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钰，赵亚南

（沈阳大学，沈阳 11004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未来的一项重要规划。数字经济已经代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化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数字贸易时代正加速到来。

一、数字贸易的内涵演进

（一）数字贸易早期内涵

从早期对数字贸易的定义来看，数字贸易被定义为与电子商务相类似的概念。在世贸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中，电子商务被定义为通过电子方式生产、销售或交付货物与服务，这就是早期的数字贸易的概念（1998）。数字贸易被认为是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新型贸易形式，可以说电子商务的高级形态是数字贸易。有关于电子商务的定义最早由IBM公司提出，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进行交易前的沟通和协商，交易过程中以及交易完成之后的互动和支持这些过程的电子通讯技术支持就是电子商务（Popescu，2007）。

（二）国外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

对数字贸易概念的密集讨论阶段，主要分为国外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和国内对数字贸易的概念研究两部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2013 年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第一次报告，给数字贸易首次下定义，定义为“通过有线和无线数字网络传输产品或服务，分为国内的数字贸易和国际的数字贸易”。2014 年美国进行了第二次报告，在这次报告中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了补充和延伸，2017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一步丰富了数字贸易的内涵，同时将数据流和实现智能制造的服务以及相关的平台也纳入数字贸易范畴。

（三）国内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研究

我国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大概是从2011 年开始增加，根据中国知网论文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增幅最快的是2020 年。我国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虽然不是最早的，但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为世界上的数字贸易研究贡献了中国力量。

国内外最早有关数字贸易的概念说明是在2011年，熊励将数字贸易概括为以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依托，为供求双方提供互动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以数字化的信息作为贸易标的的一种贸易方式。李忠民（2014）认为，数字贸易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移动互联化的产物，代表了一种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机制。数字贸易不仅是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也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业态。马述忠、潘钢健（2018）认为，数字贸易通过有效地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实体商品、数字化产品以及数字化的知识和服务的精确交换。数字贸易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目标。刘洪愧（2020）认为，早期的数字贸易更多强调的是数字产品以及相关服务，但是并没有将有形的货物纳入贸易标的中，这样的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而近年来的研究拓展了数字贸易的定义，仅仅强调互联网和数字通讯技术等在贸易中的应用，使其内涵更加完善且符合实际。

二、有关数字贸易的应用研究

（一）数字贸易的国别研究

美国在数字贸易学术方面的成就和实际的发展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除美式模板之外，欧洲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也很高，规模不断扩大。欧盟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欧洲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欧式模板。欧洲在数据本地化的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欧盟实施数据本地化措施，提倡保障隐私；而美国则反对数字本地化，强调贸易自由（段平方、候淑娟，2019）。但是欧式模板相对于美式模板来说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还有一定的差距，现阶段仍处于不断完善其规则和框架的过程中（蓝庆新、窦凯，2019）。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还处于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的数字贸易规则也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国内学者对国际上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总结，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数字贸易发展现实，提出了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徐金海、周蓉蓉，2019）。在中式模板中，中国也应该充分发挥在跨境贸易、贸易顺差方面的优势，在概念上认清数字贸易的重要性，积极发展并克服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

（二）数字贸易壁垒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市场自由度等要求比较高，而现阶段各国的相关法规政策难以完全符合数字贸易的发展要求，因此存在数字贸易壁垒（陈维涛、朱柿颖，2019）。Meltzer（2019）认为，数据本地化会增加数字贸易的成本，主要是增加了访问和使用数据的成本，这样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是不利的。同时有一部分学者对全球各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数据本地化的政策展开了研究，Nigel Cory（2017）梳理并分析了巴西、法国等地的数据本地化政策，将数据系统化的整理分类，主要有金融、税务、政府、个人等类型，可以直观明确地横向比较各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数据本地化政策，以及各国的数据本地化政策存在什么区别。

对比中美数字贸易壁垒的不同，美国重点关注跨境壁垒，中国更关心海关和边境壁垒，特别是货物贸易便利化问题。美国的做法对发达国家成员更有吸引力，而中国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更容易接受（Henry S.GAO，2018）。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而言，还存在着监管壁垒，数字贸易也受制于管理传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规则，并与之紧密相连，因此现有的监管壁垒可能会间接影响数字贸易（López González，2018）。

（三）数字贸易规则的探讨

刘毅群（2020）认为，美国对数字贸易的主张是：数据自由，保障数字贸易有一个自由和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欧盟比美国更强调数据保护和隐私安全，为数字贸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应积极吸取美国和欧洲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合理之处，同时结合自身特点，进一步完善本国的数据安全、公平竞争的法规等，更快地发展数字贸易。陈靓（2015）认为，我国应多参与到多平台的贸易谈判中，并结合国内的产业实际情况，提出对中国更有利的数字产品的定义。中国目前在制定数字贸易的相关规则方面依然缺乏主导话语权，但掌握数字贸易话语权、积极主动提出符合中国利益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李墨丝（2017）认为由于WTO 在电子商务方面的规则并不完善，因此很多国家在进行贸易协定时转向了特惠贸易协定。TPP、TTIP 和TISA 三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和谈判一直存在。汪晓文（2020）认为，我国应为建立更完善、更规范的数字贸易规则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也要积极对外开放，不仅要保证隐私和数据安全，也要做到贸易自由，增强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的数字贸易。

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积极推动构建多边框架的数字贸易规则是非常重要的。

三、理论研究以及实证研究方法

国外在21 世纪初期就有数字贸易的相关理论研究，早期的数字贸易主要是围绕数字产品的交易展开的，因此在梳理数字贸易的理论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数字产品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李轩、李珮萍（2020）认为，数字产品是数字贸易的载体，由于数字经济飞快发展起来，各国的数字产品种类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给数字贸易的产生以及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国的传统跨境贸易是在数字产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逐步转为数字贸易的，因此在界定数字贸易的概念时，主要从数字产品的角度入手展开研究。刘洪愧（2020）认为，早期的数字贸易更多的强调的是数字产品以及相关服务，但是并没有将有形的货物纳入贸易标的中，这样的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而近年来的研究拓展了数字贸易的定义，仅仅强调互联网和数字通讯技术等在贸易中的应用，使其内涵变得更加完善且符合实际。但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理论研究仍处于研究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目前大多是定性分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着手于定量的实证分析，在传统的范式研究之外，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测算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要素等主题。蓝庆新、窦凯（2019）选用了波特钻石模型，通过选择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有关因素，构建出数字贸易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从而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技术、人才、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最有利的要素。李保民、朱飒（2020）通过VAR 模型以中国的数字贸易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得出数字贸易会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结论。陈红娜（2020）基于交易成本视角，运用引力模型分析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目前来看，定量分析实证分析可能会成为未来研究数字贸易的重要分析手段。

四、结论与展望

“数字贸易”这一概念自提出起，一直处于不断的完善和修改之中。虽然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学者以及机构对数字贸易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数据流动的限制程度以及数字化的进程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对数字贸易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数字贸易想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需要国际化的统一定义，否则会由于概念认定上的不一致，阻碍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因此，一个标准的、统一认可的数字贸易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数字贸易概念统一化的研究也将成为今后的重点探讨方向。

由于疫情的影响，传统的贸易形势受到了很大冲击，更多的贸易转为线上，在跨境贸易这方面，数字贸易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充分运用了数字贸易的渠道向世界各国运送物资，为国际上有序复工复产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国内来说，我国的数字贸易应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形成数字贸易试验区，在新时期，形成数字贸易的新模式、新方案。对于外部而言，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如“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数字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并给予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合作。我们应该明确：传统的国际贸易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只有与时俱进，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并给予政策支持，才能更快地使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