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敏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024）

一、选题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格局上的演变，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机统一与共同进步。而中国又不断地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履新，构建对话话语体系，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成为新时代的新号召。能够长久地立于民族之林，增强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融合与往来，因而对外宣传成为国际传播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其本质而言，可以归总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它务必要遵循传播学的规律。同时在传播学理论关照下的外宣翻译，能够跳出语言研究的局限，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外宣翻译活动，同时着眼于外宣活动对于整个人类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把翻译活动提升到一个为国家服务的战略高度。为外宣翻译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传播学与翻译学相结合，能够让外宣翻译在其自身阐释性与适用性上更具昭示意义。同时就此发掘外宣翻译所含的翻译方法研究，同时拓展外宣翻译在传播层面的外延，对深度拓宽和深入研究外宣翻译具有深度指导意义。笔者结合《今日中国》英译版来一探对外宣传的必要途径，也希望通过质化研究方法初探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

二、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外宣期刊中的翘楚《今日中国》，尤以其英译版为重点研究领域，旨在通过梳理《今日中国》英译版的外宣翻译方法，来探究高效的对外传播途径，以期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研究方法演变历程

（一）研究方法之“旧”惯例

追溯到对外宣传研究方法，信息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完成了被发出与被接受的，从二元论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非此即彼性。然而事实与假设相悖，现实情况中，信息的传播周期是开放动态有机的严密系统。麦库姆斯在传播学中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直指大众媒介无法左右大众对于某类事件的看法。然而媒介可以通过调整人们所关注、谈论的事件或者事实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而引导改变大众的反馈认知。

中国对外宣传侧重于通过议程设置，将相悖的意见在某一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与相对的一致，实现对话。旧的研究方法趋向于研究如何设置议程来引导受众的关注点与关注度，局限于对个别对外期刊的特征分析。

（二）外宣翻译研究方法之“新”模式

在传播学视角下反观外宣翻译，可见传播学将翻译学的视域拓宽，将其从静态的语言层面的研究转变到了动态的演变过程。基于笔者对《今日中国》内容较为熟悉，将会从语言、认知、文化、交际、传播等多维度来实现跨学科的探究。为最终探索构建一个合乎情理的理论结构。

鉴于所选主题与相关的研究方法，笔者将做的研究为应用研究，要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外宣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和论证。要综合运用文献综述法，收集与所论述课题相关的文献，并进行梳理与筛选，可以采取问卷调查或者深度访谈的方式甄选出答案，归纳出研究所需要的论点，归纳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将采用的社会学质化研究方法如下：其一为文献综述法，笔者将搜集历来中国对外宣传期刊英译版研究的相关文献，从“国外”到“国内”，从传播学关照下《今日中国》外宣翻译的“过去”推演到“现在”，同时该研究侧重于研究受众，搜集受众调查资料的历史时间轴，因笔者侧重于进行“传播效果”研究，受众是传播渠道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由此分析对外宣传的实际效果。其二为深度访谈法，笔者将列出访谈提纲，并对新时代环境下《今日中国》现任主编以及该期刊的受众进行深度访谈。

1.文献综述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他国交流交往激增，对翻译的需求与日俱增。各行各业也肩负着对外宣传的重要任务，对外宣传语料库的不断充实也吸引了众多学者驻足研究。对外宣传的发展也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趋势。从微观上来看，传播活动最基本的要素是符号，信息是在渠道中流通并且流动着的符号。翻译本体论与这种论断有大程度的交叠之处，翻译的本质是语言，而语言是符号的表现形式之一，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换言之便是两种符号的进入式流通。翻译的过程要复杂于其他的传播过程，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角下，传播学的理论仍旧能够为其提供坚实的基础与解释。

