯是为了明天更加毅然的前行。大生产运动中的农民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史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生动实践的样本，这是党在农民思想教育领域成熟的一种反映，给今天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进行农民思想教育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进行参考，也为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农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