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明斋，刘 涛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久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始终存在“大”“小”战略之争[1]。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再次引起了学界对于不同规模层级城市在我国城镇体系中作用的关注。2013年，首次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厘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现状、趋势理应成为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推进配套工作的前提和依据，但现有文献关于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层级城市就业分布的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2-5]。河南省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大省，202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3134.3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4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27个百分点①，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以河南省为代表，分析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现状、趋势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1.古典二元结构理论

古典二元结构理论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不变制度工资两个假设之上，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是其中的代表。

（1）刘易斯模型。刘易斯[6]开创了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成功转型，需要经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短缺两个阶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典型特征是较快的人口增长、匮乏的资本投入以及近乎为零的边际产出并存；而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和资本投入较高，不断扩张的现代工业部门能够按照不变制度工资得到任何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最终将导致边际产出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此时经济发展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两个阶段的连接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工业部门以生存工资吸纳边际产出不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变得不可能，其工资开始由边际产出决定，最终使得二元化的经济结构趋于一体。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规律，为后续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该理论假定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无限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供给，而现代工业部门工资保持不变，且过于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而忽视了传统农业部门的贡献，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费景汉和拉尼斯[7]将农业部门的贡献纳入二元结构理论中，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将刘易斯模型拓展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刘易斯模型一样，工业部门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可以按照不变制度工资吸纳任何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边际产出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后，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中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不再为零而是逐渐上升，但仍然低于不变制度工资，费景汉和拉尼斯将这部分劳动力称为伪装失业者。边际产出不为零的伪装失业者流向工业部门会导致传统农业部门产出水平下降，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为了维持购买力不变，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升。伴随着伪装失业者不断被工业部门吸纳，伪装失业者的边际产出逐渐上升直至达到不变制度工资水平，此时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中，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开始大于不变制度工资，此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都可以按照各自的边际产出获取工资，二元经济转型为一元经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该阶段中农产品价格和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同步上升，而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可能抑制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因此需要重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实现工农业均衡发展，并依赖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才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涨，否则有可能造成现代工业部门还没有将伪装失业者吸纳完毕就已经停止扩张，经济转型过程就会停滞。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虽然拓展了刘易斯模型，但其分析框架仍然是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不变制度工资假设基础之上，削弱了该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2.新古典二元结构理论

新古典二元结构理论的共性特征是认为经济体系中并不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边际调节逐步由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是其中的代表。

（1）乔根森模型。戴尔·乔根森[8]认为，经济体系中并不存在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所设定的大量存在边际产出为零或边际产出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认为工资会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边际投入而不断上升，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水平，而工业部门想要扩张则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乔根森认为，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农业人口增长速度要慢于农业产出的增长，最终导致农业剩余的出现。与此同时，乔根森还认为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受限于生理极限约束有一个最大值，当农业剩余不可避免地出现后，农产品需求增长乏力导致农业部门发展停滞，农村劳动力就会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转移。

乔根森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是源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收入差距，而是源于农业剩余出现后两者消费需求增长潜力的差异，对古典二元结构理论形成了有益补充。但该模型并没有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共存这一现象，其暗含的现代工业部门能创造无限的就业岗位与现实也有较大差距。

（2）托达罗模型。为了弥补乔根森模型的局限，托达罗[9]建立起了一个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共存的理论模型。托达罗认为，由于存在工会、政府最低工资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均衡工资，这导致了失业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可以在非正式部门依靠简单劳动维持生存需要。托达罗还假定现代工业部门未来创造的就业机会在失业群体中随机分配，进入城市的时间越长找到工作的概率就越高，因此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就等于未来找到正式工作的概率与正式工作收入的乘积。在此基础上，托达罗进一步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流动取决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预期收入的现值是否大于预期的农业收入的现值，只要在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的现值大于预期的农业收入的现值，即农村劳动力流动收益的净现值大于零时就可以做出迁移的决策。

托达罗模型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但该模型忽略了人的社会性特征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该模型也稍显不足。

