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永乐 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大家知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魁奈等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对欧洲文明有很多的批评，并将中国视为一个理性而非宗教迷信统治的国度。但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欧洲列强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欧洲知识界确立了对自身文明的信心，而欧洲的列国并立状况，也被视为是欧洲文明优越性的一个体现。与之相应的是，欧洲主流知识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陷入停滞状态的天朝帝国，只有在外界的推动之下才会发生一些变化。

清朝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而且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一开始只接受欧洲国家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那么，怎么让中国放弃朝贡体系，接受欧洲国际法呢？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曾经把美国国际法法学家惠顿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中文，定名《万国公法》。丁韪良认为坚持朝贡体系的中国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没有外交可言。丁韪良策略性地论证，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中国，与当下的欧洲一样，都是列国并立的状态，已经产生了一套类似于欧洲国际法的公法规范。因此，中国学习欧洲国际法不是引进外在于自身的事物，而是某种复古。

丁韪良的这个话语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编纂了一本史书《春秋》，后世围绕着这本史书的解释，产生了一门“春秋学”。这门学问在晚清经历了一场复兴。儒家知识分子如廖平和康有为，都致力于对比春秋时代的中国与当代的欧洲。康有为甚至教导他的学生说，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写《战争与和平法》，与孔子作《春秋》，是类似的，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来发现和阐发普遍的法则。

但是这个类比会有意外后果——它很容易跟欧洲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论证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战争促成优胜劣汰，推动文明进步。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的时候写了一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书叫做《新民说》。在那个时候，他就受到欧洲传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他肯定欧洲的列国竞争的国际体系，否定中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他有个同门师兄弟叫欧榘甲，写了篇《新广东》，主张广东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并鼓励其他省份也这么做。梁启超一度赞成这个做法。但康有为激烈批评了他们的思路。在20世纪初，他看到了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崛起，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之下，竞争的基本单位已经不是小国家，而是大国。中国需要的不是在自己内部搞竞争和冲突，而是加强内部的整合，作为一个整体来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梁启超要在中国国内搞竞争冲突，其结果反而会给殖民帝国以征服中国的可乘之机。

但从总体上，康有为认为当下的激烈国际竞争是阶段性的，终究是需要被超越的。他在二十世纪初撰写的《大同书》是中国“乌托邦”作品的经典。康有为认为孔子已经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以及太平世。在太平世，全球联为一体，不再存在国界，也不就在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康有为设想的太平世，废除了家庭和私有财产，不再存在经济层面的竞争。竞争被限制到知识和德性领域之中。

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分成两个阵营进行殊死搏斗，这对许多已经相信竞争带来文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1918年底，梁启超前往欧洲，旁听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目睹欧洲当时的衰败景象，梁启超认识到，认为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会促进文明进化的想法，恰恰导致了世界大战。现在他赞成建立国际联盟，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控制战争。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他会很自豪地说，中国的历史中包含了丰富的建设超国家秩序的经验，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制度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的核心观点是，当代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有着深刻的历史心理的根源。中国在战国时期经历过非常惨烈的战争，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他们经历的世界大战。而统一终结了这种惨烈的战争，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从民族心理上说，两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和平。然而中国在19世纪遭遇到殖民主义侵略，屡次战败之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两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怀疑，认为是因为统一导致内部竞争消失，所以文明的进步停滞了。于是，春秋战国的列国竞争获得了更高的关注。但是从欧洲发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之前的反思进行了再反思，对否定两千年历史的主张进行了再否定。

但是，这个“否定之否定”，是否意味着我们回到了原点呢？并非如此。中国所经历的，其实是黑格尔所说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现在珍视自己两千年中作为统一的大规模政治体的历史，但是，欧洲内部的多样性和活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统一，是尊重自发性和创造性、内部充满活力、与外部密切联系交流的统一，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抑制自发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我们也乐见欧盟实现这样一种“一体化”的目标，并且相信中国可以从中学到非常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