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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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陈忠实一直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永远翻不过去的大山。有说他长篇小说《白鹿原》里的精彩细节和有趣人物的，也有说他脸上西北典型老农那纵横刀刻的皱纹的。还有从前电影《白鹿原》热映，又在全国继续热议《白鹿原》和陈忠实的话题。

我其实还不是老汉的朋友圈中心，但我自觉是他的忘年交，觉得有必要说说这个话题。我自觉得给街头巷尾热议的群众解不了疑惑，但也能添几分热闹。导演王全安的《白鹿原》不是作家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电影是有缺憾性的艺术，往往感觉各处都完美，但放映出来又能挑出一大堆瑕疵。但不管怎么说，你认为王全安为了捧火自己媳妇而不遗余力拍《白鹿原》电影也好，还是另有某种为达到自家事业高度的企图也罢，他毕竟传递了小说《白鹿原》的部分主题和内涵。实际上电影形象表现和小说叙述描写，本身就是传递各自魅力个性的一个载体，各有各的表现和艺术方式，就像瀑布和彩虹，激流飞泻的瀑布，成就了当空七彩灿烂的彩虹。电影本身是个充满缺憾的艺术，当你认为剪辑继承了最美好的镜头，但在首映后，就会发现另外无法预料的缺憾，让你不由得懊悔。

那些天，我在礼泉乡下朋友的住处，借助电子阅读，查看其他各种奖项和他的创作资料时，无意拐进一个网站，看了陈忠实的一些评论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白鹿原》就不用说了，给他和陕西文坛带来二三十年经久不衰的声誉。我很早前就仔细阅读了，这次在电影后和小说文本《百年孤独》一起拜读，并试着比较艺术结构的高低和合缝的切口。两种味道确实不相同，也各有千秋。

他的短篇小说以前看得少，在翻看他送的一本集子时，也就顺利阅读了起来。一些小说很是入味，让人割舍不下也有了这段文字。中篇小说《夭折》的叙述，讲述两个朋友在那种封闭和文化荒漠的政治年代，一个是“我”这个见证者，一个是叫慧畅的文学青年的遭遇，并概括出前后二十年中国时代。马洛大叔是一个偏执人物故事。陈忠实平铺直叙，毫无特色的叙述，丝毫看不出能成为中国文学大师的可能。好读的小说《舔碗》，我是最喜欢的，也是他长篇《白鹿原》黑娃的一个片段，这个小说是陈忠实的另类，是传统文化进化的细节，也能看出当初陈忠实在沙里淘金提炼得足斤足两。

我们在一个城市生活，因此我和陈忠实先生是比较熟悉的。在《白鹿原》风靡中国大地，成为民众街头热议话题时，我也主动在圈子里说上几句关于陈忠实的话题。有人说，现在在某个街道拐角，某个麻将场所，某个象棋摊前，某个闲人堆集的地方，三句话就蹦出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以前在陕西作家圈，都以为陈忠实是第一把交椅堂主，法宝是腋窝夹了他长篇《白鹿原》卷本，其次才是贾平凹携带《秦腔》《古炉》等坐二把交椅。

我主持一些文化活动时，也让人在陈老师那请他题词，讨得祝贺以便给自己的刊物贴些金。这些是白干的，没有丝毫的好处和费用。在印象里，陈忠实是热衷帮助人的，特别是有才华的和与文学有关的年轻人，甚至也被社会骗子利用过他的盛名和热心，让他耗去大量时间精力。陈忠实被人情和组织捆绑上台，不得不在精心准备讲稿中耗去一些创作和阅读时间。我也不得不这样猜想过，他后来的长篇大作难以成形，大概就是世俗干扰的缘故吧！

2

按年龄和阅历看，陈忠实先生是接近我的父辈的。在阴柔纤细灞河边世居的他，也属马。天马行空的马，自由腾飞的龙马精神。敬仰和崇拜是肯定的。但我没有追随过他，包括他的文学经验。我想另辟蹊径，给选择的新文学蹚出一条新道。这是我的志向，也是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想制造文学爆炸的新一代作家们的集体夙愿。他比我的父亲幸运，毕竟抓住了文学梦想，有了想象的翅膀和诉说的高音喇叭。我的父亲就是他在《夭折》小说里写的，因为不能写作被烧了书、折了笔后，整日红着眼在院子转来转去，发出中箭后野兽低沉痛苦哀怨的如泣如诉的声音。愤怒像世代在村旁滔滔渭河冲抵河岸的涛声。在渭河边居住的父亲，并没有像这条雄性的大河，人生和境界升腾起来。他借来隔壁弃之不用的木匠工具，一个人开板，凿卯，安装出硕大蜂箱，硕大并特别方正的木椅子，还有一些家常家具。个人和国家命运前途未卜的父亲时代，千千万万人在为家庭赡养老人和生养孩子的责任辗转难安。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社员。他是共和国成立后上学的，初中、高中，七岁丧父，和寡母一起生活，为早点解决家里困顿和吃饱饭，专意去本省农校上学。因为农校有农场，长个子的男孩肚皮老有千万饥饿怪兽撕裂着，肠胃不安宁。他家的成分不好，开始定中农、后升级到上中农，再后来被和家族对立的外姓人补定为地主。这些运动由初级到成熟，运作得就像人生的升迁。他由无忧无虑的孩子变成有家有口的男人，有孩子、丈夫、父亲等身份。

