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杨晓培，张四化，肖 冉，黎 巧，万 云，岳 龙，袁晓丹，吴 颢，杨 洋，谢文浩，阮 征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 430014）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感染家猪和各种野猪（非洲野猪、欧洲野猪等）而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该病也是中国重点防范的一类动物疫情。2018 年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暴发以来，迅速扩散到全国，中国生猪产业受到冲击，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快速下降，生猪出栏价格一路走高，猪肉市场价格持续上涨，非洲猪瘟成为养猪业的第一难题。随着非洲猪瘟防控取得一定成效，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苗研发取得一定进展及社会对猪肉及其产品的需求热度不减，养殖场陆续启动了生猪复养的工作。

1 非洲猪瘟的发现和全球性传播

1921 年非洲猪瘟首次报道发现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1，2］，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内，非洲猪瘟只在在非洲流行，涉及35 个国家［3］。1957 年非洲猪瘟出现在葡萄牙，是非洲猪瘟病毒首次报道出现在非洲之外的国家。此后，从20 世纪5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基因Ⅰ型非洲猪瘟病毒迅速蔓延至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撒丁岛、马耳他、比利时和荷兰等欧洲、南美洲国家和地区［1，4，5］。1977 年，非洲猪瘟在俄罗斯首次报道［4］，20 世纪70 年代末，它又出现在巴西、古巴和加勒比群岛，美国大暴发出现在1980—1984年［6］。

2007 年，基因Ⅱ型非洲猪瘟出现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并继续在高加索地区传播，随后进入俄罗斯联邦和东欧，并持续传播［7］。2018 年，再次在欧洲比利时西北部的野猪身上检测到非洲猪瘟病毒，随后在波兰西部与德国相邻区域附近的野猪尸体中发现了非洲猪瘟［8］。2018 年8 月，非洲猪瘟首次报道传入中国，在国内造成严重影响，至2019 年9 月底，非洲猪瘟传至蒙古、越南、柬埔寨、朝鲜、老挝、缅甸、菲律宾、韩国。2018 年至2019 年9 月，非洲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卡堡、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均上报了疫情。

2 非洲猪瘟的病原学

非洲猪瘟病毒是非洲猪瘟病毒科非洲猪瘟病毒属的惟一成员［9］，也是已发现的惟一虫媒DNA 病毒，该病毒已发现24 个基因型，9 个血清型，外形似彩虹病毒，内质似痘病毒，兼具彩虹病毒和痘病毒部分特征［10］。ASFV 病毒粒子的直径260~300 nm，呈20 面体的对称结构，有囊膜，包含蛋白亚基30 000多个，可分为类核、核壳、内膜、衣壳和外模5 个组分。基因组为双股线状DNA［11］，如图1［12］，大小为170~190 kb。在猪体内非洲猪瘟病毒可在几种类型的细胞浆中，尤其是网状内皮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中复制。该病毒可在钝缘蜱中增殖，并使其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

3 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

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古老的病毒，距首次发现报道有约100 年的历史。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均可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可达100%。

3.1 传染源

ASFV 的自然宿主为野猪、家猪和节肢动钝缘蜱。非洲疣猪被认为是ASFV 的原始宿主，广泛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13］，带毒的钝缘蜱叮咬疣猪后将病毒传播给疣猪，其他钝绿蜱叮咬带毒猪后又被感染ASFV，形成蜱—猪—蜱—猪循环［14］。钝缘蜱可以长期带毒，带毒时间可长达数年之久。ASFV 在钝缘蜱上可以通过交配、卵源等多种途径传播［15］。蜱被认为是非洲猪瘟持续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猪对非洲猪瘟高度易感，猪群一旦感染，传播迅速，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发病猪和带毒猪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亚临床感染猪、慢性感染猪和康复猪由于具有排毒危险在非洲猪瘟的流行过程占有重要作用，同样是重点关注对象。此外，携带ASFV 的组织、血液、各种分泌物和排泄物都是非洲猪瘟的传染源［16］。未经处理的感染野猪尸体、未经正确销毁或掩埋的家猪尸体也会造成非洲猪瘟的传播和流行。带ASFV 的生肉或肉制品、加工废弃物以及被污染的工具、车辆、设备等均可成为传染源。

