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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旧帝国饭店入口大厅的迁建始末
——兼论现代建筑遗产保护

2022-08-23杨一帆袁菀咛王子鑫

北京建筑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大谷帝国遗产

杨一帆, 袁菀咛, 于 亿, 王子鑫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随着城市更新和扩张,大量建筑遗产消失,此时主流观念中对保护对象的理解基本以古代建筑和纪念性建筑为中心。在狂热的建设风潮中,1967年位于市中心的帝国饭店面临拆除和重建危机。帝国饭店的主体是近代建筑大师赖特的作品,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无论建筑的设计样式、空间布局、结构材料以及外观装饰都独具特色。建成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特别是对那些研究和热爱赖特建筑的人而言这座建筑弥足珍贵,拆保争论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话题。最终帝国饭店的原址原状保存未能达成,采取了部分迁建保存的方式,将最具特色的中央入口大厅迁移至爱知县明治村博物馆,部分构件拆下后运至美国留作纪念。帝国饭店的保护历程是日本20世纪60—70年代城市遗产保护发展状况的缩影,结果虽然遗憾,但围绕保护的争论和宣传推动了保护观念向公众的普及,也间接促进了保护制度和策略的深化和细化。

1 帝国饭店建筑概况

1.1 概述

帝国饭店位于东京日比谷,与皇宫相对,毗邻鹿鸣馆,建设目标是一座彰显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迎宾楼。1885年由宫内厅投资建立了帝国饭店公司,1890年第一代帝国饭店建成,由建筑家渡边让设计,采用新文艺复兴式,是日本第一座西式风格酒店。1916年应对游客规模的增长,帝国饭店计划扩建,帝国饭店公司聘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年)设计新饭店,并于1923年竣工完成[1]。1967年,因建筑老化和客房规模小等问题,帝国饭店公司宣布将对旧建筑实施改造重建,并于1968年完成拆除。期间经保护组织和专家学者多方努力,得以在拆除前启动迁移工程,将帝国饭店局部迁至爱知县明治村博物馆(Meiji Mura,以下简称“明治村”)。1976年3月完成迁建部分的结构和外部装饰,1985年10月完成内部装修,从拆除到迁至明治村得以重现,共耗时17年。

1.2 建筑特色

帝国饭店充满了赖特独特的创意,在样式风格、空间形式、结构材料等方面都给当时的日本建筑界带来新气象。赖特希望通过这座建筑实现由木构建筑到砖石建筑,由跪式到站姿行为习惯的转变,同时又不至过多地丧失日本文化传统[2]。

饭店位于日比谷街,用地宽约100 m,进深约150 m,建筑群平面大体为H形,包括两列纵长的三层客房建筑,中轴线上是包括水池、中央入口大厅、大宴会厅和剧场等在内的公共空间(图1[3])。从整体规划到单个客房都展现出多样化的空间结构理念,将建筑平面设计从二维联系发展到三维空间的关联设计[4]。建筑墙体包砌簾纹砖,墙柱身、檐口等大谷石装饰带和陶土装饰与灯光设计相结合,多样的造型、考究的色彩材质,使建筑呈现出华丽的外观和神秘多姿的内部空间。

图1 旧帝国饭店鸟瞰图

令旧帝国饭店和赖特本人大获声誉的还有关于建筑结构方面的评价,日本是多地震国家,因此赖特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进行了周密的推敲和探讨,运用大量抗震措施,包括深入地基的上千根桩基础、采用轻质屋顶等[5]。1923年帝国饭店开业典礼当天遇东京大地震,但结构在震后基本无恙,经受住了灾害的考验。

帝国饭店的中央入口大厅集中体现了建筑特色,登上大台阶从门廊到门厅,随着地面高度变化,视觉感受跟随空间和光线不断发生变化,将来访者的心境自然地由外界切换到室内,体现出赖特建筑设计中对“行为”的深刻洞察力。大厅中央是纵贯三层的通高空间,所有空间围绕其展开,周边空间高低错落,划分出不同的功能领域(图2)。

