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丽，李明洋,封璐瑶

(1.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长期的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外部环境增强，并暴露出了依存度过高、核心技术受限、发展脆弱等问题，同时内外循环的失衡导致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内循环发展水平亟待提高。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内部环境看，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后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涌现，新冠肺炎大流行肆虐全球，国际大循环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表明在注重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更要注重国内大循环的发展，逐步构建内外联动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战后日本也选择了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贸易立国”政策和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投资模式，在这种粗放增长的模式下，暴露出了居民收入提升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回归国内，提升发展质量，日本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提升供给质量、扩大内需等方式有效地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内循环发展格局。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的规模逐步扩大，并与对外贸易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的外循环格局。日本的内外循环格局之间是内外联动、互相发展的，造就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一跃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结构性问题凸显，加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原动力难以为继，内外循环格局之间出现分离，双循环发展格局陷入困境，经济陷入了长达30年的大萧条。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历程、增长模式以及所遇到的问题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研究日本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探寻其如何塑造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双循环格局的瓦解，经济由盛转衰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原因，对于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日本双循环格局形成的背景与过程

战后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决定单独发展国内或是国际大循环都是行不通的，基于此，选择了内外联动发展的双循环发展格局。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提升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形成了内循环发展格局，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形成了外循环发展格局。

(一)日本双循环格局形成的背景

日本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与当时国内的客观条件以及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首先分析战后日本的国内环境。从经济条件看，战后基础设施与生产设备遭到破坏，物资匮乏，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从自然条件看，国内资源匮乏，煤炭、石油等原料都严重依赖于进口。在这种条件下，日本想要单独依靠国内力量发展经济，或者实行进口替代都是行不通的，此时国内有的只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为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外部环境看，战后世界各国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为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被低估的日元汇率促进了出口的发展，廉价的能源为发展重化工业提供了便利。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国内外条件共同决定了单纯的内向型发展模式行不通，只有靠外部环境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形成内外联动的双循环格局，才能实现经济崛起。

(二)日本双循环格局的形成过程

1.国内大循环的形成

(1)宏观经济：提高国民收入

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日本首相，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以解决国民收入低下等问题。《计划》指出：未来十年时间里(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约7.2%的增长[2]，国民收入实现翻倍(1)即1970年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26兆日元，该数值为1960年的2倍，因此称为收入倍增。。事实上，在《计划》实施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3%，远远超过预定目标，并于1968年提前完成收入倍增的目标，经济总量超越前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1)。《计划》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国民收入，塑造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社会格局，实现了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3]，而且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乃至国民精神面貌和素质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就像池田内阁所说的，《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国民收入翻倍，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种适合日本发展的模式[4]。在这种模式的引领下，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同样取得了不菲的成就，1984年人均国民达到11 411美元，与美国的差距缩小至20%，超越了前西德、英国等国家的收入水平。

表1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后各国工资指数比较

(2)供给能力：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

战后日本供给能力的提升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创新三个阶段，实现了由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由于二战期间生产结构遭到破坏，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国内供给能力迅速下降[5]。为解决由供给不足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提出了倾斜式生产政策，将资源优先配置于钢铁、煤炭行业，刺激生产能力的恢复，以缓解由于供给短缺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50年代中期开始，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积极引进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重化工业，新产品不断涌现，由于价格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高。但是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供给能力的提升更多是体现在数量的增加和种类的丰富上，生产技术多是对欧美国家的学习和模仿，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日本开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1980年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发展目标，着力发展微电子、计算机等高精端行业，推崇自主研发，日本从此迈入了创新大国的行列，供给质量大幅提升。

