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楠 王聪明

民国年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4年出版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提到：“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这里的“淮安”当指淮安县而非淮安府，1912年裁撤淮安府，1914年将山阳县更名为淮安县。很显然，胡焕庸是以当时的县级政区淮安来描述水旱田分界的。众所周知，地理学界把秦岭、淮河一线作为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以此区分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差异。淮河是古代四渎之一，南宋黄河夺淮后，尾闾逐渐不畅。明中期以后形成单一入淮的河道，泥沙不断淤积。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山东，留下一条废黄河。那么关于农业地理分界的描述，何以胡焕庸先生不用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淮河”而以行政区划名称“淮安”？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般来说某地盛产某种农作物，当地百姓自然多以此为主食。然而地处淮河下游的淮安府清河县（1914年清河县更名为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在光绪《淮安府志》中有“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宜储谷七成，杂粮三成”的记载。这与生活常识是相悖的，既然“清河不产稻”，吃稻米的人应该少才是，但这句话却显示“人食米”。在现代社会，产稻区与食米区分离不足为怪，但传统农业社会全城吃米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反映了近代淮河下游怎样的农业地理特征？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有关淮河下游以及运河城镇等研究的基础上，以运河漕运走向衰败的近代为研究时段，借助学界利用不多的光绪《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等文献资料，基于对“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悖反现象的解读，探究近代淮河下游水田与旱田的分界问题，进而诠释胡焕庸关于南北农业地理分界的论断。

一、地跨淮河的清河县“不产稻”

清河县的建置始于南宋时的清河军，元至元年间改清河军为清河县。初辖淮河以北的土地，由于水患侵扰，县治多次南移，“乃跨淮南北，分土民以建邑”，形成了跨淮而治的格局。已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表明，南宋黄河夺淮以前，包括清河县在内的苏北广大地区盛产稻米。早在周代时，徐淮地区已有稻作。秦汉时，稻作技术甚至高于苏南地区。隋唐时期，县境所在地的稻作种植更为明确，许浑《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诗中有“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朱庆馀《送淮阴丁明府》诗中有“鸟声淮浪静，雨色稻苗深”的描写。

南宋黄河夺淮以后，清河县地当黄河、淮河下游，“水旱不时，流徙几半”，堪称“淮之蔽邑”，不过最初的农业结构与周围各县差别不大，主要为稻、黍、稷、麦、菽、薥秫等，“各州县同”。嘉靖二十五年（1546）黄河全流入淮，泥沙淤积加重，至“隆、万以后，黄、淮垫淤，运河反卑”。天启年间，整个淮安府“斥卤沮洳，腴田最少，旱涝相仍，民多穷徙”，睢宁、邳州、桃源、清河等州县多“困于水”，安东县“近罹河患，丰歉不常”，沭阳县“土瘠民贫，惟务农亩”。

地处黄、淮交会区的清河县，水环境变化尤为剧烈，农业耕作深受影响。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水灾，清河县“禾稼尽没，田地俱为沙淤，人民逃窜过半”。嘉靖四十四年（1565）编写的《嘉靖乙丑清河县志》中，有“每秋水至，一望辄成巨浸”“河水冲决，熟地沙淤河下”等记载。万历《淮安府志》有“淮自昔盖沃土，乃今瘠矣”的记载。天启《淮安府志》称该地区“六十年来，水患不减”。作物种植方面，此时清河县明显以旱作为主，“多麦、多豆、多薥秫”。

