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枫，孙广伟，史 博，赵 明，刘 铭，郑圆圆，彭瑞冰

(1.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北京 100125；2.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3.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4.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100；5.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水产养殖作为“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城乡人民膳食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20年我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为46 kg，是建国初期的近30倍[1]，基本实现了“四大家鱼”想吃就吃，形成了鲍鱼、海参等海珍品上餐桌的良好局面。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的迅速攀升离不开水产种业的高速发展，当前，我国水产良种对产量增加的贡献率接近30%[2]。为进一步提升水产种业水平，解决传统育种体系中科研单位不闻市场、种子企业不问科研等科研、市场“两张皮”的发展弊端，我国在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发展商业化育种提上日程[3]，随后原农业部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也明确要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提升农作物、畜禽、水产良种质量[4]。商业化育种是以企业为主体，针对市场需求，设计制定育种方案，结合生物、数据信息等技术，按流程进行选育并生产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种。同传统育种体系相比，商业化育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具备信息和育种资源共享的机制，并且与产业结合更加紧密[5]。从2011年至今，我国商业化育种体系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相比国际种业市场产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竞争力仍显不足[6]。因此，了解我国水产种业企业发展概况、分析水产商业化育种发展短板，对于制定我国水产种业创新发展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1 水产商业化育种现状

近年来，我国水产种业体系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鱼、虾、蟹、贝、藻、两栖爬行和棘皮动物等200余个品种养殖用种基本实现了“中国鱼主要用中国种”。到2021年，我国共有水产苗种繁育生产企业1.9万余家[7]，水产苗种产值约692亿元[1]，产值持续增长，发展速度趋于稳定，近10年水产种苗产值占渔业产值的比例稳定在5.0%～5.5%(图1)。水产苗种出口额增长态势平稳，2013—2018年平均增长率达3.84%[8]。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数量占比超过60%，企业在苗种扩繁供应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同时，企业在商业化育种实践道路上也在不断探索，国内水产种业龙头企业初具雏形，涌现出一批如广东海兴农、山东好当家、辽宁光合蟹业等育繁推一体化优势种业企业[9]。

1.1 种业企业育种意识快速提升

截至2021年，农业农村部共审定通过了210个自主培育的水产新品种[10-12]，企业或良种场等苗种生产单位参与了其中115个品种的研发工作，占比54.8%。从图2可知，1996—2000年，我国共审定通过了20个自主培育的水产新品种，企业仅参与研发了其中3个品种，参与率仅为15.0%；2016—2021年，审定通过的72个水产新品种中，企业参与培育了54个，参与率达75.0%，参与率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种苗企业及科研院所认识到了商业化育种是种业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2 种业企业种源控制技术初步建立

水产新品种尚缺少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建立控种技术体系和自我保护核心种质不外流是可持续商业化育种的重点工作。一是基于最佳线性无偏预测(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BLUP)的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该技术可同时对多个性状进行选育，并应用近交衰退原理，为核心种源控制提供可循路径[13]。依托此项技术，近年来，昌邑海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浙江南太湖淡水水产种业有限公司等种业企业主导或参与培育了中国对虾、罗氏沼虾等多个养殖新品种。二是以倍性、性别控制等技术为基础建立的子代不育控种技术体系。依托此项技术，近年来，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公司、广东梁氏水产种业公司等种业企业主导或参与培育了三倍体长牡蛎、全雌翘嘴鳜等养殖新品种。

1.3 商业化育种形式多样

1.3.1 企业自主创新育种

企业自主创新育种是商业化育种的主要模式，前期育种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但育种成功后则收益显著。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起累计选育吉富罗非鱼26代，目前生长率和抗病生存率已分别提高245%和23%，虽然种苗价格是市场普通价格的3倍，但仍供不应求，年产苗种10亿尾，年产值达1.5亿元[14]。

