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甫 朱亚鹏

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住房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和优化，城镇居民住房困难得到根本性改善(倪虹，2021)。但同时，受国际环境以及国内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新的城市住房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主要表现在新市民和青年群体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现有公共住房政策对新市民群体包容性不够等方面。上述状况对新市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城市发展竞争以及生育政策的落实都具有不利影响。把新市民和青年群体纳入保障体系(李国庆、钟庭军，2022)、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住房政策应是下一阶段我国住房政策体系关注的重点。

本专栏四篇青年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视角考察了新市民和青年的住房分层、住房不平等、住房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王春璇和李君甫的研究《中国流动人口住房分层与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研究》梳理了流动人口“四层八类”的住房分层结构。在对不同类型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剖析的基础上，他们建议流动人口住房保障体系设计应秉承渐进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原则，坚持“因城施策”和“因层施策”。在稳定住房价格的基础上，针对流动人口多样化特点提供适配的住房，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多样性以及保障形式的多样性。

马秀莲和韩君实的文章《中国城市青年住房：代际差距扩大及影响机制》探讨了中国城市青年住房代际差距及其成因。他们发现，青年与非青年住房平均面积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房价增速超过收入增速；保障房形式的持续扩大，以及自建扩建和小产权房等住房再分配形式发挥了重要的缓解作用。因此，建议在构建、设计更加开放包容的住房政策时，应更加关注大龄青年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充分发挥保障房、自建扩建等正式与非正式住房的保障功能。

梁延润雨、吴开泽和郭圣莉的文章《社会变迁、角色变换与城市青年女性住房获得》则重点从性别视角关注了购房者的男女青年比例。他们发现，传统技术精英和高收入青年女性在住房产权获得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具有购房优势；个体和父辈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青年女性住房资产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建议在构建完善住房政策体系时，应更加关注青年女性的住房需求，建立平等的住房权益分配和继承制度。

住房与城市家庭的复杂关系不仅表现在住房产权继承方面，购房负担与城市家庭的生育意愿也有重要关联。黄静和李春丽的文章《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研究》从住房资产和购房负担两个维度，检验了住房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他们研究发现，家庭住房资产对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家庭总房产净值和套数的增加能够提高多孩生育率，购房负担对于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

总的来说，本专栏四篇文章对于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住房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但当前住房政策领域亟待解决的议题远不止于此。尤其是在人口净流入地的大型城市，住房保障和商品房市场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朱亚鹏、孙小梅，2022)。进一步研究应重视住房政策设计的视角，更加关注和平衡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购房者和租房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如何形塑住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在总结我国住房发展经验的同时，更加深入地思考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如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商品房预售制度的调整与优化。此外，也应关注地方住房模式的差异性，探究不同地方政府在推动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和落实住房保障政策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政策创新。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创造性地运用和调整住房政策，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实现，是当前实务界和学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值得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