(3)需求能力：提振国内有效需求

战后日本国内总需求的扩张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1965年。这一时期设备投资大幅扩张，消费规模也随之扩大，出现了“消费革命”。20世纪50年代黑白电视、洗衣机、电冰箱得到普及，60年代彩电、空调、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也开始逐渐走入千家万户。20世纪70年代伴随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理念的提升，消费模式也开始发生转变，更加注重消费质量和层次的提高，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从“有”到“优”的转变[6]。第二阶段是1986—1990年。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做出主动战略调整，1986年出台了《前川报告》，宣布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刺激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投资和进口。消费方面，降低居民所得税，提高消费能力；投资方面，充实社会资本，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进口方面，降低或取消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促进制成品进口。1986—1990年内需扩大效果显著，与1981—1985年相比，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由42.8%、23.7%上涨至47.6%、38.3%，住宅投资更是由负转正，从-2.8%提高至6.7%，进口的贡献率提升幅度最大，由3.3%提升至13.4%。

2.国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

(1)从“贸易立国”走向区域经济合作

战后日本根据当时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确立了“贸易立国”政策，其本质上是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该模式下，出口和进口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出口产品结构为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的是本国稀缺的资源和技术。1965年出现首次战后贸易盈余，此后贸易盈余快速增长，外需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贸易逆差的加大，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这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受泡沫经济崩溃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外贸易开始走低，依靠内需发展经济也相对困难，此时日本在贸易方面开始另寻他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贸易政策方面发生较大转变，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实现由多边贸易向双边贸易转变。1999年日本《通商白皮书》指出要对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减少贸易保护，加强区域经贸往来，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2001年日本与新加坡签署《新时代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日本签订的首个双边贸易协定，2003年起又陆续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和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达成贸易协定，与日本展开双边贸易的国家数量逐渐增加。2013年开始日本正式加入TPP的谈判，后又因美国退出日本联合原TPP成员国组建了CPTPP，并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与东亚、欧洲、亚太等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合作，签署了日欧EPA、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截止到2021年底，日本已签署21个自由贸易协定，有3个还在谈判中，由于在农业等方面存在分歧，还有3个的谈判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2)对外直接投资大幅提高，海外资产全球第一

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也发挥着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战后初期为了不让资源稀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羁绊，除进口之外，还选择了对外投资等方式获取能源资源，其中“四大项目”(2)“四大项目”，即1953年开发阿拉斯加纸浆、1956年在拉丁美洲建立米纳斯钢铁公司、1958年开发阿拉伯石油、1960年开发北苏门答腊石油。就是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转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夕阳产业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欧美的研发溢出，以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超越全套型产业结构[7]。到了21世纪，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多元化、多方位、多角度的特征。从行业分布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重继续呈现分化的特征；从区域分布来看，对北美地区投资比重下降，对亚洲、欧洲的投资比重提升(表2)。

截止到2017年年底，日本对外资产突破千万亿日元，达到了1 013万亿日元。2021年年末日本对外资产为1 250亿日元，其中海外净资产就达到了411万亿日元[8]。目前，日本海外资产位居全球第一，已连续30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

表2 21世纪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全球分布 单位：%

(3)积极推动开发援助，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954年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成为对外援助国，同年对缅甸以战争赔款的形式进行援助。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外援助规模小、金额低，援助形式以战争赔款与日元贷款为主。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援助规模也随之扩大，1970年援助规模增加到4.58亿美元。在1973年之前，日本对外援助几乎全部集中在亚洲，在遭受石油危机的影响后，石油供给出现短缺，为确保国内的石油供给，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加大了对中东、北非和拉美地区的援助比重，此时对外援助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政治、能源安全等战略目标。1989年日本对外援助达到9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了当时的第一大援助国。

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因素在对外援助中的地位逐渐减弱，政治因素开始发挥主导作用。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此后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政策。1992年日本官方出台《政府发展援助大纲》，明确指出对外援助的目的是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03年首次修订《大纲》，强调对外援助要促进国际地位的提升；2009年《国别援助计划》中指出要根据受援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确定援助规模；2015年的新大纲指出要发挥对外援助的外交功能。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其中尤其是提高了对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援助比重，目的是为了实现日本的稳定与繁荣，提升日本的话语权与国际地位。2021年对外援助规模达到了163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截止到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90个国家接受过日本的援助(图1)。