1.3.2 科企联合

联合创新体将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同企业的敏锐市场嗅觉有机结合，在商业化育种起步阶段体现出了机制灵活、收效迅速的优势。广东恒兴饲料公司、广东海大集团等5家企业组建邦普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技术力量，年可实现10万对种虾的市场供应，可生产虾苗200亿尾[15]；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同璟宝饲料公司等成立南太湖淡水水产种业有限公司，成功培育罗氏沼虾新品种，且经济效益良好。

1.3.3 兼并收购

通过资本运作收购其他种业企业快速实现技术提升与市场扩张。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一方面以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的形式了解各科研单位育种进展，再选择市场前景较好、研发进度快的项目，并以投入研发资金、推广收益返利的方式获得品种使用权，提升企业技术实力[16]；另一方面通过股权收购实现对青岛海壬水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与旗下海南海壹水产种苗有限公司一南一北协同布局对虾苗种及饲料产业发展，抢占市场，收效显著[17]。

2 我国水产种业商业化发展短板

纵向对比历年数据，我国水产种业商业化发展态势良好，但横向对比外部环境，种业企业竞争力仍显不足，商业化发展任重而道远。受制于养殖规模体量，虽然国外水产种业总规模低于中国，但在育种创新能力、产业集中度等方面有较好表现，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壁垒。如 American Penaeid Incorporated(API)、 Shrimp Improvement Systems(SIS)、Kona Bay Shrimp(KBS)等美国对虾企业选育的良种通过亲本控种技术几乎垄断了全球种虾市场[18]，种业市场集中度达80%[19]。挪威政府主导的大西洋鲑商业化育种体系已支持其年产量达120余万吨，占全球总产量55%左右，并带动三倍体虹鳟等冷水鱼种业发展[20]，种业市场集中度达90%[19]。当前我国水产种业企业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研发投入少、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商业化育种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

2.1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能力弱

从品种培育情况来看，虽然苗种生产企业参与培育水产新品种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大部分水产新品种仍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主要牵头单位进行培育。截至2021年，在自主培育的210个水产新品种的第一完成单位中，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和推广机构分别占比50.0%、32.4%、14.8%和2.8%(图3)，企业持有比例远低于科研院所与大专院校等传统科研单位，并且这一比例近年呈下降趋势：2001—2005年，企业为第一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ant,R&D)单位的水产新品种占比29%，而2006—2010年、2011—2015年分别为17%和16%，2016—2021年仅为11%(图4)。

2.2 商业化育种投入能力有限，发展潜力不足

一方面，企业自主研发投入能力较弱。水产种业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起步较晚，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可用于科研的主动投入较少。2014年，一项针对水产种业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水产种业企业年平均育种研发投入不足380万元，仅占全年销售收入的2.09%[21]。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支持意愿不强。当前，社会资本投资多集中在收益性目标领域，种业企业以市场占有率和技术领先为指引，发展周期较长、短期收益回报低，二者不相适应。当前，长周期支持企业创新的战略型投资案例较少，且投资方多为国有机构，民营机构等占比较小。

2.3 种业企业整体规模偏小，抵抗风险能力弱

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9年，年均苗种销售收入超过1 000万元的种业企业只有17家，年均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种业企业仅有30家，且年均销售收入前30家企业销售总额仅占全国水产苗种产值1%左右[19]。有调查数据显示水产苗种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不到7%[21]。无论是相比国外种业企业[22]还是国内作物、畜禽种业[23]企业，我国水产种业企业“规模小、分布散、实力弱”特征明显。

3 水产商业化育种发展路径选择

2021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24]，对种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对育种创新体系制定了新目标。商业化育种体系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提升种业创新竞争力，是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已有研究对推进建立“大农业”商业化育种体系提出了多项建议，如加强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向企业流动；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种业市场环境；引导搭建科企合作平台；稳定持续的政策、资金扶持等[25-29]，因此本文仅从育种策略选择和企业发展角度对水产商业化育种体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3.1 差异化制定育种创新策略，公益化育种与商业化育种并重发展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向商业化育种转型的过渡期[30]，发展商业化育种并非否定公益化科研育种，企业不会主动投入的非盈利品种培育及资源保护等工作仍需要公益性育种推进，二者各有长短。根据品种属性和生产关系实际差异化制定育种创新策略，公益化育种与商业化育种并重发展(图5)，充分发挥二者优势共建育种体系，形成差别化竞争优势，激发企业育种创新活力，积攒发展后劲。

