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谈起书法教育来，总是上溯到《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书即文字学，包括书法在内但国子是指贵族子弟，当时老百姓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孟子》：“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下文又有“小民亲于下”的话，可知孟子所了解的教育对象已经逐步面向全民的了，只是教育的科目无从考见。

汉代还遗留下来有关书法教育一些资料，据许慎《说文序》所引：“《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尉律》是汉代的法律，是为全国人民订颂的。学僮应指全国的学龄儿童。那是进一步考选中层官员的措施。这里给我们一个概念，早期的书法教育完全与文字学连在一起，分不开的。

两汉、魏、吴以来，书法艺术一直在发展。同时也逐步从文字学范围内孕育出来，形成一门独特的学科。历史记载，萧何、史游、陈遵、张芝、蔡邕、钟繇、皇象等书家，烜赫一时。那时师徒传授，民间学习，一定已有相应的教材。两晋南北朝书家更多，其中卫铄、王羲之父子、羊欣、王愔、王僧虔、梁武帝、虞龢、庾元威、智永等人，且有论书之作传世。这些著作，兼有示教传授作用，也便是教材。只是有些文章出于后世伪托，如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曾有人辩说是假的，至少部分是假的。

唐代是中世纪书法艺术鼎盛的一个时代，唐太宗本人便是第一流的书家。《唐会要》卷三十五：“贞观元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大学，……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已而高的，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通典》卷十五：“其择人有四事：……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新唐书百官志》自注：“贞观元年，广召京官残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来馆习书。”以上所引，还是对贵族子弟及一般官员的。《新唐书选举志》：“唐代取士之科，以大原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学书日纸一幅，……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另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见得当时制度的严格，这就不是专对贵族，而是同时面向中全国人民了。“由州县者曰乡贡”一句可以证明。至于东西各邻国派遣子弟来学习，当然也包括书法在内，那便是早期的留学生了。

唐代有关书法的理论，一部分是品评，又一部分则专谈技法，很明显都是当时通行的教材，最著名的如欧阳询有《结字三十六法》，颜真卿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韩方明有《授笔要说》，……这些文章主要从技法角度说话，真是钻研深刻，分析细密，发前人所未发。后世有“唐人尚法”的话，是恰当的。——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历来书法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永字八法”，据说创自智永。我看永字第二笔“勒”是指完整的横划，不是今天我们所写的短划折转与一竖相连。否则八法中缺少完整的横划，也不成事。智永手写《真草千字文》墨迹今天尚存，“永绥吉兆”的永字真书，第二笔也是折转连一竖，不作横长一划，证明他自己写永字并不照八法。沈尹默先生引据韩方明曾说张旭“始弘八法”的话，断定永字八法是张旭提出的，很有道理（详见他所著《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张旭也是唐代人，时代性也相符合，总之唐代人谈学书的技法，缜密之极，肯定是学术的进步，值得后人参考，但有些过于机械也是今天大家所公认的。

上文提到书法艺术逐步从文字学孕育出来，是事实。实际上历代有关书学教课一直不排除文学、史学等。犹如今天书法专业学生一定要修习政治、文学、文字学、金石学一样，《宋史选举志》有“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大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的规定，那是意中之事。下文说：“画学之业，……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见得每一学科都不是孤立的。书画学各生通过一系列经学、文字学训练方能培养成为完善的书家或画家。宋代如此规定，虽然分量稍重，原则上是合理的。

陈振濂副教授颐斋学兄，春秋正当，在浙江美术学院修完硕士课程后留校执教，迄已十年。劬学洽闻，声誉踔起。著述问世，逐年发表于海内外报刊，舆论翕如，四年前曾为我主编《沙孟海翰墨生涯》，在澳门出版。前年所著《中国书画篆刻品鉴》《现代日本书法大典》两书的出版，也皆嘱我为序。今年应邀赴日本岐阜女子大学讲学，课程总结其十年来教学经验，写成《高等书法教程》一书，深入浅出，审博翔实，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坐。我国办新教育数十年，大专学校设置书法专业，还是一九六三年老友潘天寿先生长院时请准高等教育部创办的。颐斋既是首届研究生，毕业十年后居然写出首创的这本书法教程，我虽未能尽读，窃嘉其热爱后生，热爱祖国，筚路启山之功，也够伟大了，就我想到的拉杂写出来，以为之序。

一九九一年九月，沙○○记于杭州西溪寓斋，年九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