图2 中央入口大厅内部

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采用大谷石和陶土装饰,雕刻以几何图案为主,屋檐和扶手上的白色大谷石装饰带强调了水平线,装饰带向内层层延伸,增加了内外联系和内部空间的层次。休息室前的“光之笼柱”和宴会厅前被称为“孔雀之羽”的大谷石壁饰是大厅的视觉中心,在大厅通透的空间中,微风流动光影交错,阴影在雕刻上辗转变幻,建筑本身就如艺术品。

2 保护运动始末

2.1 缘起

20世纪60年代随着奥运会的举办,东京开始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城市巨变中大量建筑面临拆除改建的困局。旧帝国饭店的建筑容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使用和经营要求,加之建筑老化,构件残损严重,拆除重建提上日程。但是不同于一般的老旧建筑,帝国饭店由建筑名家设计,建筑界公认其在建筑发展史上的典范性和标志性。同时帝国饭店位于城市中心皇宫附近,是东京核心区的标志性建筑,作为20世纪初城市变革的产物对东京城市近代化具有纪念价值。

因此自旧帝国饭店宣布拆除之日起,就出现了争议,主张保护的团体成员主要来自专家学者,如日本建筑学会、帝国饭店保护协会、明治村以及各大学(早稻田大学、工学院大学、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等,主张拆除的意见则来自城市管理方和业主帝国饭店公司。帝国饭店的保护争论是明治时代以后围绕城市与建筑出现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2.2 过程

2.2.1 保护运动开端

1967年3月16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拆除帝国饭店和建造新高层酒店的计划,帝国饭店的保护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同年5月22日,日本建筑学会向帝国饭店总裁犬丸徹三提交了《关于保护帝国饭店旧馆的请求书》,9月28日,92名教师在东京艺术大学发表了《旧帝国饭店的保护声明和要求》。时任东京大学教师福田康夫在1967年6月4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帝国饭店的保存》,从城市记忆与历史环境的角度探讨帝国饭店的价值,将帝国饭店的保护问题提升到新的高度,这类学术观点的产生促成了帝国饭店保护协会的成立。

2.2.2 帝国饭店保护协会

帝国饭店保护协会成立于1967年7月18日,由23位著名建筑师、作家和历史学家组成。协会多方开展帝国饭店的保护活动,如在各地街道上开展签名活动、通过出版《帝国饭店保护协会报》向公众宣传帝国饭店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同年7月27日,协会正式向首相、内阁官房长官、运输大臣、教育部长和东京市长提出了保护诉求,坚持“原址原状保护”的必要性。1967年10月22~29日,赖特夫人奥尔吉万娜·劳埃德·赖特与塔里艾森员工到访日本,也参与协会活动中,她在10月25日举行的讲座中就帝国饭店保护问题发表演讲,并与教育部长和东京市长会谈。这些努力在建筑老化和经济效益等现实问题面前虽然屡屡碰壁,但保护运动的开展促使各方开始关注帝国饭店作为城市遗产的意义和价值。

2.2.3 明治村博物馆

佐藤首相曾在1967年11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认可帝国饭店的价值,在11月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出最好将建筑局部迁至明治村,这个提议起到决定性作用。其后促成迁建的是明治村的发起人之一,时任馆长谷口吉郎(1904—1979年)。1967年12月26日,旧帝国饭店已开始拆除,谷口吉郎面见佐藤首相,提出在政府协助的前提下,将帝国饭店部分迁至明治村,12月28日,明治村建筑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入口大厅迁至明治村,搬迁企划由明治村主持实施。

2.3 结局

综上,经历了各方角力,受限于当时的观念和时势,旧帝国饭店未能摆脱被拆除的命运,最终退而求其次,将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片段迁移保护。搬迁后的旧帝国饭店入口大厅为SRC结构(钢骨钢筋混凝土结构),高三层,总建筑面积911 m2,于1985年完成迁建重装,2004年2月公布为国家登录文化财(表1[6])。

