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志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在告别烽火连绵的17世纪后，东亚迎来相对稳定的18世纪。以中国和朝鲜半岛而论，这一时期，中国正值康、雍、乾三帝在位，朝鲜适逢肃、景、英、正四王治国。巧合的是，乾隆帝(1711—1799年)和英祖(1694—1776年)是两个王朝实际执政时间和寿命最长的君主，可谓对比18世纪中朝两国在权力结构和外交关系方面的最佳样板。

乾隆三十六年(英祖四十七年，1771年)，在英祖的主导下，朝鲜围绕一部清人撰写的《明纪辑略》发动了一场“文字狱”，史称“诬史之狱”，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乾隆帝的“文字狱”。英祖内外并举，针对此书派遣使臣赴北京交涉，又在国内采取进一步行动。巧合的是，此书也是乾隆帝“文字狱”中的禁书，于是，此事件把两国君权、“文字狱”之间的互动连接起来。关于此事件，以往研究主要是以梳理发展过程为主，(1)管见所及，王崇武较早在《〈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1944年第4期)中简要梳理了此事件的原委，孙卫国在《〈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1998年第2期)较详细地梳理了朝鲜的反应、惩罚、遣使辩诬奏文及乾隆帝的解禁，但仍有较大解释空间。张民英在《朝鮮英祖代‘明紀輯略事件’政治的性格》(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探究了《明纪辑略》的传入过程、“明纪辑略事件”的处理过程及英祖对京华世族的应对，然缺少政治性阐释。安素罗《英祖代 史冊辨誣硏究：〈明史〉朝鮮記事中心》(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主要侧重朝鲜围绕《明史》的辩诬，简单提及了《明纪辑略》引发的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