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朝晖

一、引言

如果说公司法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1)参见王瑞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1年12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第1页。那么，公司类型则是公司法的元问题。(2)参见赵忠奎、周友苏：《整合与扩容：公司组织形态变革的本土路径》，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42页。公司类型改革属于公司法的结构性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关系到公司法体系化程度与体系效益。中国公司类型沿袭大陆法系传统，分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即“二分法”。随着公司实践发展与公司制度的放松管制，“二分法”主要问题也暴露出来：股份公司特别是非上市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为同质化公司，同质的公司却适用两套不同的规范。(3)参见钱玉林：《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第6页。2021年12月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存在较多的转致条款与重复的立法条文，使得修订草案体系化不足，这是两类公司同质化在立法中的表现。针对两类公司同质化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参照公开公司与封闭公司的分类，认为我国的股份公司仅具有公开公司的特点，应定位为公开公司，有限公司应定位为境外的封闭公司并涵盖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4)参见王保树：《公司法律形态结构改革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