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静 ，王 可 ，杨 昆 ，姜德春 ，方向华 ，苏 甦 ，丁 倩 ，林 阳 ，陈世才 ，顾红燕 ，李朋梅 ，闫素英 △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53； 2.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循证医学中心，北京 100053；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29；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药学部，北京 101149；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38； 6.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北京 100029）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老年人群患病率较高的慢性疾病（简称慢病）主要有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等［1-2］，且常合并多种疾病，需同时接受多种药物治疗，因此多重用药不可避免且十分普遍。多重用药通常定义为同时使用5 种及以上药物［3-5］。研究表明，多重用药与多种不良健康结局有关，包括跌倒、虚弱、药品不良事件、药物相互作用、认知障碍、不依从性、住院治疗和死亡等［6］。因此，探索多重用药的风险因素并进行干预，对于减少其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为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旨在评估北京市老年住院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的发生率，并在研究人群中探讨多重用药的相关因素，以便临床更易识别高危人群，并提高其药物治疗的合理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从北京市5家三级甲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中，调取2017 年3 月、6月、9 月和12 月第1 周神经内科、老年科、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出院患者的医嘱和病历信息。

纳入标准：年龄不小于65岁；出院诊断至少包含高血压、高脂血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脑梗死和2型糖尿病之一。

排除标准：住院时间＜48 h；1 个月内多次入院；转入/转出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

1.2 方法

统计住院期间至少使用5种药物的患者数量，计算多重用药发生率。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就诊科室、出院诊断疾病数、医疗保险类型等。根据出院诊断疾病种类计算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按疾病不同程度可计1分、2 分、3分、6分，得分越高表明疾病越严重。根据是否存在多重用药将患者分为非多重用药组和多重用药组，对多重用药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寻找多重用药的独立影响因素。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 9.4 统计学软件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行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分类变量以率（%）表示，组间比较行χ2检验。多重用药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患者912 例，多重用药组患者852 例，非多重用药组患者60例。用药种数9（7，12）种，其中最少1种，最多40 种；315 例（34.54%）患者同时患3 种慢病，其中以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的疾病组合最多（301 例，33.00%）。两组患者临床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信息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in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2 多重用药发生率

患者多重用药发生率为93.42%（852/ 912）。其中合并1～5 种前述慢病的患者多重用药发生率分别为82.35%（84/102）、90.34%（215/238）、95.24%（300/315）、98.07%（203/ 207）、100.00%（50/ 50）；合并不同种类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发生率分别为，高血压94.42%（660/ 699），2 型糖尿病 96.16%（401/ 417），冠心病96.00%（504/525），脑梗死94.65%（354/374），高脂血症95.04%（556/585）。

2.3 多重用药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出院诊断疾病数、CCI评分、高血压、2 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对多重用药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纳入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院诊断疾病数，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是多重用药的独立影响因素。详见表2。

表2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Tab.2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讨论

既往研究显示，不同地区和人群多重用药发生率为13.85%～92.6%［7-12］。老年患者的多重用药发生率高于成年患者，合并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发生率显著高于不合并慢病的患者［9］。本研究中纳入的均为老年慢病患者，其多重用药发生率极高，其中合并2 型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多重用药发生率排名前2，这与前述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发现，64.91%的多重用药患者至少合并3 种慢病，合并5 种慢病患者的用药品种数均不少于5 种。表明多重用药在老年慢病人群尤其是合并多种慢病人群中非常普遍，须加以重视。研究表明，药品费用可负担性影响药物消耗及患者用药依从性［13］。本研究中90%以上患者有医疗保险，其个人需承担的药费较低，因此更易接受多种药物的使用，这可能也是本研究人群中多重用药发生率高的原因之一。

一些研究发现，多重用药相关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吸烟、肥胖或超重、合并慢病的数量等［14-17］，从中找到可干预的因素或确定高危人群非常必要。常见的不可干预因素有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合并慢病的数量等；可干预因素相对较少，有吸烟、肥胖或超重、潜在不适当用药等。KOMIYA 等［18］的研究发现，日本老年家庭护理患者的CCI 评分与多重用药相关。PEREIRA 等［19］的研究发现，巴西老年患者年龄的增长与多重用药发生率呈正相关。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多重用药患者的CCI评分和年龄显著高于非多重用药患者，但在多因素分析中，这2 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验证。本研究中发现，出院诊断疾病数是多重用药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7，9］。单因素分析中，除脑梗死外，本研究中涉及的其他4 种慢病对多重用药发生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但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仅2型糖尿病和冠心病为独立影响因素，可能与这两种慢病病情复杂、并发症多有关。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患者比未患这两种疾病的患者更易存在多重用药情况，这一结果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所体现［20-22］。慢病的发展往往会导致多种并发症，导致患者需要服用多种治疗药物来控制疾病进展［9］。然而随着用药品种数的增加，药物相互作用和药品不良反应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对于一些在多个医院或多个科室就诊的患者，处方医师很难掌握患者在用或用过的所有药物，用药安全难以保证。药师应将这类患者作为提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重点人群，详细审查患者所有用药，并评估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北京市这5家纳入研究的三级甲等医院中，老年慢病住院患者多重用药发生率高，且与出院诊断疾病数、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存在显著相关。因此，临床医师和药师在日常工作中，应重点关注合并疾病数量较多、患有2 型糖尿病或冠心病患者的用药情况，以减少多重用药和过度治疗的风险，提高患者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仅统计了5 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的用药情况，范围较小、较局限，其结果需要在设计更加严格的多中心研究中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