3.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斯塔克[1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劳动力迁移率最高的村庄并不是最贫困的村庄，而是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村庄，以往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则弥补了这一不足。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的动因除了流动的净现值之外，还取决于相对收入导致的按照流出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迁移之后按照接收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那些按照流出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相对贫困的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意愿更加强烈，而迁移之后按照接收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又会阻止其在长期内融入迁移地。此外，以往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都是基于个人决策，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则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决策基础之上，并将证券市场投资组合理论与契约理论引入分析框架之中：一方面，它认为农业生产活动面临的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相对较高，家庭劳动力资源全部配置在农业上将会造成家庭面临的风险相对集中，家庭劳动力资源应该像构建证券投资组合降低投资风险一样进行多样化的非农就业配置；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是否向非农流动还取决于流动者与剩余家庭成员达成的契约安排，非流动者对流动者进行先期投资，也分担了流动者在农业、农村相应的责任，而流动者则要在未来以汇款等形式对非流动者予以回报。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指出经济因素并非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决定因素，强调风险及相对贫困程度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影响，弥补了以往模型的缺陷。

（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实证研究进展

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并未涉及具体就业空间，而从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角度，以城市规模层级划分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在具体空间的就业分布做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但是，现有研究要么是空间单元划分太过粗略，比如只以本地和外出作为研究空间，考察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两类非农就业群体之间的关系[11-12]；或者是考察东中西三大地区以及省际农民工流出和流入的关系[2-3][13]；抑或是虽然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做了细化的空间划分，但不少研究停滞于统计描述分析并未做更符合经济研究规范的计量分析，同时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亦存在较大的出入甚至相互抵触[14-16]。因本文关注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就业空间分布，下文仅就基于细分就业空间的实证文献作简要评述。

首先，现有文献关于农村劳动力在细分非农就业空间的研究结论方面有较大出入。刘家强等[14]基于河北省、吉林省等4 省14 个地市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民工在本地县域、本省中小城市、本省大城市和省外务工的人数占比分别为40.29%、16.50%、26.46%、16.75%，本地县域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首选地。其次，调研地区的省会城市，跨省流动情况并不突出。而付振奇等[16]基于华中师范大学“百村（居）观察”项目数据指出农村劳动力务工地点呈现出省外、县外省内、乡外县内的顺序，跨省流动是农民工主要的就业途径。以河南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譬如，高更和等[15]指出：河南农村劳动力主要在距离家乡比较近的县内和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外务工，两者分别占样本数的24.37%和63.58%，相应的县外市内（3.95%）和市外省内（8.09%）占比就比较少。郑云和李小建[5]把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划分为本乡镇、本县（除本乡镇）、本市（除本县）、本省（除本市与本省省会）、本省省会、省外六类，基于196个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指出：河南省农民工在上述就业空间的分布状况分别为4%、5.2%、11.7%、3.4%、10.4%、65.3%。虽然上述两个文献均指出河南农村劳动力外省务工占比超过60%，但该结论却与《2021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揭示的河南农村劳动力跨省占比40%有较大出入。

现有文献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形成了部分共识，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一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细分就业空间涉及两个以上的就业地点，在实证研究中，现有文献通常选择多值选择模型（Mlogit），并把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层面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务工经历、务工渠道等），家庭层面因素（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抚养比等），村庄层面因素（村庄经济状况、村庄区位、村庄地形等）。一些影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基本达成了共识，如年龄、性别、村庄区位、地形、家庭劳动力人数等。譬如，现有多数文献指出男性、年龄较小者更倾向于外出打工[16-18]。相较于女性，男性务工者到规模层级较高城市务工的概率更高[15]。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大[19]。高更和等[4]和杨慧敏等[13]的研究也同样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选择就业空间时受到的家庭因素的牵绊就会越少，相应的就业空间的范围就会越大。现有文献大都认为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在村庄或周边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在获取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取得照顾家庭的某种平衡[13-14]。但一些影响因素，譬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则颇有争议。一些文献指出，学历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16][20-21]；而另一些文献则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当地从事非农工作[13][22]。此外，关于个体务工渠道对于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有文献指出通过熟人找工作更偏向远距离务工[11]，但也有文献指出务工渠道对就业空间选择无显著影响[15]。