图1 2000—2019年日本对外援助全球分布

二、双循环格局造就日本经济奇迹

战后日本建立起的双循环格局具有内外兼顾、内外联动等特征，由于实现了国内外经济的共同发展，准确把握了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日本在双循环格局下成就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一)日本双循环格局的特征

1.内外兼顾，平稳切换

战后日本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共同作用，做到了内外兼顾，并且实现了两种循环格局之间的顺利切换。在“贸易立国”政策实施期间，进出口贸易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挤出了国内大循环的发展空间。1960—1980年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保持在15%-20%左右，低于韩国、新加坡等同样实行出口导向的国家。在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也实现了同步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减缓贸易摩擦，应对日元升值的消极影响，政府通过减税等方式拉动内需，标志着日本向侧重国内大循环转变。但是，出口行业并未出现严重萎缩，而是平稳减少，出口依存度一直保值在10%以上，而进口规模受到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影响迅速扩大，内需对经济的贡献由3.1%提高至6.6%。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内外循环格局切换过程中实现了平稳切换，除1986年的增长率为1.6%，其余年份均保持在6%以上，并未出现经济衰退。由此可见，日本内外循环格局的主体地位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内外循环格局在不同发展时期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2.内外联动，双向促进

日本内外两大循环格局之间是一种以外带内、以内促外的内外联动关系，而造就这种格局的正是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贸易立国”政策。加工贸易的本质是一种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通过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赚取外汇、积累资金，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提高国家整体的福利水平。加工贸易体制下，出口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会呈现出高度契合的特征，反映了出口贸易是国内经济的先导、国内经济要为出口贸易服务的本质。在“贸易立国”政策的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确立了以纺织等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其中纺织品的出口额就占到了出口总额的36.7%。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工资率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出口结构发生改变。为实现工业化，确立了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也转为钢铁、船舶等产品，进口结构以石油等燃料为主，并引进欧美先进的工艺提高本国的生产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口石油的成本快速上涨，产业结构被迫转型，石油等化石燃料的进口逐渐减少，转为进口工业制成品，通过再加工的方式，出口机械、电子、汽车等产品。日本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方式实现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同步优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表3)。

表3 日本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演进

(二)双循环格局成就日本经济奇迹

1.国际大循环助益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参与国际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9]，日本同样践行着这样的宗旨，会根据国内经济的发展阶段与需求及时调整外循环策略，以助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

(1)“贸易立国”带动国内产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政策，通过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有两大要义：一，出口优势产品，进口稀缺产品，一进一出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在该种模式下，通过出口的方式赚取外汇，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进口的方式购买稀缺的能源资源和技术，一出一进弥补了战后初期国内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劣势。二，“限入奖出”贸易保护政策。由于战后初期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战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不触碰国际收支天花板成为了当时制定贸易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同时为保护幼稚产业，日本选择了“限入奖出”的贸易保护模式，通过出口保险、外汇预算等政策刺激出口，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等措施限制进口。

(2)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结构转型扩张海外市场

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方式与本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呈现出了典型的资源获取、效率与市场寻求特征。战后初期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为了不让能源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除进口之外对外投资成为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方式，其中“四大项目”就是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劳动成本升高，日本开始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展现出了效率寻求的特征。20世纪70-80年代为减缓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转为欧美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绕过贸易壁垒，实现本国市场的海外扩张。

(3)政府开发援助获取能源资源

石油危机前援助对象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占比一直保持在95%以上，1972年更是达到了97.7%的峰值。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政府迅速调整对外援助的区域布局，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援助比重，从1972年的0.8%增加到1977年的24.5%，此后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援助规模逐年下降。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再次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援助规模，占总规模的比重上升至20.4%[10]。