1.1国外对翻译传播学的相关研究

奈达是翻译理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其对翻译理论的阐释影响深远。奈达认为，语言翻译过程是具有跃层性的，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学层面的符号流通进展到了交际层面，当它进行到了交际层面，自然具有了社会性，或者跃层转变成了一种社会符号。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内涵为把现代通讯论与信息论的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且奈达在总结翻译实质时，以该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翻译学的交际性。在语言翻译的流程中，如果翻译到目标语后的成果无法达到交际的目的，则可判断这种翻译是没有受众的，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抵达”，更遑论其文化上的沟通。谭载喜曾发表过相似言论，译文如果试图被接收者看懂，翻译时务必将事关语言交际活动的一切有关因素都考虑在内，如奈达所指出的翻译交际性八大要素，信息源头、信息内容、信息受众、信息背景、信码、感觉信道、工具信道、噪音。然而真实情况往往与预想背道而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之间在信道上的悬殊之处，使得翻译的信息符码总是难以实质性抵达。如果译者懂得是信道的问题，就会试图增长信道，也就是信息的表达方式，把那些隐晦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再次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奈达理论中的翻译交际功能，将翻译看做一种连接两种语言以及思想的方式，重点研究的区域有以下四点，第一，信息源点，即信源，原作者是这项传播活动的源头，而译者是第二个源点，两者虽然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牵制，但两者所承担的责任有分别。原作者只肩负一个责任，就是将想法落实成文字，而译者则承担着双重责任，其一，对于信源信息的准确摘取，其二，要准确将信息传递给读者。第二，信息的内容势必成为译者最为关注的部分，内容包含三个因素，言语因素即言语表达，副语因素即非言语表达的语言相关因素，超语因素即非语言的文化和场合等方面的因素。第三，信息的受众，信息在信道中流通，从信源走向受众，译者应该着重考虑受众群体，为谁而译，译文具有针对性。第四，信息反馈，译者要善于从听众或者读者那里获取信息，并根据他们的反应做出调整。信息噪音，包括影响信息有效传递的噪音要被减少或者排除。信息的传递环境，译者熟知原文的时间、地点、背景、受众。信息的传播手段，译者传播信息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口头、书面、电台等，需要根据途径来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

奈达的翻译交际理论首开先河，其后吕俊先生在对奈达理论的概括中指出，奈达所一再宣称的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即“翻译是交际”，奈达仍局限于翻译学的视角，而未将传播学的概念引入其中。他已标志性地指出了信源、信宿等在传播学中才有的概念，但没有深入挖掘并牵引到更大的关于信息传播的领域，又在理论层面缺乏统一性，之后引入了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社会符号学等，而没有按照翻译即传播的思路走下去。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曾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传播过程中由发送者到接收者的模式在本体论上等同于翻译理论中使用的‘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模式”。语际翻译是交际中的一个特例，它的特殊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交流行为涉及两种语言，即源语言和目标语。旨在指出翻译活动与传播活动的关联性。拉姆威尔斯指出翻译这门学科在功能上经历了长期的求索过程，人们没有正确的方式与视角来研究翻译这门学科，“迫使翻译学忽视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所以威尔斯认为他的书旨在“认为翻译乃是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威尔斯认为，传播过程中的传递者——受者模式实际上就是翻译理论中的源语—目的语的模式，跨语言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其特别之处在于翻译中涉及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

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处理目的语，同时也在分解目的语所折射的文化，国外在外宣翻译上的研究较早就与传播学融通，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翻译学中的传播问题，谁在传播，如何传播，受众是谁等问题备受关注，寻求更好的外宣方法中的翻译策略成为了很多学者探究的对象。

1.2国内对翻译传播学的相关研究

吕俊教授于1997年在《外国语》上发表文章称，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翻译学传播理论，“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首先提出：“关于翻译的性质之争，由来已久，要消除这种争执，必须放大范围，寻找更大的理论框架。追溯到翻译的本质，它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属性是传播。”无论何种性质的翻译，他们的目的都是传播。不能将翻译活动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相反，翻译是动态的，可以多维度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嫁接。吕俊认为我们应尽量打破原语与译语的两极局限，并引进新的学科维度，例如文化学符号学的渗透。传播学足以将研究的视角打开，使我们能对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参与元素进行研究，此举大有裨益。吕俊指出，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学科来源之一的传播学研究，有助于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在传播学的关照下，之后的翻译研究呈现以下五个特点：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实用性。除了要尊重翻译学的客观规律以及特殊矛盾，例如翻译的跨语言跨文化性，看似是两个学科的交叉演变，实则增添了很多研究的新体系与新支系，需要厘清的是，翻译学的交际传播属性研究，不能完全生硬照搬传播学的规律与已有模式。必须要指出的是，翻译学是内含独立发展规律的学科，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分支，这样看来，吕俊教授指出的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框架之下，虽有不妥，但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学者贾玉新的观点是，翻译就是一种交际活动，在英语里都可以用communication 这个词代表，这种活动具有交互性和包容性，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学者陈敏认为，翻译活动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保持一致，但仍具有自己的特点，其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信息，这项活动是传播者、传播渠道、收信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了社会关系。

