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骏，王星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233)

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Sinzo Abe)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此后，自民党经过党内选举，推选菅义伟(Yoshihide Suga)作为总裁任职新一任首相，这标志着安倍第二次执政的结束与“后安倍时代”的开始。尽管安倍不再担任首相职务，但作为安倍派领袖，安倍在自民党内及日本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而“后安倍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带有“安倍色彩”。实际上，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政府基本延续了安倍政府时期的对外政策。有鉴于此，有必要对特朗普时期(1)本文中“特朗普时期”指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任职美国第45届总统的2017—2020年，限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研究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安倍政府对美政策。的安倍政府对美政策进行回顾及梳理，在此基础上研判岸田政府对美政策的大致框架。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维度出发，梳理特朗普时期安倍政府的对美政策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安倍政府对美政策调整的动因，最后尝试对“后安倍时代”的岸田政府对美政策进行前瞻性分析。

一、特朗普时期安倍政府对美政策构成

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说中明确宣布，将以“美国优先”作为自己执政期间对外政策的行动指南。在特朗普眼中，“美国优先”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在贸易问题方面，“自由贸易必须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之上”；在同盟关系方面,“我们的伙伴必须履行他们的经济义务”“我们在北约、中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伙伴都必须在战略和军事行动中承担直接和重要的职责，承担公平的军事开支”[1]。遵循“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解决日美贸易“不公平”问题、承担更多的军事开支等等。

面对特朗普上台以来对日本施加的种种压力，一方面，安倍政府频频展现对美合作姿态、尽量满足特朗普政府对日要求，同时安倍本人也借助多种场合积极寻求同特朗普构建良好私人关系，试图以“公私兼顾”方式谋求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安倍政府秉持“合而不从”的底线思维，在特定问题上以“巩固和提升日美同盟关系”作为战略掩护，“见缝插针”地利用特朗普政府推行政策中存在的空间展现和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2]，以灵活方式坚定地维护日本核心利益。具体而言，安倍政府在政治上，加强同特朗普及其亲信沟通、迎合特朗普个人喜好，同时在国际事务积极扮演为盟友分忧的“知心伙伴”角色；在军事上，以日美同盟为轴心进一步拓展其军事同盟网络，继续加强自卫队能力和体制建设，切实强化日本的军事能力；经济上，以满足特朗普政府贸易要求并且扩大对美投资的让利方式锚定日美同盟关系，同时利用特朗普政府“退群”行为所造成的“国际治理真空”，积极谋求自身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改革中的主导地位。

(一)政治上迎合特朗普及其亲信，扮演为美分忧的“知心”角色

第一，安倍积极加强与特朗普本人的沟通交流，希冀以此“增信释疑”，化解双方分歧。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安倍便急忙赶往美国与特朗普当面会谈，试图同特朗普阵营建立起沟通渠道,并且希望以此弥补在大选期间安倍政府对特朗普的怠慢[3]。安倍称，由于当时未预料到特朗普胜选，也不了解特朗普的政治构想，因而决定先向特朗普阐明自身的印太地区政策[4]。此后安倍保持了同特朗普的高密度联系，不断加深双方相互了解。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交蓝皮书显示，至2019年末，包括电话会谈在内，安倍同特朗普共计进行了47次首脑会谈[5](表1)。

表1 安倍晋三与特朗普主要会晤情况(2016—2019年)

第二，设法给予美国“优先”的特殊礼遇，以彰显美国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

其一，“冷处理”特朗普对安倍政府的诸多“侮辱”，强调日美友好关系。特朗普上任后，在未与盟友日本商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使得安倍投入巨大心血的TPP协定面临“夭折”危机。再如，2019年4月26日，特朗普携同夫人与访美的安倍夫妇合影留念时，将安倍“挤出”红毯，与同年4月1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时美韩首脑分别占据一半红毯合影留念形成鲜明对比[6]。面对特朗普政府种种略显羞辱意味的单边主义行为，不论是在公开演讲，还是在政治文件中，安倍政府都没有表达任何不满，而是选择不断强调日本与美国关系之“友好”。

其二，竭力维护美国政治“大国”形象。众所周知，“政治素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述时缺乏传统政治精英的严谨，经常“语出惊人”，发表一些不合时宜或者不符合美国总统身份的言论。而在面对特朗普的此类发言时，安倍总是表示对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尽力维护美国的政治大国形象。例如，在2017年9月25日面对金融时报记者询问如何评价特朗普对朝鲜的“狂论”(2)特朗普在2017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火箭人”(RocketMan)，他表示“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保护盟国，那么将别无选择，只得彻底摧毁朝鲜”。时，安倍表示“日本一贯支持美国的立场”，将会同美国保持鼎力合作，不断向朝鲜施压直至其改变政策[7]。