2.市场和政府相互配合

战后日本建立起了“大政府，小市场”的经济模式，政府通过对经济的指导激发了市场的潜力。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主要表现在对资源的配置方面，其中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从1955年改组经济企划厅开始，每届内阁都要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经济计划，从1955年到泡沫经济崩溃前35年的时间里，经济企划厅共制定过11个经济计划。经济计划的制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引领性作用，是成就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从战后的“倾斜式生产政策”到“7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再到“80年代通商产业结构设想”，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变迁都证明了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除此之外，贸易立国、投资立国、技术立国等政策是政府对当时国内外环境客观评估下做出的决策，奠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基础。

3.供给和需求相互适配，实现动态均衡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中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的基本手段，在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产品市场实现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配适，实现了动态均衡。战后初期日本出现了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为解决该问题，政府一方面通过平衡预算等方式抑制总需求，另一方面推行“倾斜式生产政策”优先发展钢铁、煤炭行业，以此带动全行业的生产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正式走向正轨，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迅速扩张，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产品的日益丰富满足了人们压制已久的消费需求。这一阶段处于供给决定需求[11]阶段，很少会出现过剩危机，供给和需求基本处于平衡状态。马克思指出“大工业能力的迅速扩张，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12]，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开始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在遭到石油危机后，造船、化工、炼铝等十个重化工业行业出现了供给过剩的结构性萧条[13]，过剩设备远远超过当时的市场需求，短期难以化解。为应对萧条，政府降息、企业减员减产的“减量经营”模式在全社会得到推广，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此外，企业普遍推行弹性化生产模式，由市场需求决定企业生产，减少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实现了从供给决定需求到需求创造供给的划时代转变。

三、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双循环格局遭到破坏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被刺破后，日本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内循环陷入困境，内外两大循环格局出现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通过推动结构性改革与深化开放的方式畅通双循环格局，刺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一)泡沫经济崩溃后双循环格局遭到破坏的特征事实

1.经济超低速增长，国民收入提升缓慢

20世纪90年代以来，萧条成为日本经济的代言词，与之前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1)经济超低速增长，并呈现波动态势。2021年GDP为5.08万亿，是1991年的1.38倍，年均增长率仅为1.61%，不仅远远低于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而且也不及同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受到消费投资低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态势，1991年至今共有7年出现经济负增长，其中2009年更是出现了战后最大衰退。(2)国民收入提升缓慢。30年时间里，国民收入与GDP呈现出了近乎同步的波动趋势，按日元计算的国民总收入增长率仅为0.57%，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0.67%，近乎于零增长。

2.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凸显，国内大循环陷入困境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凸显。1991年泡沫经济被刺破后，整个社会产生了巨额不良债权，大量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贷款规模急剧缩小。惜贷行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设备投资，导致企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张，利润走低。一方面，为防止利润继续下滑，企业减少正式雇员数量，非正式雇员比重大幅提升，撼动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的薪酬制度也相应转为绩效工资考核，日本经营体制遭到动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存在大量产能未得到化解，出现了设备、人员、债务三过剩现象，导致企业投资锐减，失业率攀升。失业率升高与工资水平下降导致民间消费低迷，尽管政府支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政府消费，但仍不能挽回消费市场整体的低迷态势。低迷的投资和消费使得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的陷阱里，反过来通货紧缩又进一步抑制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剧了萧条。

日本经济在这种恶性循环的陷阱中难以自拔，萧条的经济使得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生活和工作热情低下，生育意愿不高，少子化问题凸显。严重的少子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费用逐年上涨，从1990年的11.6兆日元，占财政支出比重的17.5%，扩大到了2022年的36.3兆日元与33.7%[14]，成为了财政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项目。为应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日本仍然通过提高消费税与增发国债两种惯用手段来提高财政收入，但在当前经济低迷与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这两种手段的操作空间愈发狭窄。日本财务省发布的2022年《日本财政反思》中预计2022年国债余额将达到1 026兆日元[15]，高企的债务时刻会成为引发日本政府债务危机的不定时炸弹。而作为日本社会保障费用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共年金在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疑问。当前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存在着严重代际间和代际内不公平，年金收支也存在巨大缺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福利养老金预计会在2030年左右破产[16]109，号称让人“100年安心”的养老金也不再让人安心。由此可见，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这使得国内经济大循环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式的困境，而且难以自拔(图2)。