综上，现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在细分非农就业空间的研究尚有较大分歧，很难据此判断城镇体系演化规律，亦不足为政府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提供充分依据。本文将基于最新的河南农村入户调研数据，针对现有研究的争议开展进一步研究，期望能澄清事实，为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扫除一些认知差误。

二、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中原发展研究院和河南省中原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组织的“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库中的“整村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由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具有丰富乡村调研经验的老师带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调研对象，通过入户调研的方式采集农户以及外出就业人员的相关信息。调查内容包括村庄信息、家庭信息和个体信息。“整村调查”项目自2017年开始，截至2021年已连续开展5年，调查涉及河南省18个省辖市（包括济源市）、79个村庄。具体调研村庄分布和各村调研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村庄分布与样本数量

“整村调查”项目共计调查家庭15305户、66810人。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的分布情况及影响因素，同时为便于与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对比，本文剔除了非劳动力年龄段②学生，以及就业信息不全、全年外出非农就业时间不足6个月的个体，得到了一个包含19642名个体的样本。

（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情况

为了全面了解河南省农村非农就业人员的流向，“整村调查”项目将就业地点划分为19种空间类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19 种空间类型的非农就业分布具体情况见表2。从整体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这与高更和等[4]、耿博[23]的研究结论颇为一致。具体来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呈现以下特征：

表2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分布情况

首先，外出务工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岗位的主要途径。基于调研数据，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的比重达78.86%，近八成农村劳动力是在本乡镇之外的空间从事非农工作。其中跨省务工者占所有外出务工者的比重达45.61%，其中三大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外省社会城市和外省省辖市占跨省务工者的比重达96.46%，即跨省务工者主要流向了外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或三大都市圈。

其次，本县县城和郑州市区是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空间。从外出务工者在省内就业空间分布看，37.95%流向了本县县城，25.32%流向了郑州市，19.03%流向本市市辖区，流向省内其他类型就业空间的劳动力比重相加占比为17.70%。

再次，务工者家庭所在乡镇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非农就业岗位。虽然前文指出河南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获取非农就业岗位，但调研数据显示，依然有21.15%的农村劳动力在本乡镇范围内获取了非农就业岗位，属于非流动务工者。

把就业空间划分为19种类型，便于厘清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状况，但这样划分过于冗杂，特别是不少就业空间占比不足2%。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流向该种类型就业空间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不大，另一方面在计量分析时也可能导致“异常值”对回归结论的干扰。此外，为便于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进行对比，本文在接下来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中，将把19种空间类型简化为本乡镇、本县县城、本市市区、郑州市区和省外5 类就业空间③，调整后的样本数为17901个。非农就业空间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按照调整后的就业空间分类，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分布随着就业空间规模层级的不断提升，仍然呈现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

表3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分布情况

三、河南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适用的计量模型是多值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借鉴邓曲恒[24]、李富强和王立勇[12]等文献，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就业空间Workplaceij，就业空间与上节的划分基本一致：本乡镇、本县县城、本市市区、郑州市区和外省。其中本乡镇在做MLogit回归时为参照组（参照方案），取值为0。本县县城、本市市区、郑州市区和外省依次取值1、2、3、4，并以此作为务工距离的考量。考虑到现有文献对于受教育程度和务工信息渠道对就业地点的影响尚有争议，本文回归分析时将着重关注Infoworkij（务工信息渠道）和Educationij（受教育程度）；控制变量Xij表示其他随个体i而变，不随务工地j而变的影响务工空间选择的因素，如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工作经验等）、家庭特征变量（家庭学龄儿童抚养比、家庭老人赡养比、家庭耕地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地形、区位等）。εij表示随机扰动项，i 代表个体，j代表空间（见表4）。

表4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分析

ⅡA 假定是Mlogit 模型适用的前提，本文以Small-Hsiao 的方法对样本数据的模型适用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数据满足ⅡA假设，具体结果见表5、6。具体如下：