我因为在心底热爱过父亲，并用文学方式追寻自己思想初萌的动机。文学动机不是半世坎坷的杜工部，更不是傲才傲物确实才华盖天的李太白，说来说去，就是我跟从父亲学习了中医，并觉得更浓缩了父辈时代精华，才业余用起写处方的毛笔，为他画素描和用边线勾勒出某种写意。我难忘父亲和沉重的年代，也难忘我的基因奔腾在时代进化的那些痕迹。我有几部小说在上海的知名刊物《小说界》连续发表，杂志主编魏先生当时被小说里的人物所感动，竟然两次坐飞机亲自来陕西找我，也约上他的老朋友陈忠实先生，让我们关系对接，并希望当地作协宣传和照顾我的写作环境。他是陈忠实先生获奖小说《康家院子》的责任编辑。

或者我的小说故事，就是续接了陈忠实先生写的人物慧畅，被我再续接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视角见证演绎了农村户籍没有生活保障的父亲，为养家糊口，出门在经济初潮时代挣钱养家。我的小说还是晚了，并没有在阅读民众中达到轰动效果。而且刊物很快也转了方向，不再关注这类社会题材。但我很坚定，在写作方向上不掉头，更是奋力地寻找鲜有人听闻的有价值材料。我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我家在渭河边，也知道世事轮回的天机。对于机遇，它会等着等你转来。就像生意人的扎庄的生意，也是玩钓的台钓，稳坐的台子。变化的只是我们的艺术方式，不断地在换饵子，不断地续窝子，等着掉头徘徊的大鱼咬钩。

酒桌上陈忠实作东，上海朋友魏心宏先生气宇轩昂，坐主宾位，我和出版局的朋友在下首陪着，席间有省作协的邢小利，音乐学院仵教授。文质彬彬的仵教授，也久闻大名的。潜心做学问，低调为人，小利兄认识早，我疏懒时去作协，那时他青丝飘逸，偏着梳，也是俊美面目，那天却主动头发剃掉，不知道十几年的心经历了什么境遇，看透了什么世俗，割掉了洋楼头的顶戴。在华灯光线下，还能看见有华发白茬。

在南郊西安美院的隔壁，有陕北女人开的荞麦园饭店，消费并不高，是杂粮小吃为主，不会有鱿鱼海参类主菜。我知道陈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一个是特色，另一个距离他二府庄的书房近些，迎送客人方便些。老板和陈忠实先生很熟，陈先生让服务员将老板请来，女老板一见陈老师就兴奋，并因为陈先生让给他的朋友一一敬酒，各种祝愿的话说完。然后请一对男女演员，清唱了陕北酸曲《岩畔上开花》和《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和《毛眼眼》等。说真的，我对方言歌根本没有听懂，其中细妙的味道也就无法体验了。

陈忠实在桌上撑着胳膊，嘴上吧嗒着黑黝黝的劣质雪茄，胳膊肘露出了鸡子大的破洞，这是伏案职业特征。我毛衣胳膊上也有，缘由是忙乱的工作生活没人照顾，才让我羞于在包房里脱掉大衣。陈先生是不拘小节的文豪风范，就像李白醉酒，杜工部跌马，丝毫不为人耻笑。女老板眼尖，笑他舍不得花钱换新衣服。一般关系很熟的人才敢说，另一个是女人，在男人面前撒娇做作也能说。陈忠实先生会打趣说笑，说自己不穷，富裕得各式毛衣好几件，在搬家打包了，嫌麻烦就随便穿了一件旧的走来的。席间他自信超脱，方言醇厚自然，让我出生此地却南北行走勾带坏了语言的西安人很惭愧。他说话方正浑厚，犹大器混声，共鸣让别人的语言显得纤细病态。大瓮洪钟，发自丹田之气，显得他是厚道人，心有底气。我和另一个朋友作陪，席间都是写小说的人。我好多年不交际，面冷心凉，也很少陪客吃饭。不会给人敬酒，你不会敬人，场面的人不让你冷场。酒过三巡，大家也就自然了。姜是老的辣，七十岁的老姜最懂世故，话语里三两下，知道明天我没有车送朋友，要用他的车送贵客和老朋友，让司机明天按时去送，交代疏懒的我亲自到机场。他礼节上的细致周密，是和做过多年公社副书记、副文化馆馆长、副文化局局长的经历分不开的。因为副职是给正职搭台子的，少不了绿叶衬红花。他人也好，后来我遇到一些文化上的琐事，也要麻烦他一下，都能得到不厌其烦的细致帮助。所以电视报纸上，每遇到他的消息，我都注目观看，好事坏事要发个短信，好事祝贺一下，不好的事，为他鸣不平。老友一样，虽不见面，但电波往来，一直增加忘年的交情。

