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亭， 张旺虎， 熊 颖， 刘泽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 言

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也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经常被割裂开来，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弊病影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步入转轨期，原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正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特别是面对国内外日益严峻的形势，坚持生态优先，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有效扩大了传统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而且基于数字技术实现交易便捷化，极大地满足了各类群体的需求。为充分满足居民个性化和专业化的需求，新型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大量涌现，提供的服务也趋向于多元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且不充分的典型特征，在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较为滞后，且“数字鸿沟”问题较为严重。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亟待学术界展开深入分析以寻求解决路径，以期为政府部门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进步成为工作重点，因此需要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数字普惠金融以及衍生出的新业态现已成为“十四五”期间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是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合现有研究，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驱动绿色发展还缺乏直接有效的证据，背后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利用宏观数据测算了绿色发展指数以衡量绿色发展水平，从而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现有研究视角，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亦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新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正充分依托新技术的优势，既提供了多样化产品，又便利了服务流程，已经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主线。本文旨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通过梳理主要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出发探究其特征及溢出效应；其二是关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评价指标；其三则是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1.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及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区别于传统普惠金融的显著优势，不仅极大地缓解了金融排斥等问题，而且基于金融科技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很好地支持了金融服务相对不足的群体。杨伟明等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可以促使交易便利化，相较于传统金融，安全系数更高[1]。综合已有文献，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诸多显著优势。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增加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供给，进而减缓贫困[2]；并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3]，在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也有突出作用[4]。而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弥补资金缺口进而促进创业[5]，在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6]。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点，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并且存在着服务不均衡、可持续性不足以及“数字鸿沟”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学术界展开深入研究以探索解决方法。

2.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评价指标

“绿色发展”作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我国绿色转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推动绿色发展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路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内涵研究十分细致，“绿色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强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7]。朱东波对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刻解读，指出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贡献[8]。有学者发现，从制度层面来看，低碳城市建设[9]、区域政策的有效实施[10]和教育水平的提升[11]均有助于推动地方的绿色发展；从市场层面来看，技术创新[12]、产业结构升级[13]、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14]对于绿色发展也有积极影响。

关于如何评价绿色发展水平，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在指标选取方面，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结合实际研究进行调整并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5]；另一类则是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自主构建评价框架[16]。在评价方法方面，主要是基于全局超效率EBM模型[17]、网络SBM模型[18]、DPSIR模型[19]等展开分析。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演化，绿色发展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评价指标体系也趋向于多元化。

3.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尚有不足，不过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间接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是具有相关关系。惠献波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和缓解资源错配，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颇为有利的[20]。田云等则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降低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有助于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1]，另有学者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22]。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基础优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经济产生影响，间接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整体上，关于直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影响的文献还较为欠缺，特别是从绿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还未见。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制度框架和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并且服务的对象多倾向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有待提升，从而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结合当前中国不平衡且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区域发展存在明显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针对现实情况，本研究以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1)由于数据缺失，样本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深化对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发展的综合认识，亦可为地方政府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三、理论机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充分体现了公平与包容的理念，极大地缓解了金融排斥等问题，而且借助金融科技，在充分降低传统金融的服务门槛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因此，可以将其影响绿色发展的路径分为两类：一是发挥了创新驱动效应，即通过绿色创新这一路径促使经济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绿色发展；二是发挥了要素优化效应，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通过推动要素市场化从而驱动绿色发展。

1.创新驱动效应——绿色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创新驱动效应，优化经济系统的运作方式，进而提高其运行效率。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极大降低交易的成本[23]，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后，将有助于调整和优化现有经济结构，从而推动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创新效率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通过提高生产组织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内部优化，进而实现绿色转型升级[24]。在宏观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激发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在推动绿色发展和协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微观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有效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推动企业创新升级[25]，还可以激发企业的经营信心和创新潜力，促使其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通过技术升级淘汰落后、高污染的生产设施。

2.要素优化效应——要素市场化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要素优化效应，实现价值创造，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衍生出全新的经济形态[26]。其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7]，因此可以促使经济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转变，进而推动绿色发展。其二，数字普惠金融致力于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因此能够通过减贫效应充分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28]，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其三，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衍生出的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也在蓬勃发展，有效地优化了企业的生产运作过程，因此可以充分减少生产的负外部性[29]，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创新驱动效应推动绿色创新，并通过要素优化效应促进要素市场化，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具体如图1所示。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绿色创新和推动要素市场化，进而对绿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图1 理论机制分析

四、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参考了现有研究的主要思路，建立的基本模型如式(1)所示：

gdiit=α0+α1ifiit+α2gdpit+α3isit+α4fdiit+α5urit+α6gsit+α7eduit+μi+νt+εit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gdi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绿色发展水平；ifi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gdp、is、fdi、ur、edu 均为控制变量，分别用于度量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持程度和教育水平；μi用于控制地区固定效应，νt用于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扰动项。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指数(gdi)。本研究以2016年版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为基础，利用熵值法测算了绿色发展指数，将其作为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标体系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共同制定，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具体如表1所列。