表5 各项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

务工者受教育程度和务工信息渠道对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在现有实证研究中尚存争议。本文回归结果显示：随务工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选择在本乡镇和外省务工的概率均下降。具体为：务工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 年，其在本乡镇务工的概率下降0.4 个百分点，在外省务工的概率会下降1.7个百分点。而随务工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选择在本县、本市市区和郑州市区务工的概率均会提高，特别是到郑州市区务工的概率，务工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到郑州务工的概率将提高1.2个百分点。这表明河南省内的县城、省辖市特别是郑州市对于本省高学历农村劳动力有较强的吸引力。提升本省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河南不必过于担心人力资本流失。而务工渠道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熟人介绍工作，务工者将更偏向外省务工，而减少在本市和郑州务工的概率；通过政府组织就业，则更偏向在本市市区务工；此外，如果选择创业，其则更偏爱在本乡镇创业，而较低概率选择在外省创业。上述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其他因素对务工者就业空间的影响与现有研究和理论常识基本一致，具体为：

表6 Small-Hsiao检验结果

个体因素。相对于女性务工者，男性更偏爱远距离务工；随着务工者年龄增大，务工者在本乡镇务工的概率将提高，在外省和郑州等地务工的概率将下降。比较“奇怪”的一点是，随着务工者工作经验的积累，务工者远距离务工的概率（外省、郑州市、本市市区）均下降，在本乡镇、本县县城务工的概率将提高。导致该情况的原因或许和务工者年龄的原因类似，随着务工年龄的增大，其体力精力已无法适应较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也不易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谋得就业岗位，凭借自身的务工经验返乡务工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家庭因素。随着务工者家庭人口规模、劳动人数的增加，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将明显上升，留在本乡镇务工的概率将下降。这一点与现有理论和文献的结论颇为一致，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选择就业空间时受到家庭因素的牵绊越少，相应的就业空间就会越大。相对现有研究，本文进一步区分了赡养老人和抚养学龄儿童对务工者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并发现上述因素对务工者就业空间选择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具体为：当家庭需要抚养的学龄儿童数量增加时，务工者更倾向于本乡镇务工，并显著降低在外省务工的概率。而当家庭老人赡养任务增加时，务工者反而会降低在本乡镇务工的概率，显著增加到外省务工的概率。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或许源于学龄儿童更依赖父母的陪伴，为了更好地照看子女，务工者往往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地点务工。而家庭老人数量的增多反而导致务工者更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则可能源于：虽然官方和学界把年龄超过65岁的人定义为老人，但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少年龄超过65 岁的老人不仅身体不错，反而经常可以参与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并照看家庭的幼儿，这种情况反而使得务工者没有了后顾之忧，故更偏爱远距离务工。

村庄因素。本文以村内企业数量作为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其对务工者就业空间的选择也如现有多数文献的结论，即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务工者在本乡镇务工的概率越显著提升。相对于平原村庄，当村庄地形为丘陵或山地时，务工者更偏爱在本市市区或本县县城务工，跨省务工的概率将大幅度降低。本文以村庄到县城的通勤时间作为村庄区位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当村庄与县城的通勤时间每增加1 分钟，务工者到县城务工的概率将降低0.2 个百分点，而随着到县城通勤时间的增加，务工者到本市市区和郑州市区务工的概率将增加。这就意味着要吸引本县农村居民到本县县城务工，积极改善县城到各村庄的通勤条件，将有助于人口向本县县城集聚。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不同于现有文献更关注农村劳动力在区域或省际的流动趋势、规律或影响因素，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劳动力在细分就业空间的分布状况和流动趋势上，并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跨省流动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从整体看，78.86%的农村劳动力在本乡镇以外的空间获取非农就业岗位，外出务工者中45.61%通过跨省流动的方式获取非农就业岗位，其中96.46%以上的务工者流向了三大都市圈、外省省会城市和省辖市，其中三大都市圈吸纳了近一半的跨省务工者，仅有不足2%的跨省务工者到外省县或以下区域务工。