据民国年间水利学家武同举的统计，明代中叶以迄清代后期，苏北水系变迁达51次之多。明后期至清前期，随着南阳新河、泇河、中运河等避黄行运河道的开挖，黄、淮、运最终交汇于清河县清口一地，清河县从此成为河工治理的核心区。为确保事关“国脉”的漕运畅通，康熙间将河道总督署驻地由山东济宁迁至清江浦。清代，该地区的水环境及土壤环境更加恶化，清口一带往往形成门限沙或黄水倒灌洪泽湖，清口以下河道淤积严重，需不断加高加固洪泽湖大堤，采取“蓄清刷黄”“减黄助清”“逼淮注黄”等措施。康熙《清河壬子县志》记载该县“土田沮洳斥卤，常罹水患，多歉少收”“其土为飞沙、为斥卤，多不可耕，其隰衍称田者，又数逢水患”，并指出原因是“盖以土薄地下，逼近黄河，冲沙不时，不可以筑陂塘、立涵洞、通灌溉之水利”。此时清河县作物基本固定为谷、粟、麦、豆等旱地作物，虽有少量稻作，也多限于早熟旱稻，“籼粳之早熟者曰早稻，旱田种者曰小芒稻，后种先熟者曰香稻”。乾隆以后，包括清河县在内的淮安府广大地区“伏秋水多，西风不戒，陆地成河，终岁勤动，付之洪波”，不过就整个淮安府而言，作物种植存在一定的南北差别，淮河以南的“山（阳）、盐（城）、阜（宁）三县食稻者多，麦、菽佐之”，淮河以北以及跨淮河两岸的“清（河）、安（东）、桃（源）三县食麦菽者多，稻佐之”。

晚清政局不稳，官府对河湖管理疏浚大不如以前重视，淮河下游地区面临更加严峻的洪涝灾害，“河徙以后，受病益深”，运道“置不治理，久已淤垫”，“淮失故道，乃至无所归宿，于是犯运侵江，浸淫于淮扬之间，每遇洪水，即苏皖北境辄成泽国”。这种情况下，土壤环境更加恶化，水患频仍。咸丰《清河县志》称该地“可耕之田少……其东南所分，皆山阳下乡硗卤。旧县迤北，积水污莱，灌莽弥望”。因水系紊乱导致泄水不畅，导淮之议纷起。同治六年（1867）十月，曾国藩在清江浦第一次设导淮局，对洪泽湖通江、通海水道进行初步测量。光绪七年(1881)，两江总督刘坤一再次设立导淮局，计划开挖疏浚张福河、碎石河水道。受黄河泥沙影响，近代清河县水利系统毁坏严重，流传着“冬春两茫茫，风起飞沙扬，春播一碗种，秋收半碗粮”的民谣。仅“下隰”涝洼之地勉强“产稻十一”，其余耕地仅“宜麦菽秫”。至于靠近洪泽湖的清河县西南诸乡涝洼地带，不得不改农为渔，“自淮湖涨溢，西南诸乡沉没，民稍网罟渔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徐州、海州、淮安、扬州等淮河下游地区出现大灾，涝洼地无法及时种麦，庄稼青黄不接，盗匪猖獗，聚集于清江浦的流亡饥民多达50万人。宣统元年（1909），张謇成立江淮水利公司，倡议并推动江苏咨议局通过了整治淮河的议案。1911年在清江浦设立江淮水利测量局，聘请美国工程师詹美生参加，对沂沭泗干流、湖荡、民田等进行测量，计划分疏淮河水入江入海，以便涸出沉田。但直至黄河北徙70年后的民国时期，导淮依然进展不大，“闸坝失修，河身日淤，冬春既苦浅涸，夏秋复惧漫溢”，沿运各县“涝则无处宣泄，旱则无水可用，民生之困苦不可言喻”。 清河县地亩愈趋不适宜水稻类农作物的耕种，地方文献中虽有作为土产的水稻的零星记载，但也“产稻止旱糯，然不及百一”。在地理条件恶化、自然灾害频仍的条件下，苏北民众形成了较强烈的宿命心理，“一耕而获”“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这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环境压迫自身又无力改变的结果。

二、清河县城清江浦“人食米”

如前所述，光绪《淮安府志》所言“清河不产稻”确为实情，反映了水环境、土壤环境变迁引发的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这种情况下，清河县普通乡民自然多以麦菽为主食。乾隆《淮安府志》载曰：“山、盐、阜三县食稻者多，麦、菽佐之。清、安、桃三县食麦菽者多，稻佐之。此其微别者也。”由此可知，淮河以北的安东（今涟水县）、桃源（今泗阳县）以及跨淮河的清河县以旱田为主，故食麦菽者多，而淮河以南的山阳（今淮安区）、盐城、阜宁等县以水田为主，故食稻者多。

