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庭阳 姚坤 郭霁瑶 杨琳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构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版图。

这是中国最具活力、最强劲的经济版图。5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51%的上市公司、科创板及创业板60%的市值来自5省市。5省市的市场主体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长三角、珠三角进出口占全国的近60%。

它们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大省。但在国际国内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也在放缓，甚至上半年经济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值。

“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东南5省市如何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如何努力稳增长稳财源？

视觉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透露的数据，引发了互联网上又一轮对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关注和讨论。

7月7日，李克强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会上，福建省领导发言，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领导通过视频发言。李克强说，当前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东南沿海5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努力稳增长稳财源。

“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

这再次引发了大家对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热议：什么是经济大省？为何是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这5个省市（以下简称“东南5省市”）？这些经济大省对中国经济究竟有多重要？

东南5省市经济实力有多强？GDP连续多年占全国35%以上

东南5省市占我国国土面积1/20，全国人口1/4，合计GDP占全国35%以上，其中的广东、江苏和浙江，是国内GDP的翘楚。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GDP达5.95万亿元，继续处于全国第一。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增速比全国平均低0.5个百分点。江苏省以5.69万亿元的成绩，夺得第二，同比增长1.6%，增速比全国平均低0.9个百分点。从绝对值看，这两个省在全国各省份2021年GDP排名中，处于冠亚军。并且，还是“蝉联”，从2010年开始，这两个省连续11年半是全国GDP的冠亚军。

浙江今年上半年实现GDP 3.62万亿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高居第4名。自从有完整统计数据的2005年以来，浙江一直稳稳处于第4名。今年上半年浙江GDP同比增长2.5%，和全国平均增速持平。

东南5省市GDP、征税和获得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和浙江、广东同属东南沿海的福建，地域面积排在全国第23名，人口数量排名约在第15名，今年上半年创造的GDP，排在全国第7名，达2.46万亿元，相比2021年的位次，前进了1名。

和江苏、浙江相邻的上海，论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与一些大省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但经济实力雄厚。上海今年上半年实现GDP 1.93万亿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在第13名，比2021年的排名下降了3名；今年上半年GDP增长-5.7%，增速比全国平均低8.2个百分点，上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上海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

东南5省市GDP合计起来更可观。

今年上半年，东南5省市GDP合计达19.66万亿元，占全国35.13%。

近10年来，东南5省市GDP占比一直在32%以上。2014年，东南5省市GDP占全国比例是32.25%，那是近10年的最低值。2021年1季度时，占比高达36.2%。今年上半年占比是35.13%，从图形趋势看，有从高位开始下降的态势。

东南5省市GDP占全国比例

东南5省市体量大，人均数量也可观。

人均GDP是衡量一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说，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

2021年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值省份

2022年上半年GDP前10省份

东南5省市人均GDP全部超越全国平均。2021年，全国31个省份中有11个省份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均GDP分别是18.4万元、17.36万元，两倍于全国平均。江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的人均GDP，分别是全国人均的1.69倍、1.44倍、1.4倍、1.4倍和1.21倍。

人们在上海外滩游览

东南5省市财政贡献有多大？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

除了在全国GDP中占比高，近年来东南5省市税收收入占比也较高，每次统计数据一公布，“几省几市养中国”的提法就会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内地省份网友的激烈争论。

各省份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数据，目前尚未公布。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税收收入是各地区地方本级公共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能占到6成左右。根据各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能对当期各地的税收收入有个大概判断。

东南5省市税收合计占全国4成以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3名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是6730亿元、4984亿元和4639亿元。

如果看已经公布的往年数据，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位居全国2020年税收收入前5名。

国家税收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16.6万亿元，广东（含深圳）、上海、江苏、北京和浙江（含宁波）进入税收收入前5名省份，分别是2.36万亿元、1.59万亿元、1.54万亿元、1.33万亿元和1.27万亿元，福建（含厦门）是0.47万亿元。东南5省市税收收入合计占全国42.06%。这一比例，相较2016年43.35%有所降低。2017年至2019年占比分别是43.18%、43.09%和42.56%。

