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泉

下午3点，北京西郊的二七厂，两栋居民楼中间的停车棚里准时传出了“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这里隐藏着一间简陋的健身房，由一群二七厂退休大爷自筹资金，租了半个停车棚改建而成。一进门，十几位大爷有的举着杠铃卧推，有的卖力蹬着自行车，汗水沿脊背流下……

北京二七机车厂曾是中国铁路机车的专业生产厂，也是举世闻名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这些大爷曾是时代的骄子，年轻时进入国营工厂，造火车，造通信设备，是当年姑娘们最爱嫁的“香饽饽”，又在改革的浪潮中遭遇下岗、买断工龄，搁浅在沙滩上，渐渐老去。

在这间简陋的车棚里，他们似乎又找到了过往的青春，合力维系着一个过往时代的乌托邦，凭着日渐丰硕的肌肉，他们再次成为自己的王。

车棚北墙上，挂着一把约3米长的大刀，灰色月牙刀片有些锈了，但仍闪着钝光，和这些执意要让晚辈叫“大哥”的大爷一样，强调自己“不老”。

车棚健身房的诞生

这个健身房已经存活近四十年了。健身房创始人张威是二七厂的体育健将，曾在1956年北京市第一届工人越野赛和北京市第一届环城赛中夺冠。1984年，张威创建了这个健身房，很多工人由此开始了健身。

健身房里充斥着上世纪国营厂里浓厚的集体生活气息。门口没有门牌，没有标志，进门才能看到“二七健身俱乐部”的牌匾。屋里竖着一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红牌子，墙上贴着健美明星海报和健美杂志彩页，桌上堆着茶缸子、保温杯、收音机等物件，四周各种老旧的健身器材散发着淡淡的铁锈味。健身房里还挂着一把45公斤的大刀，是张威当年跑步锻炼时用的配重，健身房多次搬家迁移，这把大刀一直保存着，现在成了健身房的精神象征。

63岁的徐伟曾是二七厂的钳工，2014年师傅张威去世后，成了健身房的管理者。他从厂里出来后，当过保安、开过服装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和妻子的服装店倒闭了。如今，他每天都会帮妻子把囤积的服装运到二七厂公园门口摆摊出售。

徐伟努力维持着这个健身房。健身俱乐部目前有41个会员，信息都登记在一本内页发黄的练习册上，只登记名字、钱数和交款日期。什么时候该交钱了，全靠自觉，徐伟也不会催。会费每年三百，主要用来交车棚的租金；80岁以上以及对健身房有重大贡献的人不用交钱——比如封汝祥，当初他用自己的车帮健身房运了器材。

健身房因为国营企业的没落也几经易址，如今落脚到了这个简陋的车棚里。但不管搬到哪里，大爷们就跟到哪里。几年前，封汝祥的儿子给他办过一家商业健身房的卡，年费2000多元，但老头子不愿去，“老哥们儿才能聊得来，之前都是厂里的，能理解彼此。”

“这里是平等的。”刘鸿滔说，“谁健身好，谁就受到尊重，大家羡慕你，崇拜你，没有贫富贵贱。”

临近年关，大爷们会到饭馆聚餐。围坐圆桌，没有所谓的主位。手机摆在转动的圆盘上，绕到谁面前，谁就送其他老哥们一句吉祥话，“祝哥儿几个，年年有今天！”“身体越来越旺！”“拿他几个冠军！”“好！”

大爷们的荣光

大爷口中的“拿冠军”是动真格的。

2019年6月，徐伟、封汝祥等四位大爷代表二七健身俱乐部参加了第37届北京市健美锦标赛，因为年龄超过60岁，他们被分到了元老组。

那天正午太阳最猛时，几个老哥们穿上健美短裤，坐上红色小面包，刘鸿滔载着他们，一路奔驰上五环，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到了现场，看着满屋子年轻的肉体，老哥儿几个有些紧张。“别怂哈”，他们互相鼓劲儿，“这么大年纪了，有啥可寒碜的。”

在灯光璀璨的背景板前，他们架起手臂，展示健硕的肱二头肌。“参赛选手是六十岁、六十五岁和七十岁。”主持人强调，“他们能够保持体魄参加比赛，就是我们健美运动的最高追求。”

比赛结束后，徐伟特意发了条朋友圈：“时隔七年零十天，终于圆了冠军梦。”

七年前，早已下岗多时的徐伟辞去保安工作，参加了一次北京市健美比赛。妻子当时反对，“她不懂这点儿念想。”徐伟说，“我就想证明自己，看自己行不行。”那次他获得了第三名。

未满60岁的刘鸿滔没有参赛，他在台下举着望远镜看着老哥们儿，回想起自己的高光时刻。1990年，22岁的他获得了北京市“艺海杯”健美比赛第六名。厂里奖励6块钱，他全买了糖分给厂里和健身房的哥们，走在厂里，“头上有光芒”。他还上过1992年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当时距离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还有82天，中国也想申办奥运，北京工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决心书，配了张照片，刘鸿滔代表二七机车厂，高举火炬，照片下方写着“二七工人心向奥运”。这张报纸一直留在他的家中，谁也不敢动，“怕翻碎了”。他期待着自己哪天也能和徐伟他们一样，再次站上比赛台，“一个人，灯照着”。

健身房里的杠铃、哑铃、支架等，大多是用工厂废料自制的

大爷们的生死观

在车棚健身房，一切美好事物的归因都是健身。“看那老师傅，之前心梗，健身后也不疼了。”“健身后，爬五层楼也不喘”，就连健身伙伴的离世，都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不是因为健身，得早走五年”。

可大爷们也知道，宝刀老了，就像刀片上几道生锈的划痕，不能对抗衰老和死亡。最早老去的，是他们师傅张威。2014年时，86岁的老爷子得了膀胱癌，一开始还挂着尿袋到健身房转转，后来次数越来越少。走之前，把大刀和健身房交给了徐伟。

最近是63岁的大宝。徐伟说，大宝每天都在二七公园走两万步，微信运动上显示，去世的当天正走到19055步，“突然倒了，没了”。

经历了身边人老去的千姿百态后，他们认为，死，也有不同死法。

封汝祥的母亲92岁了，过去的十几年间，老太太髋关节都换了，行动只能靠人抱，房里都是尿骚味。

“我绝对不要这样活。”封汝祥用尽全力活到母亲的反面，每天踢足球、冬天到永定河游野泳，到车棚健身房健身。他努力把一套生死观传递给儿子：“要站着死，不能躺着死；要猝死，不能吃药死；要在外面死，不能在家里死。”

封汝祥想好了，死后“骨灰捏成小球，用弹弓射向足球场”。徐伟则另有打算：“海葬不花钱多好，管它什么海，北海也行。”

曾经国营厂包办生老病死的时代过去了，如今，养老、看病、请人照顾，都得靠自己。“为啥健身啊？就是为了能自己照顾自己。”一位大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