但后半句“人食米”是否属实呢？稍早编写的光绪《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中收录的同治八年(1869)《公牍》，或可提供关键性的线索。其中有“清江地土沙松，素不产稻，而民间又惯食米。似宜从俗，储谷七成，杂粮三成”的记载，与上文地方志所叙相近。根据时间推断，光绪《淮安府志》中“清河县不产稻而人食米”的表述，当是从《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转引而来。但比较两处叙述可见，前者言“清江”而不言“清河”，明确提到了清江土地沙松，不宜种植水稻，而生活于这里的人又习惯食米。那么“清江”与“清河”什么关系呢？

进一步研读《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可见其中存在“清江”“清河”混用的情况，而且多见于同治以前的记载。例如该书所收录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泽醇撰《清河县丰济仓原碑记》曰：“清河虽一县之地，而当南北之冲，治河官僚多驻于此，民居之稠密，商旅之辐辏，数倍于他州县。”此处虽言“清河”，不过从官僚集聚、人口繁多、商贸发达等因素来看，这里的“清河”显然指清河县城清江浦。由此可推知，光绪《淮安府志》中“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这句话可解释得通，只不过后半句容易使人误认为整个清河县“人食米”，正确的解释应当是：虽然清河全县不产水稻，但县城清江浦的人食米。

清江浦城位于淮河以南的运河南岸，其城镇发展肇始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挖清江浦河。至正德年间，知府薛赟鋆“招抚流亡，构庐舍，立市肆，弛湖禁，通商贾，民乃大集”，逐渐发展成为一座交通便捷、商业繁华的市镇。乾隆二十五年（1760），根据江苏巡抚陈弘谋的建议，将清江浦镇从山阳县划出，作为清河县城。但直到咸丰以前，清江浦没有建造城墙，乡民散居各处，城区与郊区没有严格界限，故存在“清江”“清河”混用的情况。到同治四年（1865），漕运总督吴棠拆高家堰石工墙，仓促建成了一座周长1273丈、高1丈8尺的清江浦城，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城墙的修建造就了内外之别，此后“清江”才可能与“清河”区分开来而成为县城的专有名词，“清江”的概念才逐渐多指城内。

仓促建成的清江浦城过于狭小，尽管后来光绪二年（1876）清河知县万青选在清江浦城外运河两岸修筑土圩，圈围土地“周回二十余里”，以保护城镇和仓储。但光绪时代的修志者见到的清江浦城仍不过是一处“弹丸之地”，主要作为商业城镇，谈不上农业种植，故对于光绪《淮安府志》的纂修者而言，显然无法接受以“地土沙松，素不产稻”来描述清江浦城，故极可能于此时在府志中将“清江”改为“清河”。

三、清江浦城的稻米来源

如前所述，清江浦城“人食米”亦为实情。但因清河县“不产稻”，显然全城的稻米供应非本县所能承担。清代后期，随着黄河北徙、漕运改海、津浦通车以及运河交通地位的下降，清江浦不再是整个运河区域的中心城市之一，故米谷需求难免相对受到限制。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清江浦对稻米仍有较强的需求，那么此时清江浦城的稻米来源于何处？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

一是借助于运河水道进行的区域间米谷贸易。清江浦“扼黄运之冲，处水陆交会”。明代时就是漕运仓储、河工衙署和工商业荟聚之地。清初“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店铺林立，市井繁荣。人口的聚集促进了食米人群的增加以及粮食市场的繁荣，《续纂淮关统志》载乾隆元年清江浦粮米贸易事宜，“闻河南固始县，素称产米之乡，每年客贩运至清江浦地方卸卖，其价颇贱。今运口筑坝，固始米船不能直达清江浦，而相近清江有老坝口地方可以卸卖，着将此地米税，亦照淮关之例暂行宽免”。乾隆十三年（1748）纂修的《淮安府志》记载，清江浦“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可见其工商业发达，人口繁盛。上述众多人口中，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人群当不在少数，从遍布清江浦城的金陵会馆、两广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新安会馆、宁绍会馆等，可见南方人群聚集之一斑。