充沛的税收收入也让东南沿海经济大省担起了保障国家财力的重任。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支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据财政部数据，2020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是8.32万亿元。按省份看，对中西部省份给予较多，对东部省份稍少。

2020年中央对东南5省市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占国内总量8%，这一比例，比2019年的8.05%稍低，更低于2017年（8.89%）。

2018年至2020年，税务部门从东南5省市征税合计分别是7.32万亿元、7.32万亿元和7.24万亿元。中央对这5个省市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金额分别是0.61万亿元、0.6万亿元和0.67万亿元。

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东南沿海5省市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

为什么不能说“几省几市养中国”？

如何理解东南5省市税收收入2020年占全国的比例超过四成这一数据？如何精确量化计算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问题，要承认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对其他省份的支持和带动作用，但不能轻易得出“几省几市养中国”的结论，网络上很多文章的计算方法并不严谨，在学术上站不住脚。

“不能简单地将从某地征收的税，完全等同于某地的税收贡献。”乔宝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举出其中三个理由。

其一，我国的税源所在地和税收征收地之间有差距，并不完全匹配。比如一家企业的总公司在某地，分公司开在其他多地，税收集中在总部所在地缴纳，而税源地分布在全国的其他地方。这就是总部经济效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容易有总部经济效应。

其二，我国税收的设计，为了减少征收成本、征收方法简单易行，在生产环节征税。以烟叶税为例，烟草行业是利税大户，2020年国家烟叶税收入109亿元，其中在云南收缴53亿元，占到了全国的近一半，这53亿元也体现在云南的税收1462亿元中，但不能说这些税收全是云南贡献的。法规规定“收购烟叶的单位为烟叶税的纳税人”，收购烟叶的单位在云南代收代缴税款，而实际上这些税收的贡献者是全国的香烟购买者。

其三，有些税收与最终消费有关，只有完成了与最终消费有关的交易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如果没有交易，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就不能够实现税收。以方便面为例，假如全国只有一家方便面企业在东部省份，税收在东部省份缴纳。如果全国人民都不吃方便面，这个企业就不能持续生产，也无法完成税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贡献这一税收的是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只能说这个税收是通过这个企业征收，体现在这个省的税收收入上”。

没有活跃的市场主体， 东南5省市就没有强劲经济动力51%的上市公司、科创板及创业板60%的市值来自东南5省市

如果将镜头推近，透过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亮眼的宏观数据，你将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微观市场主体。

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可能正有轮船或大货车从广东肇庆出发，将智能化面粉生产车间产出的烘焙面粉，运送到福建、上海、江苏、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全国各地的食品工厂及烘焙门店，最终以面包、蛋糕等形态出现在超市或门店的点心专区，被当地消费者买走品尝，而制作这些面粉的关键原料——小麦，则来自海外。

这条美食流通链，也是广东肇庆福加德面粉有限公司日常运营的商业链：该公司的两大厂区每日可处理小麦2200吨，主要产品烘焙面粉的下游客户则覆盖了全国各省份。

2022年6月3日，江苏昆山启动“姑苏8点半，共享夜昆山”水上夜市商圈。

2022年7月20日，浙江舟山港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进。

在这条商业链上，流通的不仅仅是实体货品，还有各类关键商业信息，在从上游的小麦供应商拿货的同时，福加德还要帮助供应商了解国内烘焙市场对于小麦特性的具体需求；在向下游的客户销售面粉时，福加德也会参与研发，比如河南某烘焙食品厂客户在研发网红点心“麻花面包”受阻时，福加德为其更新设计方案，与合作之初相比，产品的销量涨了三四倍。

美食之外，还有家电、服装鞋帽、文具……东南经济大省里大大小小的各类“福加德”，利用沿海区位和开放优势，打通了自己通向全国各地的商业链，为东南经济大省提供了充足活力，也创造了无数条连接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内地省份的毛细血管。

东南5省市占近三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三成以上

李克强总理在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说：“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活力足，活就活在各类市场主体多。”

