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砚 曾 艳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间的交往按下了暂缓键，但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已成为共识。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在主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就无法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声，无法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法更好地发挥中国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因此，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必要手段和途径。人才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1]。

一、新时代加强我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紧迫性

进入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及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主动作为，发起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外，还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当前，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

(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需要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国际地位看，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2]。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是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也是中国向世界贡献智慧和方案的大好时机。当前，需要解决的全球公共领域问题越来越多，比如气候变化、难民潮、恐怖主义、传染病等。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3]。国际组织以跨越国界的合作与理解为目标，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开展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组织，按照其理念和模式解决问题，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强制其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结果不仅未能帮助绝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摆脱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状态，反而使其社会更加动荡、贫富分化愈加严重，充分暴露其援助动机不纯，思路有许多缺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关于参加全球治理的思路更清晰、对策更具体。如强调全球治理体系要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等，给全球治理输入了新思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抗疫答卷，而且多次向世界卫生组织贡献中国经验，向有需求的国家提供物质、医疗和疫苗援助，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良好互动，是在中国全球治理观指导下的成效，而全球治理观的弘扬和落实，离不开一批既有中国情怀又熟悉国际组织运作机制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促进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的需要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主体，虽然发展速度有快慢、发展程度有差异，但作为国际社会主权国家的一分子，国际地位都是平等的。在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时，都需要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在这方面，国际组织人才的沟通能力、专业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当今主要国际组织的建制方，更善于运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掌控权，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我们积极进入主要国际组织，并在高级别职位上占有一席之地。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世界主要经济组织规则均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分别由美国人和欧洲人占据。中国要改变这一状况，离不开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离不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力，离不开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才支撑。中国进入这类国际组织之后，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我们要继续与他们进行平等交流与合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4]。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虽然某些发达国家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在某些方面敌视甚至打压我们，但我们坚定立场，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另外，面对全球共同问题，我们也需要同发达国家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因此，只有拥有一流的国际组织人才队伍，才能通过国际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在制订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配置国际资源上变被动为主动，发挥更大作用。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维护我国战略利益的需要

在国际组织中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能主动参与政策制定，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宣传本国理念、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具有重要作用[5]。国际话语权虽然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却是以硬实力为基础。

从理论上来讲，国际话语权应当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比例增长，但对我国而言，相较于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却没有同步增长，这不仅影响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国合法权益的维护。例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总会利用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暗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更多责任。事实上，今天全球气候问题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过度排放直接相关。他们漠视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展需求的渴望，强制发展中国家减排，并罔顾中国人均碳排放远低于美国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不擅长利用国际组织发声，所以美西方对我们的歪曲言论不断在世界放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主动作为，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中国早在1992年就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此后提出“3060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力争完成“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将“碳中和”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和行动方案。中国对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对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之一。而这些工作，更多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发声。应当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会更多关注中国，这是我们对国际组织人才需求最迫切的时期，也是我们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契机。

二、新时代我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原因分析

这是一个渴盼人才的时代，也同时是一个造就人才的时代。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国际组织的人数有了大幅提升。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有829个专业或更高级别的职位由中国人担任，相比2015年增加了41%[6]。但与美西方相比，还有数倍的差距。

(一)我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现状

从总体上看，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的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方面，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总人数偏低。以国际组织中规模最大、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联合国为例。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联合国秘书处有36574名职员，中国仅有565名，有20个国家的职员比中国多，其中13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职员人数排名第21位(见表1)。中国籍职员的比重大幅滞后于中国贡献的会费比重。当前，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重从7.9%提升至1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第一大会费国，但中国在联合国供职总人数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地位远不相称。另一方面，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级别职务的人数及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近些年中国人已经进入一些国际组织的高层，如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等，但高层人员总数仍然相对较少，导致中国国际话语权受到制约，国际事务主导权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难以有效彰显。