表1 旧帝国饭店保护迁建的主要事件和关联组织

3 迁建与“样式保护”

3.1 保护工程的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东京为首的大城市土地价格飞涨,与昂贵的地价相比,建筑造价不足挂齿,不行就推倒重来的例子时有发生[7]。而帝国饭店处于都市核心区,旧建筑以三层为主,容积率远低于周边,大大降低了区位优势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帝国饭店公司从一开始就强烈希望拆除和重建。

其次,帝国饭店此时已建成四十余年,在大地震和二战空袭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建筑构件和装饰上所使用的材料,特别是大谷石质地脆弱,老化损毁严重。曾对帝国饭店进行过详细调查和记录的早稻田大学教师明石信道,在工作日记中提及他开展调查的初衷:“每次我被邀请到帝国饭店参加聚会,都感觉建筑在日益破旧损坏……这让我不能平静”[8]。足见拆除前建筑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化损坏,这也是部分人对原状保护抱犹疑态度的原因。

此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尚未正式开展,原真性、完整性等今日耳熟能详的保护原则和理论,以及对于城市历史景观价值的认识,彼时尚未成型和普及。这个时期在帝国饭店保护上发挥作用的,大多是已经意识到城市遗产价值的专家学者。

3.2 野外博物馆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开始仿效欧美国家建立野外博物馆,用迁建保存的方式保留和展示某一历史时代或地域的文化遗产。明治村成立于1965年,致力于接收因阻碍土地开发而难以原址保留的建构筑物,主要为明治时期遗存,包括铁路、邮政、清酒酿造、医院、法院、剧院、学校、教堂和灯塔等建构筑物。在保存建筑遗产的同时,让观众体验明治时代的生活氛围。明治村最初收藏了15个设施,截至2007年设施增至67个,博物馆占地扩大近一倍,达到100 Wm2。收纳建筑物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明治时代,如帝国饭店中央入口大厅,川崎银行总部等大正、昭和时代的经典建筑也被纳入其中。明治村与其他保存展示乡土民居的野外博物馆不同,村中建筑多是对日本近代化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和设施,展示品往往具有突出的单体价值,其中11座为国家重要文化财,其他也多为登录文化财(图3)。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将不可移动文物划分为2类:重要文化财与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相似,由国家指定并提供财政支持,数量稀少;登录文化财主要通过申请审批制度管理,推行政策鼓励保护利用,数量较多。

图3 明治村总平面及建筑遗产示例

3.3 迁移与再现

3.3.1 样式保护

1968年1月27日明治村博物馆建筑委员会决定同步帝国饭店的拆除,采取“样式保护”的方式完成迁建。日语“様式”一词文意介于中文“风格”和“形式”之间,因此本文直接采用“样式保护”表述。“样式保护”由谷口吉郎等提出,目标是让形式、色彩、质感等方面均完美呈现。“样式保护”策略未对建筑结构做出要求,在保证外貌还原的前提下,帝国饭店中央入口大厅搬迁后替换为更加坚固轻质的SCR结构[9]。最终呈现的是一座外观完全复原,内部采用新结构,材料构件新旧并存的重组作品。

3.3.2 风格与装饰的再现

根据记录拆除材料总量约为400 t,拆除工作时间紧迫,需要在现场对拆除材料的可利用性、材料老化程度等进行评估,决定是否使用,再将可使用构件运输至目的地,最后组装重建。帝国饭店经典的形式风格离不开对材料的独特运用和表现,其中簾纹砖与大谷石构件是构成立面风格效果的重要元素,也是迁建中的难点。明治村展示的旧帝国饭店中央入口大厅复原了建筑原貌,但实际立面材料包括2类,建造时的原始材料和复原用新材料,比较典型的是簾纹砖与簾纹面砖,以及大谷石与仿大谷石混凝土。