3.2 易感动物

ASFV 不感染人，也不感染猫、狗、牛、羊等动物，猪科动物是惟一易感的哺乳动物。ASFV 可以感染不同品种、年龄、性别的猪科动物，非洲疣猪感染后没有任何临床症状，而高度易感的家猪和欧洲野猪感染后常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3.3 传播途径

ASFV 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主要经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侵入猪体。已经发现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感染猪与易感猪之间的接触；食用感染猪的猪肉，主要为含ASFV 的猪肉制品或泔水；被感染ASFV 的蜱叮咬；接触含有ASFV 的血液、粪便、尿液、唾液等，以及接触污染了ASFV 的垫料、饲料、设备、衣服和靴子、交通工具等。

4 非洲猪瘟疫情下，国内养猪业现状

4.1 非洲猪瘟疫情导致中国生猪存栏大幅下降

中国作为世界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养殖量和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猪肉消费占全国肉类总消费60%。2018 年8 月，非洲猪瘟报道传入中国，为阻止非洲猪瘟的蔓延，全国已扑杀大量生猪，导致种猪存栏、育肥猪生产出栏大幅下降，数量达到十年来下浮的最大峰值。

4.2 国家鼓励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复养行动力不足

从2019 年开始，中央召开多次会议，出台一系列政策，全面部署全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虽出台了一系列稳价保供政策举措提供支持，但生猪养殖形势依然严峻。加上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养殖户复养行动力不足。

4.3 非洲猪瘟尚无有效疫苗用，防疫难度大

非洲猪瘟疫病在世界上流行了上百年，学者对该病进行了诸多研究。尽管历经上百年，研制出了一些非洲猪瘟疫苗产品，能诱导产生一定水平的抗体，但并不具备中和非洲猪瘟病毒的能力，无法达到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的目的。

5 国内生猪复养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国内较多的养殖场和养殖户尤其是家庭式养殖场和散养户，因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害怕引起较大的经济损失，在2018 年年底直接清场，后期也未复养，在多项支持复养政策出台后，仅有少部分养殖场和养殖户复养，但规模不大。复养意愿不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 种。

5.1 养殖成本提高，复养难度大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仔猪和能繁母猪市场供应少，价格高。养殖场绝大数是自繁自养，导致投入到市场中品种好的能繁母猪和仔猪非常少，价格也是居高不下。此外，饲料和运输成本也有所上升，导致整体的养殖成本较非洲猪瘟疫情前高较多，在不确定回报的前提下，大部分养殖场和养殖户抱着“赚不到钱还不如不养的”心态，对生猪复养的意愿不强，而少数着手复养的养殖场和养猪户也不敢大规模养殖。

5.2 对非洲猪瘟存有畏惧心理，复养信心不足

一是非洲猪瘟疫苗不出，没有复养定心丸。非洲猪瘟百年难控，又已在中国定殖，短期内根除已无可能。疫苗从临床到研制成功还有较长的时间，没有疫苗的保驾护航，复养可能再次遭受非洲猪瘟的打击，中小养殖户对此忧虑重重，信心不足；二是生猪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经过一轮猪价上涨到现在猪价下跌，不确定因素导致复养欲望不强。

5.3 资金融通难度大，复养阻力大

要恢复生猪生产，必须健全养殖场防疫消毒设施（如消毒池、消毒室、洗消场），全面提升生猪养殖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由于不少中小养殖户在疫情影响下损失惨重，有个别户甚至因此返贫。部分发病猪场资金、投入设施设备升级改造的能力不足。虽然民间资本对养猪业投入有所增加，但与养猪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银行等金融部门对养殖户的贷款门槛高，贷款手续繁杂，大多数养猪户苦于贷不到款，缺乏周转和发展资金，加上部分养殖户的防疫经费、环保补贴等政策支持没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猪生产的发展。而引进仔猪和母猪价格高，在缺少资金，银行贷款申请困难的前提下，复养补栏难上加难。