表1 世界主要国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人数

(二)原因分析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才队伍力量薄弱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及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直接制约因素，其中既有历史原因，又受现实制约，既有西方阻碍，也有自身原因。

首先，中国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起步较晚，难以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变。从历史上看，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创始国，但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美国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并控制了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长期得不到恢复，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中国才重返联合国，也才开始向联合国秘书处及其专门机构等国际组织派遣国际职员。而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工作起步更晚，国内真正提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国际公务员培养”等理念，并建立培养模式的时间尚不足15年[7]。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较早起步，也有较长的国际组织参与史，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体系，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开设了国际关系专业。虽然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专业背景不尽相同，但国际关系专业因其与国际组织的紧密联系，还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欧美国家通过数十年的投入，已经积累了一批规模较大、分布均匀、结构合理且熟悉国际规则的专门人才。

其次，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和分支机构都设立在西方国家，不利于中国青年人才的国际组织实践经验的积累。联合国18个专门机构的总部全部设立在西方发达国家，无一选择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联合国在中国设立了几个二类机构和项目机构，但数量依然很少，且没有“重量级”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总部落户中国，使中国青年群体很难获得与国际组织近距离的接触机会。虽然许多国际组织经常发布大量实习岗位，但对中国申请者而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实习机会成本远高于西方人员，且后续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也较低，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再加上西方国家一直极为重视和鼓励本国青年到相应的国际组织中去实习、应聘，使我国人才进入国际组织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再次，国际组织的招聘标准对于应聘的中国人来说存在一定挑战。1999年联合国发布《联合国未来胜任力报告》，建构了胜任力模型，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联合国秘书处及专门机构进行国际公务员招聘的核心考核指标。这一胜任力模型除包括核心价值观(正直、专业性和尊重多样性)外，还要求应聘者有8项核心竞争力，包括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计划组织能力、责任心、创造力、客户导向、长期自主学习能力、接纳新科技的能力等。当然，不同的职位对职员的核心能力要求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联合国对职员还有一些基本要求。在语言方面，要求语言能力出众(有些机构要求须通过法语测试，有些机构提出掌握多门外语者优先)。而大多数中国学生长期学习的是英语，且侧重于书面阅读能力的培养，口头表达能力相对较弱，小语种学习人数则更少。除了语言能力，专业素养也非常重要，在国际组织机构工作往往需要某一方面的学科背景支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医学等专业学科知识储备。此外，不少岗位还要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应聘标准综合起来，对于中国青年来说难度较大。

最后，在职务晋升中，西方籍职员的“优势”又是中国籍职员面临的另一壁垒。在经过层层选拔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后，中、西方职员的初始职务等级大体相同，皆处于联合国秘书处体系的最底层，到达高级岗位都需要经过漫长的职务晋升期。但在职务晋升中，发展中国家职员要面临的挑战高于西方籍职员。一方面，联合国作为受西方国家“影响”较为深远的国际组织，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西方籍职员职务晋升的规章制度，发展中国家职员职务晋升过程需要面对来自美西方籍职员的非对称性竞争；另一方面，西方籍职员的整体防范心理强，彼此互相串联，将高级岗位优先留给本国人员，对发展中国家职员的职务晋升形成了一定的排挤效应。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中国在联合国高职级岗位人数明显较少。

三、新时代大力推动我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路径

加强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指出，要“完善支持政策，鼓励教育领域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服务，支持优秀青年师生参加国际志愿服务和国际合作项目。加大国际职员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向国际组织派遣实习生和借调人员”。只有发挥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做好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输送及保障工作，才能为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争得更多话语权、主导权。