簾纹砖与簾纹面砖:簾纹砖是赖特引入日本的一种墙体材料,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日本建筑师作品中广泛使用[10]。日文将帝国饭店墙面使用的带有竖向划痕纹的砖称为竹帘砖,本文意译为簾纹砖,迁建后使用的薄砖材译为簾纹面砖。帝国饭店原材料簾纹砖厚度达50 mm,施工时先将砖块垒砌,再以砖墙为模浇筑混凝土形成整体。经这种施工方式砌筑的砖材,与混凝土结合紧密,拆卸后往往无法再次使用。在迁建后,结合主体结构的变化,采用了簾纹面砖作为替代复原材料,簾纹面砖厚度仅为20 mm,贴于结构体外(图4)。

图4 簾纹砖与簾纹面砖材料对比

大谷石与仿大谷石混凝土:大谷石是凝灰岩的一种,质地较脆,在关东地区传统建筑中多用于挡土墙或石头仓库,用于内外装饰十分罕见[11]。大谷石极易风化,在帝国饭店拆除前已有多处风化严重。因此复原时采用2种做法,一是用拆解的原材料,二是使用替代材料。对无法使用拆除材料的部分,以及易受风雨侵蚀的部分,采用了预制混凝土和玻璃纤维混凝土制成仿大谷石混凝土。例如,中央入口前侧门廊的右侧支柱腰石,使用拆除时分割保留的大谷石构件,而西侧腰石则是采用仿大谷石混凝土制作。

“样式保护”策略的目的是再现外观(可见部分)风貌,尽量采用拆卸的原材料,同时也积极采用更科学的建筑结构、施工方式以及新技术制作的修复材料。新材料的运用一方面考虑再现原建筑形式,另一方面考虑材料性能是否有利于持续保护。可以说,旧帝国饭店中央入口大厅的迁建,是“样式保护”策略的一次探索,保护、拆除、迁移、复原过程中的探讨和试验,最终汇聚成为明治村的建筑遗产展示工程(图5[12])。

图5 中央入口大厅西侧

4 思考与启示

旧帝国饭店保护工程实施于20世纪60年代末,近现代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处于萌芽阶段,保护工作尚未规范化和模式化,探索前行的应急性保护实践,为其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经验,也揭示了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的特殊性。

4.1 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的特殊性

旧帝国饭店的保护方案体现了对现代建筑遗产价值构成特点的认识。现代建筑源于对传统的反思,关注空间联系、行为模式、注重材料结构的表达,遗产价值往往集中在其设计思想创新上。以旧帝国饭店工程为例,在原址原状保护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评价的关注点未局限于艺术风格、标志性的细部构件,而是将视线投向反映和记录建筑观念和思想发展的诸要素,以此权衡保护对象重要性,形成空间- 风格- 材料- 结构的保护和取舍层次。对现代性及其载体的考察和评价,是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的特殊之处,也为今后同类遗产的价值保护带来启示。

4.2 现代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旧帝国饭店的保护迁建中,实施方对结构材料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探讨,考虑到未来的展示利用、维护管理及持续使用的安全性等因素,最终对原建筑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造,保护方案的制定体现出动态和注重未来发展的特点。现代建筑遗产不同于古代建筑,在规模、形式、功能等方面往往更接近当代使用需求,静态展示又不足以阐释其功能、形态和空间方面的特色。对于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利用方式的探讨,应从保护维护转变为面向将来的可持续利用计划,建立基于遗产类型与价值体系的动态保护机制。

5 结论

帝国饭店保护迁移工程已过去五十余年,迁建至明治村的入口大厅至今仍是人们观摩和品味大师作品的场所。过程虽留有遗憾,但真实反映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遗产保护状况,记录了城市高速发展中遗产保护的困境。同时各方在保护运动中的努力也留下了珍贵的经验和启示。首先,促进了对建筑本体的深入研究,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图纸记录。其次,保护运动推动了保护观念在日本各阶层,特别是东京民众中的普及。最后,工程尝试了部分保存、样式复原等保护方式,这些退而求其次的保护利用方式,虽然在当今保护观念普及的背景下已罕有使用,其实施过程和研究成果却为现代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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