据天眼查APP显示，从2019年至2021年，东南5省市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合计占31.4%，其中江苏占了11.4%,可见东南5省市，特别是江苏个体工商户之活跃。同期，东南5省市市场新成立的市场主体（个体户+企业）占全国比例也在30%以上，达到了33% ,江苏同样是居于首位，占比10.2%。

除了市场主体数量多，如果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指标判断企业的科技含量，东南5省市的实力排名居前列。

截至2021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9、2020、2021年认定并发布了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共有4762家企业名列其中。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和上海区域内企业数量居于前5名，福建也居于前10名，东南5省市合计占比达34.2%。5个省份占了全国1/3以上。

51%的上市公司、科创板及创业板60%的市值来自东南5省市

上市公司通常是各地最优秀的市场主体，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观察，也能发现经济大省的雄厚实力。

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东南5省市上市公司数量占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53%。如果按市值计算，东南5省市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都占到60%以上，占沪深两市市值44%。

从募资额来看，自A股市场开市以来，募资额前10名省份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湖南、四川和安徽。东南5省市首募资金占全部比例达46%。

从主要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科创板来看，共有440家企业在此上市，上市数量前3名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广东和上海，分别是85家、71家和66家。北京、浙江和山东的科创板上市数量是第4名至第6名。东南5省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267家，占据全部科创板上市公司的61%。

2022年3月，广东佛山顺德某电器制造车间，生产线上的AI自编程快速部署机器人。

从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创业板来看，上市数量前3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和浙江，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260家、170家和145家。北京、上海和山东，排在第4名至第6名。福建有创业板公司40家，排在第8名。

再来看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东南经济大省依然排名前列。

按照2019年至2021年均有可比数据计算，2019年营业收入前5名省份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山东是第6名，福建是第7名。

2021年，营业收入前4名省份名单没有变化，福建跃升至第5名，原来的第5名江苏落至第6名。

从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值看，2019年至2021年，净利润前5名是北京、广东、上海 、浙江和江苏，福建在2019年排名第6，2021年滑至第7名。

东南沿海如何成就了经济大省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宋代大词人柳永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江浙一带当时的富庶和繁华。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之所以发展相对更快，得益于自古就有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优势。

位于沿海和大江大河下游，本身就是优势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区位优势有三点：第一，在海边的地理位置，降低了运输成本；第二，沿海地区往往对外更开放，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思想理念、科学知识、技术，同时对外商业交往多，有助于形成商业文化和规则，交易成本会降下来，“比如说你做生意就不能骗人，否则下一次没人跟你玩了，对吧？”；第三，淡水资源比较丰富。

“好多人不注意淡水资源这一点。”苏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人生活需要淡水，工业的发展也需要淡水，而中国的大江大河都是自西往东流的，在西部是涓涓细流，养不起大城市，你看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串大城市，你想想要是没有淡水的话，这些人都活不下去怎么发展。”

广东肇庆福加德面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运营部总监刘赋佩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我们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区位优势。”

长期以来，广东省始终保持着中国内地第一外贸大省地位。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3.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名列全国第一。而福加德所在的肇庆市，也是广东的外贸重镇之一。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5%，其中出口增长4.8%，进口增长30.7%，进出口增速在全省居第四，珠三角地区第二，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这样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进出口贸易先天的物流优势。同时，珠三角发达的水系和港口，也为运输提供了保障。

以中国超大型巨轮进出最多的港口宁波舟山港为例，可以观察港口对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方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根据有关专家统计，港口每万吨货物吞吐量对当地GDP的贡献为200万元，可创造约12个就业岗位。以此测算，“12.24亿吨”（宁波舟山港2021年货物吞吐量）可为区域GDP贡献2450亿元，创造145万个就业岗位。