3

2012年2月份，第62届柏林电影节开幕，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成为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在出征柏林前，西安就放映了一场导演版《白鹿原》。多方人士提前观影，后指出此片内涵厚重，话题极具争议性，很可能会为中国电影留下一部能写进历史的作品。但遗憾只获得了摄影银熊奖。我祝贺他时，说电影没有获金熊奖，并不影响小说在中国和国际读者心中的地位。老人在电话里还在担忧影视公司投资收不回成本。

这几年里，因为一直好小说的缺乏，陈忠实的《白鹿原》一直是文化热点。被北京人艺改编成话剧，被首都师大改编成音乐交响舞剧，后来电视连续剧也在筹备中。曾被他称为“搁在棺材垫枕头”的《白鹿原》发表时，他五十岁。陕西男人在五十岁时才称老汉，成此书的陈忠实已经是老汉了。《白鹿原》在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影响由文学界进入社会，还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当代文学唯一入选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品质上，《白鹿原》完成了经典化、大众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学创作上，《白鹿原》成为一种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销量过了两百万册。他以为这是最好的回报和最高奖励。作家通过作品完成对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得到读者广泛认可才引发那种呼应，也就肯定了一部作品存在的价值，肯定了作家思考和劳动的意义。但作家不能只写一本书，他当时说自己还想继续写长篇小说。

《白鹿原》写的20世纪前50年，刚写完时，他心里就有一种欲望，把后50年的乡村也写成长篇小说。但他在写此长篇小说后，思想提升到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灵魂激荡不安的体验，才会激起另一种表述的强烈欲望，也扬起艺术表现的新形式。可惜，他至今未能获得。这是他不幸的症结。《白鹿原》的幸运也导致后来的不幸。正是缺失这种独特的体验，他再没有写新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他怕凭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会使读者失望，也挫伤自己。在阅读他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就不难明白这这其中的原因。在《白鹿原》之前，他的全部中短篇小说在思想和精神上，没有提高到这个度上，也就是写的“当下”生活，让陈忠实几乎到了文学自信的低谷，直到《白鹿原》小说横空出世，才把那些贫气和低俗甩脱得一干二净。新时期中短篇《作家和他的弟弟》《李十三推磨》等小说，叙述文笔幽默风趣，语言清冽老辣，似乎越来越劲道，可惜篇幅都不敌《白鹿原》，厚重和宽广也不如。不得不说很遗憾。

对于这个时代，另一位大作家贾平凹总结，说，这是大河走泥时代，各种汹涌纠缠泥沙矛盾地裹在一起，假如不能出现伟大文学作品，那就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

在崇拜文学的人心里，包括陕西，一直是高看文学，尤其认为艺术形态上高于一切。陈忠实却会知道文学在中国，什么时候都不是中心。盛唐诗歌很盛行，但处于王朝社会中心的仍然是政治、政权、经济和军事。在世界上或富或贫的国家，都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主体中心。小说和诗歌在任何国家都挤不到中心。他记忆里，半个世纪前人还普遍在饿肚子，有粮本的人拿着吃不到月底的粮票过日子，全国找不到几个欣赏小说名著和吟诵诗歌的男女。

陈忠实曾经私下对我认真说过：文学是健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且有重要精神内涵的东西，但绝对不是中心。这是他对文学地位的评析和判断，让你不得不承认他是智者。也因为认为他是智者，仍在当时期待他在盛名之下的古稀年，能给波澜不惊的当下文学境遇创作新的长篇小说，制造出中国乃至世界爆炸的新文学景象。但他却撒手再不提笔，也再不言语小说了。

无意翻出了旧文，发现从未公开发表，当时只是为悼之，念之。

重读一遍，觉得老汉以前斩钉截铁的语调，劣质呛人的雪茄烟火，包括音容，还如生前对面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