一是育种对象差异化。在我国主要养殖的74种海、淡水种类里[19]，既有经济价值较高的虾、贝、海参和名贵鱼类等水产品，也有价格更亲民、受众更广泛的四大家鱼等大宗水产品。建议根据品种经济价值与商业化育种特点契合度制定育种创新策略，而非全面推行商业化育种。如虾、贝、鲑鳟等品种经济价值高，水产苗种企业开展育种创新工作动力足；而四大家鱼等相对经济价值较低且育种时间较长的品类，企业缺少利益吸引，一般不会开展育种研究，即便响应政策号召开展种质创新工作，也会因为没有足够收益覆盖科研支出而无法持续，科研育种机构的公益属性则刚好与此类大众消费产品特点相契合。

二是育种流程差异化。育种工作是由若干技术环节组成的复杂的系统产业链条，包括种质资源搜集保护、育种材料改良、育种技术创新以及新品种创制等，其中新品种创制是最接近市场的下游环节。建议公益化科研育种将攻关重点聚焦基础生物学研究、资源挖掘保护以及育种技术创新等产业链上游，提供方法路径，将获得新品种以及开展其产业化的“最后一步”工作交由企业来做。在理想状态下，公益化科研育种就如同修路搭桥、绘制地图，解决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等基础科学问题，商业化育种则为添加燃料，解决的是“去不去”等研发动力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方能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育种工作体系。

3.2 拓展水产种业产业范围，打造品牌效应

当前水产种业市场经营主体繁杂，良莠不齐。优势品种虽然是种业企业的立业之本，但酒香也怕巷子深，若缺乏适合的经营策略配合，仍有可能被市场掩埋。当前水产养殖遗传改良率仅52.8%[19]，还有很多水产种苗市场有待开发。只有制定合理经营策略、拓展产业链(图6)，才能进一步提升种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强化企业抗风险能力。

一是纵向延伸种业产业链。水产养殖是公认的高风险行业，除了不可抗力的灾害天气以及鱼龙混杂的种苗市场影响了收成以外，不合格饲料、不健康的养殖方式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质苗种品牌的行业公信力。纵向延伸种业产业链是通过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链接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养殖、加工、销售等一体化经营。建议水产种业龙头企业在开发优质多抗的新品种基础上，研发相配套的养殖技术模式、饲料等养殖投入品同优质苗种一揽子打包推广，最大化发挥品种优良特性，提升养殖效益，打造品牌效应，在延伸经营领域、占领市场份额的同时，降低养殖户养殖风险及销售风险，带领养殖户致富，用育繁推一体化强化市场话语权。

二是横向拓宽种业产业链。纵观国内外大型种业企业，都没有满足将市场拘泥在某个单一品种上，而是尽力做到品种覆盖，赢者通吃。如世界种业巨头杜邦，其经营范围涵盖玉米、大豆、小麦、水稻等，“国货之光”隆平高科在水稻、玉米、蔬菜、谷子、小麦等领域进行市场布局。多品种经营是“大农业”商业化育种的发展趋势，对于水产领域来说，虽然鱼、虾、蟹、贝、藻品种差异大，品种创制流程大相径庭，实现多品种发展较为困难，但品种创新技术原理是相通的，仍可以从品种大类、适宜环境等角度入手，开拓种业市场。如打造凡纳滨对虾、中国对虾、斑节对虾等对虾种业品牌，打造对虾、罗非鱼、东风螺等热带水产种业品牌，打造鲑鳟鱼、鲟鱼等冷水鱼类种业品牌，打造海参、鲍鱼、扇贝等海珍品类种业品牌等。横向拓展种业产业链不仅能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还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单个品种种业市场波动风险，但应提前做好谋划，避免因管理复杂、资源利用率分散而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