其三，恭维特朗普及其亲近人士，谋求构建私人亲密关系。在2017年5月的记者会上，安倍表示日本高度评价特朗普总统“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的这一坚定承诺[8]。2019年5月25日，在安倍政府的安排下，特朗普还成为日本“令和”时代到访的首位国宾，受到了天皇给予的最高礼遇。安倍还效仿祖父岸信介，多次寻找机会陪同特朗普打高尔夫，开展所谓的“高尔夫外交”。安倍甚至还代表日本，以提名特朗普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的方式迎合特朗普“好面子”的个人喜好，寄希望以此增进两国战略友好关系[2]。而且，由于特朗普高度信任自己的女儿伊万卡(Ivanka Trump)及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将许多重要职位托付二人，展现出鲜明的“任人唯亲”的倾向，因而安倍政府除了恭维特朗普本人以外，还创造机会讨好深受特朗普信任的伊万卡·特朗普。2017年11月3日，安倍在第四届国际女性会议(WAW！2017)的演讲上表示，日本决定出资5 000万美元支持伊万卡提出的设立妇女创业融资倡议[9]。总而言之，在特朗普时期，安倍政府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多种方式迎合特朗普本人“好面子”的个人喜好，也时而借机恭维伊万卡等特朗普“核心圈子”人士，试图以此同特朗普阵营构建亲密“私交”，从而进一步推进日美关系。

其四，凸显美国在日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积极扮演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追随者”角色。继模仿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将自己的经济主张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之后，安倍又在2017年5月中旬举行的《华尔街日报》晚宴上发表讲话，模仿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表述，称自己作为日本首相主张“日本优先”(Japan First)[10]，以此展现对美的战略追随姿态。再例如，“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这一概念最早由安倍晋三于2016年8月27日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上提出，但安倍政府并不贪图“概念创新者”这样的“虚名”，而是积极游说、耐心等待美国接纳自身设想，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之前，日本政府都未将“印太”的相关表述写入官方文件之中[11]。而在“印太”概念得到特朗普政府接受之后，安倍政府便迅速在2018年版《外交蓝皮书》及《防卫计划大纲》中添加了“印太”的相关表述。

第三，安倍政府还积极为美国“分忧”，以凸显自身盟友价值。例如，虽然日本并未参与签署伊核协定，在伊核问题上属于彻底的“局外人”，但安倍仍于2019年6月前往德黑兰，试图调解美国与伊朗因伊核问题而激化的紧张关系，此次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日本现任首相时隔41年首次访问伊朗[12]。安倍的伊朗之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却受到了华盛顿的肯定与支持。

综上，安倍政府正是通过与特朗普保持高频联系、给予美国“优先”礼遇、坚持“美主日从”地位、主动帮助美国贯彻其战略意志的方法，向特朗普传达“日本尊重美国在同盟中领导地位、满足于扮演美国追随者角色”的鲜明信号，从而实现其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战略目标。

(二)军事上渲染“安全威胁”，试图实现更大幅度的“借船出海”

军事方面，日本不断强调自身“安全保障环境严峻”，为自身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2017年，朝鲜发射经过日本本土上空的弹道导弹以及在同年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行为引起了安倍政府的强烈抗议。在2017年11月的国会演说中安倍表示，“当前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的状态”，因而“需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13]。不仅如此，安倍政府还以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海洋活动与朝鲜核实验、弹道导弹问题为由头，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口号下，一方面寻求加强同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增强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双边及多边军事同盟体制建设，以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安倍政府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提升武器研发能力，切实推动本国军事实力建设。凭借“安全威胁”这一绝佳“理由”，安倍政府不断强化同美国等军事联系、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以扩大军备建设，试图实现更大幅度的“借船出海”，完成日本防卫政策的“由守转攻”。

第一，安倍政府进一步推进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建设，并以此作为军事战略依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相较于2010、2013年版《大纲》，2018年版《大纲》更加强调在“印太构想”指导下同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扩大了防卫合作对象，这使得日本的防卫合作对象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11]。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日本表明将发展日美印三国联合，体现出日本试图联合印度，从印度洋和南亚方向加强对华制衡的战略意图。可见，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进一步拓展其军事合作伙伴关系，这既是特朗普时期安倍政府对美军事政策的主线，更是安倍政府推行对华制衡政策的战略依托。