浙江万里学院物流系副主任吴桥，曾测度1995 年至 2014 年间宁波舟山港与浙江省经济腹地间的关联程度。他通过分析发现，宁波舟山港港口物流与浙江省各经济发展指标的关联度较高，其中港口物流与地区经济总量、进出口总值以及货运周转量的关联程度相对更高。宁波舟山港港口物流的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没有改革开放，东南沿海还有没有优势？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认为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作用：“东南沿海地区确实具有区位的优势，沿海，有港口，可以搞国际航运，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搞国际贸易，还有没有优势？”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都在东南沿海，此后开放14个沿海城市，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招商引资，也是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认为，珠三角的发展历程与历史上一直经济比较富庶和工业基础较好的长三角不同，改革开放前珠三角工业基础很差，深圳和珠海建市和成为经济特区时就是两个小渔村。珠三角真正的发展经济起飞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的亲身经历，我们在19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广东来，大家都不愿意来，大家都愿意到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宁可留在武汉了，都不往这边来”，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情况就大变了，大家看到了沿海发展的活力，很多大学生开始来深圳、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发展。

时至今日，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仍然在外贸、吸引外资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据天眼查APP显示，从2019年至2021年，东南5省市新成立的外贸公司数量占全国总数的58.4%，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占31.7%，第二的浙江占10.4%；东南5省市新成立的外资、合资公司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1.6%，其中排名前三的广东、上海、浙江分别占26.3%、14.6%、7.9%。

在2021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依次占据了全国各省份进出口排名前四，北京第五，山东第六，福建排在第七位，东南5省市进出口金额占全国总值的60.1%。

东南5省市如何稳增长稳财源

近期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经济数据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2022年上半年，全国GDP同比增长2.5%，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江苏（1.6%）、上海（-5.7%）、广东（2.0%）上半年经济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值，浙江（2.5%）与全国平齐，只有福建（4.6%）超越全国平均值。

上述东南沿海5省市占全国GDP比重超过1/3，其经济增速自然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在全国各个经济、财税总量数据中占比较大，近年部分数据的占比还有继续扩大趋势，也让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差距屡屡成为热门话题。

如何看待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经济大省怎样带动其他省份协调发展？如何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多位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领域专家。

东南沿海经济增速慢下来了？

对于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专家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外部影响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加息，一个是俄乌冲突，对吧？”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认为外部影响并非主要因素：美国加息在短期内导致全球经济有衰退的迹象，但并未大幅影响中国出口；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大宗商品对中国总成本的影响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苏剑认为，沿海经济大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值，首要原因是自身规模大，其次是受疫情影响。

“首先因为发达省份已经高速增长多年，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自然会降下来，有这么个趋势，就算是没有疫情，也一般会低于全国平均值；其次，确确实实这些省份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最明显就是上海。”他说。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则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在挤压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中美经贸摩擦就是非常明显的变化”，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保门槛都在大幅度提高，靠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难再持续，而且一部分产能已经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对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影响较大。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则认为，影响东南沿海省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转型；第二是西方对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打压，这些产业在东南沿海省份发展较快；第三才是疫情的冲击。

“产业转型升级是最关键的。”曾刚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还是很大的，比如以前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省份、东南亚转移力度很大，其规模大幅萎缩。这些传统产业以前在东南省份占比较大，大规模外迁以后，无疑会使得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速慢下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牺牲一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是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阶段，是成长的烦恼。”

不是对抗，而是合作

几乎所有讨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经济差距的帖子下面，都有各地网友的争论，常常还带着火药味。比如，沿海经济大省的一些网友认为，经济大省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为不发达省份“输血”，甚至认为是少数经济大省“养活”了其他众多省份；而其他省份的一些网友则认为，经济大省“占了政策的便宜”，还“吸”走了劳动力、资金、能源等各种资源，应当多承担一些带动其他省份发展的责任。

“很多网友可能受到一些统计数据和情绪的影响，实际上很多认识是不正确的。” 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如果算账的话先要算历史账，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中西部生产的煤炭、电力等生产要素价格都是按计划价提供的，东部生产的消费品按照市场价进入市场，直到现在能源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控制，这无疑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利益。”

肖金成认为，东南沿海的发达，除了临海的区位优势，也确实离不开政策的倾斜，“没有对外开放，不搞国际贸易，不吸引外资，沿海地区还有没有优势？为什么4个特区都在东南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也在沿海？就是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中西部发展。因此沿海地区带动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是理所应当的。”