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陈弘谋建议将民生凋敝、水患频仍的清河县城从小清口迁往“官商云集，五方杂处”的清江浦，并“割近浦之地归之”。次年朝廷“分地界，计田赋，立寺舍，拨驿马”，从山阳县割十余乡并入清江浦，其中“京田原额地三百五十八顷八十亩七分二厘”。从此清江浦行政地位得到提升，人口、耕地面积及赋税均有增加，“自割隶以来，户口增十之三，田亩十之二，征科十之二”。此外士籍、廪粮、丞簿、营伍、坛庙、河工等也有增加，于是清江浦“始为剧邑”，“为河督同城官，地冲务繁，屹为壮邑”。

至道光年间，“爰及道光丁亥、辛卯之交，漕运改为灌塘，盐政改为票贩，于是国家大政若河、若漕、若盐课关税，毕萃于此矣”，清江浦商业更加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加，“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接，甚盛也”。然而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运河被拦腰截断，漕粮多由海运，南河总督被裁撤，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无暇旁顾，“停止河运者十数年”。这种情况下，清江浦难免出现衰落，人口难免有所流失，一时间出现了“自黄流北去，淮渎南趋，漕政单微，河防寝息，于是生计索而形势替”的萧条景象。

不过，随着咸同年间清江浦城墙的建设以及城防体系的完善，可以为商业店铺和人口聚集提供安全保证，于是“召集流离，民渐来归”。同治八年（1869），许佐廷给清淮同善局的一份报告中描述“清江地当冲繁，城厢内外人烟辏集，生齿日增”。光绪十九年（1893），籴粜委员候补通判沈召谨的报告中，仍称“清江当南北之冲，居民辐辏，闾阎栉比”。人口的聚集促进了食米人群的增加以及粮食市场的繁荣，地方志称“家人日用所必需，一切取足于四方之商贾”，取之商贾的必需品应当包括粮米。实际上，当时清江浦米市已具相当规模，被称为“大市”。咸丰《清河县志》载曰：“清河县境向不产米，遂有山阳就近籴买，犹不足济全境之食。商贩往往远购仪、扬，近籴高、宝。”

二是通过赈济仓储丰济仓的运作而得到稻米。清江浦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号称“南船北马”“五省通衢”之地，灾荒年间常成为灾民流徙的主要通道。为救济灾民，常采取煮米为粥的方式，更刺激了清江浦对稻米的需求。例如光绪二年（1876）爆发“丁戊奇荒”后，清江浦成为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灾民进入江南地区的主要通道，截留留养和资遣回籍是清江浦乃至省级行政机构的救济方式。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水灾，淮安、扬州、徐州、海州所属的20多个州县汪洋一片，田庐漂没，受灾人数不下2000万，其中聚集到清江浦的流民达50万，聚集扬州的4万—5万，聚集镇江的3万—4万。清江浦成为截留徐海饥民的主要区域，当时在慈云寺设立浦惠粥厂，煮粥放赈，救济灾民。浦惠粥厂与丰济仓相似，都是清江浦地区积谷救灾、赈济备荒的机构。

清江浦用以灾荒赈济的稻米数量相当可观，“浦地要冲，设遇饥年，以仓储之一二万（石）粮，势难分赈，必须五六万石，方可济本地之急”。但受漕运衰败、海运兴起、运河不畅等影响，清江浦稻米供应常患不足。再加上每年需要以旧换新，“清淮地方潮湿，存稻可历三年，太久则腐，每年必须拨出数成，轮换新谷”。因此不得不“到他县购买”，其中一次是“清江浦商会来宝应县买米一千二百余石”。

大灾之年，丰济仓除平粜放赈外，还要将“本为救荒之用”的稻谷“碾米煮赈，专济被水过浦之流民”。“稻、麦利于存储，而当赈济平粜之时，必须制成米面，方便民食”。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水灾之后，上海商人在清江浦创办了大丰面粉厂，有磨机12台，每年可产面粉60万包，因此说清江城“积谷虽多，莫及大丰面厂。清淮两属贫民……准赴大丰厂取面粉度命”。文中的“积谷”当指丰济仓中的稻米存储，灾荒年岁需要大丰面粉厂等襄助支持，以弥补稻米之不足。据此亦可见“不产稻而人食米”语境中的丰济仓功能，难免被仓务官员有意夸大，意在凸显的是丰济仓在地方仓储政务中的重要作用。