图2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国内大循环陷入困境

3.内外循环格局之间彼此分离

与高速增长时期内外联动的双循环格局相比，泡沫经济崩溃后内外循环格局之间开始彼此分离，二者之间不仅没能形成良性互动，反而成为了彼此发展的阻碍。90年代以来，日本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对外贸易很难再带动内循环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贸易持续逆差，外需对经济的贡献度由正转负。过度的海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的升高，产业结构的竞争力被削弱。产业空心化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萎缩，采购经理人指数长期位于荣枯线波动，还曾创下长达9个月(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萎缩期。一直以来，机电、运输设备、化工产业等都是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占据出口市场的近1/3，但是由于制造业的萎缩导致出口能力下降，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在减弱。

(二)日本双循环格局遭到破坏的原因分析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双循环格局遭到破坏，这其中既有政策失误、市场失衡等内部原因，也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变等外部原因。

1.泡沫经济崩溃：内循环格局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避免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通过降息等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1986年开始实行2.5%的低利率政策，并且这一利率水平维持了近3年。低利率政策下，市场被注入了过剩的流动性，大量资金直接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价和地价快速上涨，泡沫开始不断积累。1991年政府通过硬着陆的方式刺破泡沫经济后，一时间股价、地价暴跌，企业和个人资产大幅缩水，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引发通货紧缩。泡沫形成时期银行贷出的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形成巨额不良债权，由于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不够，不良债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到了无法处理的地步。不良债权的大量积累引发了金融危机，后又作用于实体经济引发连锁反应，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见，泡沫经济的形成以及最终崩溃是导致今天日本经济持续萧条、内循环不畅的直接诱因。

2.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供需失衡

日本市场的供需失衡表现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其中既有数量失衡，也有结构性失衡。

(1)供给质量走低，消费降级明显。从供给方面看，受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制造业遭遇滑铁卢，产品出现了“质量危机”。伴随着产品质量的下降和居民收入的停滞不前，消费降级在日本表现地尤为明显。从消费数量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停滞不前，消费倾向走低，私人消费仅维持在0.66%的低速增长，其中1998年、2008年、2014年还出现了小幅下降。从消费结构看，今天的日本人更崇尚朴素消费，消费本土化倾向明显，奢侈品消费减少，这与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模式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2)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有效求人倍率逐年走高。目前日本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比重的28.1%，而出生率只有7.4，总和生育率仅为1.42。随着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有效求人倍率居高不下，2018年达到1.61，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保安、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有效求人倍率更是超过了3[17]。

(3)专业技能人才供求严重失衡。当代日本年轻人的择业观发生变化，不再愿意从事技术工作，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逃离技术”现象。除此之外，落后的职业教育也是导致专业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16]215。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高等学校有4 874座，而专门学校只有57座[18]，且多年来数量维持不变。经济产业省发布的IT人才供求报告中指出，2021年IT人才缺口达到了31.4万人，而且这一数字将逐年扩大，预计到2030年缺口将会达到44.9万人[19]。随着少子化趋势的加剧，专业人才的缺失问题会更加严峻，严重威胁到未来日本产业竞争力与技术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3.政府决策接连失误，经济职能面临挑战

从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决策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导致经济一直持续低迷。(1)“广场协议”后长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催生经济泡沫。“广场协议”签署后，为防止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但是在经济恢复之时并未及时调整，市场上注入了大量过剩的流动性，同时由于缺乏对资金流向的引导，过剩的流动性并未流入到创新产业，而是直接流向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2)对不良债权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在意识到经济中的泡沫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提息等方式刺破经济泡沫，股价和地价在短时间内暴跌，金融机构在经济泡沫积累时期贷出大量款项无法收回，形成了巨额不良债权。但是由于政府低估了不良债权的危害，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约束，直到1998年不良债权已经到了难以处理的地步。(3)主导产业规划能力减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目标不明确，没有对未来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预测和规划，加之企业深受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主导产业并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除此之外，在东日本大地震后核废水的处理、消费税的制定、生育政策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失误。2009年民主党执政以来，首相更迭频繁，政策朝令夕改，政策效果难以持续，经济的平稳运行受到影响。