(一)发挥高校优势，做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

高校本身就是智力资源的聚集地，也是培养优秀青年的重要阵地。在培养更多国际组织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中，高校应当发挥主力军作用。第一，对标对表，优化课程设置。针对国际组织对人才的需求标准，高校应当在语言能力、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上下功夫，培养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各高校还可以结合自身特色，明确自身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的主攻领域，将标准要求细化到自身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之中。第二，联合国外高校共同培养。境内外高校衔接合作办学模式是指将本科课程进行压缩，并直接衔接境外硕士课程，通过“本硕连读”的方式培养具有境内外学习经历的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早在2014年就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签订“本硕连读”项目合作协议①。通过联合培养，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第三，搭建平台，提供实战经验。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不能只靠课堂教育，还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以增强竞争力。高校可以定期邀请国际组织不同部门的负责人来中国开设讲座，为相关院校介绍某一国际组织的实际运作、工作岗位对其人员能力的需求，以及提供不同岗位的应聘指导等，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为学生搭建实习平台，让学生能够理论结合实际，深入了解国际组织运转模式及日常工作状况。

(二)聚焦各方合力，做好国际组织人才输送工作

在做好培养人才工作的同时，推送人才的体制和渠道也应及时跟上。只有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中国人才，才能形成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优势。第一，扩大宣传力。对国际组织缺乏充分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求职者的选择。要利用多种途径做好国际组织的介绍、宣传工作，增加中国民众对国际组织的认知与了解，激起更多年轻人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兴趣，吸引和调动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国际组织。高校可以开辟专栏，加强对国际组织的宣传，也可以设置专门的网站，及时发送各类国际组织实习或招聘信息，以帮助更多有需求的人明确目标。此外，国家应积极推动国际组织落户我国重点城市，举办直接惠及广大民众的国际活动，营造有利于国际组织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氛围[8]。第二，加强组织力。对于条件符合国际组织招聘计划的人员，可以由高校或社会组织开通绿色通道，由具有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员对其进行相应培训，从职位的申请到后续的生活、工作等进行经验分享，打通中国人员走向国际组织的难关，形成持续向国际组织输送中国人才的良好局面。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20年成立“国际组织胜任力发展中心”，对校园之外的国际组织人才社会化培养提供服务，从而有助于扩大中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中的基数，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在由中国主导或者具有关键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如“一带一路”的有关组织机构中，加大引进和招聘中国优秀人才，加强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的力量。第三，提高协调力。对国际组织高级别职务有清晰的政策支持，并加强竞选过程中的组织协调，这是发达国家的一贯作法。对此，建议从国内选拔符合国际组织工作要求的人员，向国际组织推荐、委派人员，在扩大普通岗位人员占比的基础上，积极竞争管理层和领导层等高级人才岗位，使更多中国人在国际组织高职级职位竞选中胜出。

(三)发挥政府作用，做好国际组织人才保障工作

国际组织人才保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政府的职责一马当先，这是因为政府在人才储备、激励机制、后勤保障方面都具有天然优势。第一，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国际组织对人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普遍较高，有些工作的入职门槛还很高，并非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胜任。因此，做好人才储备工作，是政府推动国际组织中中国籍职员不断增加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对于国际组织中的重要职位，更需要国家从长计议，有计划地安排接替人员，以保证人才供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完善人才的激励机制。不少国际组织都会定期发布人员岗位需求信息，既有临时性岗位，也有正式岗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中发布了大量临时岗位需求，这都是获取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极佳机会，可以为后续的国际组织正式岗位申请累积优势。中国政府可以为申请临时性工作的人员保留国内工作，提供补助，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前往应聘。在这方面，军队已走在前列，维和官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特殊的国际组织人才。维和官兵在维和期间除工资外还有维和津贴，回国后在升学、晋级、奖励方面都会有所倾斜，因此，部队官兵参与维和的积极性普遍较高。这一作法值得借鉴。第三，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对在国际组织中正式工作的中国籍职员应当从家庭和生活方面予以照顾，如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及家属带薪休假探亲问题等。只有将这些关乎其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好，才能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做好长远职业规划，通过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为走向国际组织的高职级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注释

①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是全球国际事务专业学院联盟(APSIA)的成员之一，该联盟由全球范围内国际事务学科的顶尖学校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