丰济仓采买稻谷的资金，最初来源于漕河官员的自愿捐俸。同治八年（1869）前后，漕督张之万在淮安府境内购置“山、清、安东等属洋田、稻田暨洪湖滩地”，秋收季节将稻谷及杂粮等输运丰济仓。光绪十三年（1887），漕督吴元炳捐养廉银6000两，购置民房、湖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河同知徐乃斌承领桃源县西滩地亩20顷，“交由滩地局填给局照，归仓承业”。关于丰济仓田亩分布及稻谷来源情况，光绪《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可知丰济仓田亩主要分布于附近的淮安府山阳、清河、安东、桃源、宝应等县，田亩类型主要有洋田（秧田）、稻田、麦田、柴田及洪泽湖滩地等。采买田亩的时间集中在同治与光绪两个时期，亦即初置与续置田亩的时期。其中，同治年间初置76顷83亩，光绪年间续置56顷44亩。具体到各县田亩类型，山阳县主要是稻田与麦田，安东县以洋田（秧田）为主，另有洪泽湖水退却之后淤涨出来的滩地公田34顷56亩。故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丰济仓所购置的稻田主要位于山阳县（见次页表1）。从更具体的基层行政区划看，稻田主要位于山阳县和乐一乡、二乡、三乡、五乡，时清六乡、七乡以及世美四乡等处。至于山阳县以南的宝应县，更是以稻田为主，从该书所附“宝应县境仓领湖滩柴田全部”可见一斑。

就田地与运河的关系而言，表1各村庄距离运河堤2—12里不等。另从《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所附“南京庄图”“舒庄田图”“舒庄圩田图”“史圩庄图”“富谭庄图”“潘庄田图”“徐庄田图”“于楼庄田图”“张庄田图”“沙庄田图”等田地灌溉图亦可见，稻田多位于山阳县南部运河东岸，灌溉水源取给于运河。通过设置诸多涵洞调节与控制水量，既维持了稻田的正常耕种与收获，也保证了丰济仓的稻米来源，使得生活于清江浦城的居民，能够食到来自山阳县的稻米。

表1 《重建清江丰济仓图案》所载山阳县稻麦田亩

四、小结

综上所述，“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说法源自丰济仓管理者关于仓储积谷的表述，虽不免有夸大仓储作用之嫌，但基本反映了该地区的农业环境及稻米供应，表明了淮河下游的水稻田分布情况。清河县不产水稻确为实情，故普通民众多以麦菽等为主食，这种情况反映了水环境、土壤环境变迁引发的清河县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但清河县城清江浦的人以米为主食，城内人口聚集以及赈灾救济需大量稻米，故有较旺盛的稻米需求，其稻米主要来源于周边的宝应、山阳等地。究其原因，在晚清运河沿线城市普遍走向衰落的背景下，清江浦随着城防体系的完善以及漕督驻扎，政治及军事资源进一步集聚，城市相对逆势发展，逐渐取代淮安府城（山阳城）而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上述研究表明，胡焕庸关于“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的表述是准确的，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水旱田分界在县域范围内亦有明显的表现。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环境影响作物种植结构，而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原来产稻的地区后来也会不生产水稻，不产稻的地区后来也会生产水稻。今天所见到的苏北淮安等地区百姓普遍以稻米为主现象，则是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的“旱改水”农业工程。

①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彭安玉：《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池源、汪汉忠：《黄河夺淮与苏北耕作制度的逆变》，载《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3期；卢勇：《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曹志敏：《清代黄淮运减水闸坝的建立及其对苏北地区的消极影响》，载《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赵筱侠：《黄河夺淮对苏北水环境的影响》，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张崇旺：《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与水事纠纷研究（1127-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王建革：《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载《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邹逸麟、吴滔：《中国运河志·城镇卷》，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

②清江浦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出现于明后期至清中期，学界把这一时期的淮安与杭州、苏州、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都市”。此外，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将清江浦、临清定为“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东南大学刘捷教授评价清江浦是“地区性集散中心城市”。《江苏通史·明清卷》认为南京、苏州、扬州、淮安为明代江苏地区“区域中心城市”。金兵、王卫平研究认为，清江浦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异常繁盛。

③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王聪明：《漕官为善：丰济仓的运作实态与晚清清江荒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