4.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国际大循环受阻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日本国际大循环受阻。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给日本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多分布在日本周边，且拥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日本的外贸行业产生了严重冲击。以美国为首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日本贸易的外部大环境日趋恶化。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和新冠大流行等外部冲击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无疑是雪上加霜。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日本出现了战后最大衰退，经济萎缩5.6%；2011年关东地区出现大地震，工矿业市场遭遇重创，虽然日本只用了1年就走出了经济衰退，但是后续影响仍在持续，时至今日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仍未得到妥善处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日本来说又是一次空前的打击，国内生产停滞，观光旅游业、酒店餐饮业遭遇重创，外需极具萎缩，奥运会也不得不推迟至2021年举行，原本想通过奥运会带动经济复苏、提振民心的目标也化为泡影，最终面对的只有巨额亏损[20]。

(三)以改革和开放畅通双循环格局

在国内大循环陷入困境、国际大循环受阻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另辟蹊径找到新的增长点带动经济复苏，促进内外循环格局共同发展，其中，推动结构性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成为畅通双循环格局的重要举措。

1.以改革促转型，破除结构性难题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结构性问题凸显，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任内阁都推行了结构性改革，试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改善日本的经济环境，实现增长。历次改革中，桥本改革、小泉改革和安倍改革以其范围之广、决心之大备受瞩目，影响也最为深远。这3次改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涉及了规制改革、扩大内需、提升创新能力等核心问题，但由于改革目标过多、缺乏重点，中长期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导致历次改革都没能实现预期目标，效果并不显著。此外，改革过程中由于措施采取不当也出现了一些副作用，如桥本提高消费税引发居民消费大幅衰退，经济连续2年负增长；小泉改革虽改善了企业经营状况，但是对宏观经济的改善作用不明显，甚至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安倍的改革在短期看来收效显著，但是从长期看来，并未改变经济低迷的现状。

如果说全盘否定历次改革的成果让人难以信服，但改革成果收效甚微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谓是毁誉参半。究其根源在于长期结构性问题无法化解，僵化体制难以扭转，改革内容之间相互制约，单独推动势单力薄，全面推进则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下，日本只能通过新的开放模式倒逼国内改革，因此对外开放成为了畅通双循环格局的一颗救命稻草。

2.以开放促发展，积极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1)深入推进自贸区战略，刺激经济复苏。安倍政府时期提出要深入推进自贸区战略，计划要将自贸区的覆盖率提升至70%。2013年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并将其视为自贸区战略的核心和关键环节[21]。尽管加入TPP的经济利益不能与加入RCEP和中日韩FTA相比[22]，但却可以收获更高的政治利益和改革红利，在巩固日美同盟关系、提高亚太地区话语权的同时，还可以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扩张海外市场。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在多次劝说无果后，日本重新组建了CPTPP，抢占了区域合作的先机，凸显了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23]。据内阁府推算，加入CPTPP虽然会对一直受到严格保护的农业造成冲击，但是就拉动民间消费、刺激企业投资、促进出口等方面而言效果显著[24]。

(2)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并重，加速资本的跨境流动。新世纪以来，日本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的投资比重，形成了对美欧和亚洲投资并重的格局，其中对欧美投资更看重其核心技术[25]，而对亚洲地区投资更看重其广阔的海外市场，对外投资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扩展和延伸。但是由于受到开放程度、外资政策等因素的限制，日本外商投资规模非常小。为改善这一局面，2016年内阁府推出“投资日本”(Investing in Japan)计划，希望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减免税收等方式吸引优质资本。截至到目前，该计划虽然只实行了5年，但收到了良好成效。外资数量方面，2020年日本吸引外资659.77亿美元，是2015年的13倍；结构方面，金融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的外资比重大幅提高。除此之外，该计划在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吸收移民等方面效果显著[26]。