其次，本县县城和郑州市区在吸纳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37.95%流向了本县县城，25.32%流向了郑州市。从整体看河南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而这恰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决定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全国的经济中心在三大都市圈，因此接近一半的跨省务工者前往三大都市圈。而河南与全国其他省份不同，河南经济活动主要分布于县域，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比重接近70%。因此，不难发现河南县域特别是县城是吸纳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空间。与之相反，除郑州以外的其他省辖市市辖区并未成为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地点。全部样本中有21.15%的农村劳动力在本乡镇获取非农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在本乡镇务工主要受到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自身年龄以及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等因素影响。

再次，通过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务工渠道会对就业空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社会网络务工会提高出省务工的概率。通过创业就业的劳动力更偏爱本乡镇和本县务工，较少选择距离家乡更远的地区；政府组织招聘会提高务工者在本市和郑州的务工概率。（2）教育对务工空间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本乡镇和省外务工的概率会降低，而在本县县城、本市市区和郑州市区务工的概率会提升。（3）减少村庄到县城或市区的通勤时间会提高村民到县城和市区务工概率。（4）相对于平原地区的村庄，丘陵和山地村庄的村民更偏爱在省内特别是本市务工，而较少选择省外务工。

（二）政策启示

1.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两大重要战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中应进一步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口流动趋势，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一是从本文样本可以看出人口向以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为代表的都市圈与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仍将长期持续，因此从国家层面应当继续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充分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研究出台促进流动劳动力举家迁徙的落户政策，增强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引领带动作用。二是就河南省而言，一方面要加大以郑州市域为核心的郑州都市圈建设力度，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预留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吸纳农村劳动力举家迁徙入户各种保障措施上积极探索，率先出台住房、就业、子女入学等保障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而言，应当增强县城在整个县域发展中的龙头地位，推动产业在县城聚集并向县域内重点乡镇甚至村落延伸，为各类就业和创业主体进入产业链条提供机会，带动整个县域发展，同时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一部分非农就业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县城完成人户合一的初级形态社会流动。三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当顺应人口流动趋势，优化调整面向现代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方案，引导农村人口向靠近县城或有一定经济基础等具备发展条件的乡村集中发展，确保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随人口流向供给，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针对性，杜绝乡村振兴建设中出现“广撒胡椒面”的现象。

2.破除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中的障碍

虽然我国不断破除要素自由流动中的障碍，但是由于长期二元分割的历史惯性，当下我国现实中仍存在部分限制农村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和现实约束。一是应进一步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政策，但常住人口在300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仍有较多落户要求，应引导其逐步放宽落户政策、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保障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充分自由的流动。二是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以常住人口为基数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探索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成本分摊机制，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规模，充分落实流动劳动力及随迁家庭成员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在就业地点平等地享受医疗、教育、社保等城镇公共服务，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跨区域结算范围，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基础上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文件，简化养老保险跨省转移程序。就河南省而言，可率先在郑州都市圈内部研究出台以上工作的推进办法。三是在确权的基础上深化宅基地和承包地改革。使这两块地与农民工的村庄户籍和村民身份脱钩，保证其户籍和身份离乡不影响其对存量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消除其进城落户可能导致这部分权益丧失的后顾之忧。四是针对农村劳动力建立完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更有针对性地推送就业信息，提高就业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3.提升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力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下、缺乏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等问题，因此，从整体而言，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力，必须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其中的工作重点在于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应当确保河南省农村人口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一是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部分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力度，进一步深化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二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分配应根据生源需要合理分配。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家庭对于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愈发强烈，愿意投入较高的成本送孩子进城接受教育，因此出现了大量农村学校“招生难”和县城等区域“大班额”现象并存的问题，因此不能一味地强调将教育资源直接投入农村地区，应当顺应生源演变的规律，在县城和部分重点乡镇建设更多的寄宿制学校。三是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应当根据就业市场的需要和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并适当提供补贴以鼓励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避免其因短视不愿付出成本接受相关培训的现象发生。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本文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即15岁到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

③以上五类就业空间划分按照就业地点的城市规模层级依次递增，其中“本乡镇”指样本家庭所在的乡镇范围之内，“本县县城”指样本家庭所在的县（市）县城，“本市市区”指样本家庭所在的省辖市市区（不含郑州），“郑州市区”即郑州市市辖区，“外省”指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都市圈，外省省会城市和省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