廖七一教授发表题为《翻译与信息理论》一文，意在诠释可以将翻译过程同香农信息交流模式结合起来理解，将信息的一些基本理论应用在对翻译过程的解构上。译者兼具两种属性与角色，同时译者像一个“中介”，他们既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翻译活动自然是在两级传播下进行的。译者必须对原文内容足够知悉，在形式意义与语言意义上准确把握，尽最大可能消除或消弭翻译过程中的噪音。以上这些声音虽有不同，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如何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能够让译文在受众群众中也好评如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增强我们的外宣实力，我们“走出去”的步伐才更稳健。对于外来的态度与方法，良莠不齐，我们要具体考虑到自身的国情，不可照搬。

其他的国外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声明传播学的理论在其翻译中的渗透，却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处处体现着传播学的思想。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对中国特色词汇翻译，如加油（Jiayou）、铁饭碗（Tiefanwan）、磕头（Kowtow）等，这种特色词汇往往是中文的拼音，或者用近似于拼音的对应英语拼写法等。学者顾静对此类翻译的看法是在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的外宣翻译较大程度地靠近目的语，为外国人所接受，同时也兼具在源语言当中所持的特色。然而学者马可云则认为，异化指导下的外宣翻译导致译文真实意义“逃逸”，充斥着中式英语的味道，由此是否仍旧坚持异化翻译的策略，学者马可云所做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西方读者并不认同对于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策略是有意迎合懂英语的中国读者的观点。由此可见，对于能够收获优良传播效果的对外宣传翻译，在以往的中国学者研究里难以有统一的答案。

1.3对《今日中国》英译版的相关研究

纵观对《今日中国》英译版的相关研究，对翻译技巧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从关联理论视角下对英译版《今日中国》做诠释的《从关联理论角度看〈今日中国〉中对外宣传资料的英译》（李利红，华中师范大学，2008）和《对外传播报刊〈今日中国〉中的汉译英翻译研究》（夏令，华中科技大学，2004）。站在新闻传播报道视角的文章有《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时政研究-基于〈今日中国〉英文版》（吴秦岛，南昌大学，2010），文章分析了《今日中国》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所采取的策略，以上这些论文都是2008年以前的著作，相距今年2018年已有10年之久，中国的发展与《今日中国》的更新迭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且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今日中国》采取了跟进时代先声的外宣方式，以上文章都没有囊括其中。

2.深度访谈法

笔者将近距离与《今日中国》以及其他对外宣传期刊负责人、相关采编人员进行访谈，通过与他们的访谈，旨在了解策划采集编辑对外新闻报道时的相关策略和这些策略企图达到的目的，同时也将在国外访谈受众，如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生。访谈法与文献法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能够体现真实的对外新闻制作生产线上如何传播好中国好声音，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

2.1访谈内容提纲

2.1.1访谈《今日中国》英文版总编以及采编人员

笔者将带着下列问题访谈《今日中国》英文版总编以及采编人员

编号1 2 3 4 5 6 7 8问题《今日中国》在明确细分受众定位方面是如何做的？在您看来，《今日中国》区别于其他英文刊物或者新闻报道的地方有哪些？《2013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今日中国》在调查所针对的7 国受访者的最为熟悉的中国媒体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您觉得这种成功是不是得益于《今日中国》所坚持的民间姿态？据了解，《今日中国》的内容由中国采编人员与外籍采编人员共同合力完成，这其中的工作分配是怎样的？是否能够解释《今日中国》试图为外籍读者所构建相应的“拟态环境”？如何把握国外受众与国内受众兴趣点的差异？是否有意回避负面话题？融媒体环境下，《今日中国》将如何打造自己的期刊品牌？，

2.1.2访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生

结语

编号1 2 3 4 5 6 7 8问题是否看过《今日中国》？对《今日中国》所刊载的哪些内容较为感兴趣？如何看待《今日中国》中的负面报道？希望通过《今日中国》的报道，更加了解当下中国的哪些方面？《今日中国》英译版，语言上是否地道？除了《今日中国》，还看过哪些中国对外期刊感受如何？是否觉得《今日中国》政治性过强？《今日中国》报道中有一些便利外籍人员的生活贴士，效果如何？？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极速攀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如何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正确认识中国，是对外宣传期刊不断追寻的课题。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让更多人想了解中国，对外宣传期刊无疑是一扇传播的窗。世界透过这扇窗看到发展着的中国。本文在质化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China Today《今日中国》英译版的传播策略以及传播效果进行了初步探析。以《今日中国》为代表的对外宣传期刊，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营造的传播格局下的刻板印象，在深刻了解世界变化的前提下，认清国外受众特点，发挥自身特色，最终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为加速构建我国对外传播体系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