表1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ifi)。鉴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目前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经过全盘考虑，本文以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100后的数值来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

(3)中介变量 根据理论机制分析，为从实证角度进行检验，本文选取了两个中介变量：一是绿色创新(gi)，综合比较相关文献，本研究采用各地区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表示；二是要素市场化(fm)，根据王小鲁和樊纲等共同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市场化指数来进行衡量，并采用线性拟合近似得到2017-2019年的数据。

(4)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影响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进而作用于绿色发展；本研究使用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进行度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现有学者已经发现FDI会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东道国企业可以借鉴和吸收，进而提升生产效率，更能通过竞争机制促使东道国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30]，这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十分有利；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城镇化率(ur)，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方面为推动绿色发展带来人力和物质资本，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发挥规模优势；本文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除以当地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表示。政府支持程度(gs)，政府财政支出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特别是当财政支出呈现低效率状态时会引发资源的浪费，是影响绿色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以各地区政府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反映。教育水平(edu)，从微观层面来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的文明素养，因此提升教育水平至关重要，故教育水平也是影响绿色发展的重要变量；本研究用各地区教育支出与地区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衡量。

3.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并根据2016年版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历年各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指数(鉴于数据可得性，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主要数据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级统计年鉴中获取，部分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发展非均衡特征明显。

表2 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具有“宽且短”的特点，综合计量经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合。为了充分比较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也基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将绿色发展的六个维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具体影响路径。回归估计结果可参见表3(1)～(7)列，易发现估计系数均为正，仅当被解释变量为环境治理时，估计系数不显著。由此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优化资源利用、提升环境质量、加强生态保护、改善增长质量和促进绿色生活，进而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表3 基准回归

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分析

(1)分维度检验 鉴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涵盖三个一级维度，分别是数字金融覆盖广度(ifi1)、使用深度(ifi2)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ifi3)。本文基于三个维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1)～(3)列。结果显示，三个维度均能显著提升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估计系数的综合比较，可以看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ifi1)对于驱动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突出，即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因此各地区需要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充分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服务供给。与此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向公众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不断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此外，还需大力发展关键数字技术，以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表4 分维度回归结果

续表

(2)分地区检验 囿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且不充分的发展现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样本数据的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三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根据表5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东、中、西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根据估计系数的数值大小可知，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更显著，这是由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能发挥其溢出效应，从而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表5 分地区回归结果

3.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1)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创新效率，更通过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推动绿色发展。为加深对理论机制的认识，本文从实证角度探究可能的作用机制，以解释数字普惠金融是如何驱动绿色发展的。具体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所列，不难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创新和推动要素市场化，这与现有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

表6 机制分析检验结果

续表

(2)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发展的机制路径，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ifi)和中介变量(绿色创新、要素市场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Bootstrap检验(抽样500次)，说明存在以绿色创新和要素市场化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充分依托数字技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推动要素市场化，实现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表7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4.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 现有研究表明，影响绿色发展因素众多，而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尽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不可能囊括影响绿色发展的全部因素。因此，可能存在由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充分借鉴了易行健和周利[31]的研究方法，采用滞后一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ifi)与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阶差分(D.ifi)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IVifi)。因为任一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变化趋势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该工具变量可以视为是外生有效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中(1)列所示。显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因此，在将内生性问题纳入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依旧显著，客观上也证明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2)剔除直辖市、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结合研究主题和样本数据特征，本研究的稳健性检验还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展开：其一，由于四大直辖市的特殊性，所以剔除了其相关数据；其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钱海章等[32]的研究思路，对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其对数值(lnifi)，以度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于上述两种方法展开细致分析，具体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8(2)～(3)列。明显可以看出，再次估计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综上可以认为，模型设定是基本合理的，研究结果也是稳健可靠的。

表8 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并利用熵值法测算绿色发展指数以衡量绿色发展水平，进而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发展的作用，并进行了相关稳健性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其他两个维度更明显。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此外，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创新和推动要素市场化，进而对绿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政策建议

(1)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更高水平发展 针对当前金融发展现状，存在成本高和效率低等问题，而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破除困境。因此，应积极促进金融科技创新，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以更高水平的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进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通过积极发展先进技术、优化运作流程等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精准地服务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金融科技，通过健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和服务成本，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可得性，同时创新升级现有的服务渠道，进一步延伸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深度和服务广度。

(2)建立健全监管体系，防范化解各类可能性风险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如火如荼，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本质仍然是金融，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风险，譬如在资金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均存在重大隐患。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诸如外部欺诈等风险问题，须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显著优势。在此过程中，还需进一步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增强需求者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目标性。通过全面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稳步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绿色发展。

(3)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绿色发展现已成为全球共识，而研究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故可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为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贡献力量。首先，政府需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绿色发展经济体系，并加大科技资本投入和出台相关制度政策，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其次，区域、行业方面应完善规范和标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最后，企业应充分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优惠扶持政策，全面促进技术创新，并不断去芜存菁，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