四、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二战后日本构建了双循环发展格局，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提升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实现了国内大循环，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开发援助实现了国际大循环，内外循环格局之间相互协调、联动发展，成就了经济奇迹。但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内循环发展陷入困境，内外两大循环格局趋于失衡，双循环格局遭到破坏，出现了长达30年的大萧条。由此可以看出双循环格局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与日本相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通过国际大循环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落后等原因，中国经济发展特别依赖于国际大循环，从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内循环建设，出现了居民收入提升缓慢、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价值链偏低等问题，内外循环格局之间并未实现联动发展。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演进等方面存着则诸多相似之处，日本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成败经验对当前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高度警惕经济泡沫化，推动经济“脱虚向实”发展

经济泡沫的形成与刺破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内大循环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也是经济长期衰退的重要导火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房价、股价一路走高，人民沉醉在纸醉金迷之中，殊不知这是一场虚假的繁荣，泡沫被刺破后，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一蹶不振，结构性问题凸显，导致日本出现长达30年的萧条。反观中国，同样存在经济泡沫化发展的问题，其表现在房价高企、金融业脱实向虚、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等方面，如若不加以约束任由其发展，经济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为避免重蹈覆辙，因此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高度警惕经济泡沫化。第一，政府积极采取政策措施调控房价。中国房价虚高，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阻碍。因此为避免房价继续走高，提高消费在国民总支出中的比重，必须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政府积极调控房价，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加强保障性住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第二，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积极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向科技创新型行业流动，促进经济脱虚向实发展。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化解系统性风险应坚持宏观审慎政策，着力解决高杠杆、隐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金融资源供需失衡问题，并从制度方面形成长效机制。

(二)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政府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有效调节。战后初期，日本通过倾斜式生产政策提高了钢铁、煤炭的供给能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恢复与发展，有效缓解了恶性通货膨胀问题，经济从此开始走上了正轨。高速增长时期，“贸易立国”战略的实施与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使得日本供给能力不断提升，满足了居民日益扩张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供求的基本平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出现了结构性萧条，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供给能力有了质的突破，消费实现升级。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然集中在供给端[27]，因此，仍然要坚持并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2020年中国又提出了需求侧管理，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当今的需求侧管理不仅要求内需在数量上的扩张，更要求实现消费变革，提升消费档次，实现多元化的高质量消费。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能力，解决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品质量再上台阶。坚持需求侧管理，要发挥中国的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体系，提升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发挥再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推动消费升级，实现多元化、多层次的高水平消费。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两者共同发力，实现良性的协调互动发展。只有不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提升产品质量，推动消费升级；同时只有推行需求侧管理，倒逼产品质量的提升，才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开展。

(三)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战后日本确立起了“大政府，小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萧条，后发优势的减弱，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开始走下坡路，官员腐败问题频出，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反而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这与高速增长时期那个高效、清廉的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新世纪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并削弱政府的力量，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可以说这次改革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大政府，小市场”来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与日本类似，中国也是一个“大政府，小市场”的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要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就必须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发挥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坚持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坚决不让政府插手。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避免政府失灵，避免像日本政府那样的缺位、越位行为。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关键在于两者的契合点，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守夜人”的职能，在中国更要处理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发挥生产关系作用生产力，上层建筑反哺经济基础的作用与功能。

(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新世纪以来，为重构双循环格局，实现经济复苏与振兴，日本在农业、邮政业等领域推行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建设自贸区、海外投资等方式扩大对外开放畅通国际大循环。在中国，改革开放既是基本国策，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也不断暴露，改革进入深水区。对于此，只有不断深化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要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增强市场活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对国际大循环的否定，而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重大的战略调整，是为了重塑双循环发展格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而且会越开越大。未来中国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而且要坚持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丰富国内消费品的同时发挥高端产业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继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不断优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吸引优质资本来华投资，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只有深化改革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能为构建双循环格局持续提供动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