5.4 环保政策压力大，复养门槛高

环保已成为生猪养殖的必备条件，各地加大力度整治畜禽养殖，养殖场地建设必须经过“五级签字”。但是作为县、镇两级却很难完全按照规划要求及时划分好畜禽养殖区的范围；环保设备支出作为一次性投资，对于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型养殖户来说是巨大的资金压力，过高的环保成本成为一道难跨的门槛。

6 复养成功的经验

自2019 年国家大力鼓励生猪复养开始，各地也开展复养工作，虽然成功复养的案例不多，但仍可从中总结获取成功经验。

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影响，九江市生猪生产同全国形势基本一致，产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为响应国家鼓励生猪复产的号召，多措并举，大力推进生猪复产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政府出台文件确保政策落地。当地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非洲猪瘟防控长效机制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市委常委、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给各县（市、区）政府下达了生猪生产目标任务。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协调国土林业部门落实保障生猪产业发展用地，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加快生猪养殖项目环评审批，积极协调对接金融保险机构落实各项金融保险扶持生猪生产政策，确保各项扶持生猪生产政策落实落地。

二是举办专题培训班推进复产增养。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大力开展非洲猪瘟防控与生猪复产增养专题技术培训班，积极组织各地开展“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为生猪复养工作打下技术基础，用知识武装养殖场户，增强复养信心。

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力促复产增养。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对生猪生产进行积极扶持，严格执行生猪生产、动物防疫等机械设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让养殖场户大胆复养，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九江市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强技术培训、加大财政投入等措施，多措并举推动生猪稳产，为生猪复产保驾护航。

7 恢复生猪生产的建议

7.1 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调动生猪养殖积极性

一是优先解决用地问题。不盲目扩大各地区禁养和限养范围，合理安排用地规模，满足生猪养殖场产业发展和配套设施的用地需求，对大型标准化生猪养殖企业的猪舍和建设用地在年度用地计划中应予以优先支持。

二是着力解决疫情损失问题。进一步完善生猪疫病紧急处置补助救助机制，落实经费保障，对在疫病预防、控制、扑灭过程中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给予相应生产救助补贴。

三是解决资金约束问题，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四是解决养殖风险问题，落实能繁母猪和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拓展开发生猪价格保险险种。

五是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督促养猪场（户）、屠宰加工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7.2 推进养殖项目环评“放管服”改革，简化环评程序

一方面政府在养殖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上应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将环保补贴落实到位；一方面养殖户应选择更加科学的饲养方法和更加高效的环保设备，减少养殖过程中带来的污染。大力推进生猪产业环保设施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养殖、流通、防疫体系，积极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支持绿色养殖发展。

7.3 组建专业人才队伍，建立标准的复养风险评估体系

做好复养前的综合风险评估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生猪复养是系统的工程，复养过程中面对的风险点虽多但不同的场也是有规律可循，抓住共性点，建立标准的复养风险评估体系，能大大提高复养成功率。目前，对各场复养风险进行评估的均不是官方人员，政府亟须引进并组建专业人才队伍，为制定科学标准的复养风险评估体系奠定基础。尽快建立标准的复养风险评估体系，将复养失败率将至最低。

7.4 加强官方检测能力建设，打造金标准

复养之前对场内外环境的病原检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必不可少。在发病时，分子诊断技术能够为猪场的快速病原鉴定与解决方案提供重要依据。而流行病学调查是了解疾病发生经过，探索疾病发生原因的最有效的专业技术手段。不断加强官方检测能力，打造动物疫病检测行业的标准，成为行业的权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动物疫病防控官方机构就是防控非洲猪瘟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