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煊 刘晓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一、问题提出

随着国家第三次分配政策的提出，社会越来越关注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问题。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2016 年9 月的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提出了修法工作时间表，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慈善工作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视。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的统计，2020 年全民抗疫行动导致企业慈善资源总量大幅度增加。2020 年社会捐赠总量为1520 亿元，较2019 年增长10.14%。2020 年，抗击疫情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议题，企业在慈善捐赠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为例，据统计，截止2020 年2 月29 日，社会各界向武汉及其他地区捐赠资金总额约216 亿元，其中企业捐赠总金额约204亿元，约占捐赠总金额的94%。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企业经营受到巨大冲击，但2020 年企业捐赠总量仍然与2019 年相当，说明中国企业承担慈善捐赠责任的意识日益增强。

鉴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慈善捐赠作为企业非市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卢正文和杨田田，2021[1]；Mellahi 等，2016[2]）。然而，不同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金额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大（淦未宇和肖金萍，2019）[3]。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并探索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不同（王硕等，2019[4]；许年行和李哲，2016[5]），主要包括利他动机，即捐赠是企业社会公民的一种具体表现（Campbell 等，1999）[6]、战略性动机（卢正文，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