“全国一盘棋的意义就在于有的在生态上作贡献，有的在经济上作贡献，西部地区生态比较脆弱，保护生态就是在作贡献。”肖金成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南北合作模式是“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北方的煤炭等资源运往南方，现在，东北的大米和玉米要运往南方，因为南方大量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这也是全国统筹，一个省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曾刚认为，东南沿海与内地之间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内地为东南沿海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品市场，但反过来，东南沿海也为内地提供了输出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的市场。与进口相比，内地生产的原材料、能源并不具备价格和品质优势。

“像西南一些省份，在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地方收入不是来自省内企业的经营，而是来自家乡农民工基于省外打工的汇款。对很多农民工而言，在家乡不能充分就业，低效就业，还不如去沿海打工，把钱汇回来，这样不是更好？”曾刚说，“通过各省份之间人员、商品交流，让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这不仅提高了总体效益，而且还实现了合作共赢。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我跟你交往我吃亏的现象。”

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各地良性竞争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不同省份之间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让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然后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价格，这样当然就不存在‘谁养活谁’或‘谁占谁便宜’，不同省份之间的关系就理顺了。”苏剑说，他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向，会在各个省份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关系。“这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用人环境不好，或者商业环境不好，企业不愿意投资就走了，这就逼着各地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和用人环境，把各种制度建设好。如果非要把要素流动限制住，一些地方可能缺乏改善营商环境的动力。”

苏剑认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在该干预的地方也要积极干预，比如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等。

在德国生活过多年的曾刚，用二手车交易的例子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应加快构建，“在德国不用的汽车可以卖到非欧盟国家土耳其，交易非常容易，没有一点问题。而在国内，至少在前几年，上海买的车到安徽或浙江上牌，或者二手车跨省交易，还是非常困难，各地对本地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排他性措施不少。”

东海岸航拍厦门市全景

在曾刚看来，目前各省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融合还不充分，一些地方保护或行政边界分割有待打破，“比如西南某省有些中草药生产，如果按照‘揭榜挂帅’来运营，谁干得好就交给谁干。效率会高很多。现在只是做到了省内‘揭榜挂帅’，而没有做到国内各省份之间相互‘开放’、效率优先。”他认为，上海浦东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当时在全国招聘干部和工作人员，昆山和深圳快速发展的秘笈也在如此。

单纯看经济总量比例并不全面

如果各类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会不会进一步向相对更发达的东南沿海经济大省聚集，在东南沿海形成更多超级城市群，而西部欠发达省份会愈发地广人稀？

肖金成认为，这种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不容易改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各类总量经济数据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这也符合空间经济学原理。

但他同时认为，看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不能将之简单理解为GDP和人口总量的趋同或占全国的比例趋同，“不能将协调简单理解为平均，追求经济总量或速度，你发展多快我发展多快，你占比多少我占比多少，更要重视各省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变化”。

“发展经济离不开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流动会带来人口的变化。经济要素的集中和人口集中应是同步的，GDP占比高的省份，人口占比也应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人口流出的省份人口少了，人均GDP就会提高。这样各地区人均GDP的差距会趋向于缩小。同时，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与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均等，这样各区域就实现了协调发展。”肖金成说，“现在的问题是劳动力转移没有带来人口的同步转移，农民工的家属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还留在原籍，造成GDP和人口的不匹配。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农民工也没有享受和当地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他特别提醒边疆地区要通过国家的支持加快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集聚产业、增加就业岗位，使人口不减少并有所增加。

苏剑也认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要素很可能会进一步往东南沿海聚集，但他也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只关注各省份总量数据，“欠发达地区的人迁移到了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然后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是动不了的，对吧？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均自然资源就增加了，所以你要是看总量的话，这些中西部省份可能占比下降，但你看人均GDP的话，他们可能上升了。”

他认为，西部一些地区淡水资源太少、生态脆弱，发展工业容易破坏环境，人口迁移之后，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多，发展旅游业更容易富起来。

曾刚则提醒大家，不仅要关注省与省之间的协调发展，也不要忽视省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一些欠发达省份同时也是产粮大省份，如果能通过乡村振兴让农民富裕起来，通过产业现代化改造让欠发达地区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自然也有助于解决不同省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