第二，安倍政府稳步提升驻日美军“温馨预算”。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军费负担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内容构成。2019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有关国家从美国驻军中获得了好处为由，开始内部讨论所谓的“成本+50”计划，要求美国海外驻军所在国承担美国驻军的所有费用，并额外支付50%。这意味着，部分国家的美国驻军费用负担可能要增加5倍以上[14]。对此，安倍政府以稳步提升在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一般被称为“温馨预算”)的方式，向特朗普政府展现愿积极满足其要求的姿态。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资料显示，2016年至2020年，日本负担的在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并于2020年达到1 993亿日元[15]。

第三，以“两步走”方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实质性转变。2018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配套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标志着安倍政府迈出了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第一步。日本政府为表明将“贯彻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在2018年版《大纲》中规避了有关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表述，试图以此缓和在野党及国民的反对情绪、掩盖其真实意图。然而，2018年版《大纲》却写明，为了“确保自卫队队员安全、有效阻止对日本的攻击”，将提升自卫队在威胁区域外应对“尝试侵略我国的舰艇及登陆部队”的“防区外防御能力”(日文表述：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16]。换言之，日本最终仍将研发防区外对地、对舰导弹，在实质上大幅提升自身的军事进攻能力。

2020年6月，安倍政府以中国、朝鲜导弹技术已取得大幅进步或突破，光凭“专守”及导弹防御系统不足以保障日本安全为由，决定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迈出了其突破“专守防御”原则的第二步。通过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安倍政府试图使自卫队获取更为强力的进攻及反击能力，从而获取“对华有效战略威慑”能力，实现日本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从而“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最终实现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实质性转变[17]。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1年3月15日公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至2020年日本的武器进口增加了124%[18]。可见，在安倍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事实上已步入“大幅扩军”的道路。

综上所述，安倍政府通过渲染自身“面临严峻安全威胁”，为自身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合理依据”；发展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作为自身战略依托；以稳步提升“温馨预算”方式争取谈判时间与外交空间；最终，以“两步走”的方式，分步骤修改防卫文件。由此，安倍政府试图实现更大幅度的“借船出海”，完成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转型。

(三)经济上以让利锚定日美关系，利用“经济治理真空”提升影响力

第一，满足特朗普“美国优先”要求，推动日美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在经济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美经济妥协。特朗普上台后，宣称日本必须减少对美贸易逆差，削减农产品关税，扩大美国对日汽车出口。为避免美国对日本产汽车增收关税，安倍政府被迫同意与美国开展FTA谈判，并于2019年10月7日正式签署贸易协定[19]。根据协议，日本政府放开了长期实施保护的农产品市场，使得美国超过90%的对日出口农产品获得免税或优惠关税。在2019年9月25日两国签署的初步协议中，日本宣布将对约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消除或大幅削减美国牛肉、猪肉、小麦、玉米、葡萄酒等农产品的关税。美国则对约4 000万美元的日本农产品消除或大幅削减关税，同时对日本的机械设备、自行车、乐器等工艺品消除或大幅削减关税[14]。值得注意的是，为减轻来自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压力，安倍政府此前“煞费苦心”地采用“货物贸易协定”(Trade Agreement on Goods，TAG)这一新名词来指代日美FTA，试图借此表明该协定仅涉及货物贸易领域而不涉及金融保险等敏感服务贸易领域[2]。但是，在特朗普政府的重重压力下，安倍政府最终不得不“食言”，在日美贸易协议内写入涉及两国间约40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内容[20]95。此外，为了给特朗普连任“加分”，在安倍政府的努力下，日美双方自2019年4月15日开始的日美贸易谈判仅经历不到6个月的时间便达成协议。安倍的这一举措自然也受到了特朗普的高度评价[20]92。

第二，扩大对美投资，进一步“绑定”日美关系。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面对美国对日本愈演愈烈的倾销调查时，日本企业就有过通过扩大对美投资来规避贸易摩擦负面效应的尝试[21]。由于特朗普重视美国国内投资与就业，安倍便“投其所好”，借助访美演讲及其他公开场合积极游说日本经济界扩大对美投资和经济布局，以增进与特朗普的私人友谊，强化日美同盟经济纽带。2017年2月9日，安倍在访问美国时提出“日美成长雇佣协议”，表示将在今后10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 500亿美元，以及在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市值规模达4 500亿的基建市场[21]。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由2016年末的4 525.12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末的5 332.56亿美元，增加约8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5.6%[22]。安倍政府推动日本官民共同扩大对美投资的种种举措迎合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心理，因而受到了特朗普及华盛顿的高度评价[2]。

第三，充分利用特朗普时期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真空，争取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FTA政策出现大幅度调整，其多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立场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华大学邝梅教授指出，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无法在WTO(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框架下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特朗普政府宣称，WTO损害美国经济利益，试图通过向WTO提出改革要求、威胁“退出WTO”等方式向WTO改革进程施压，以期WTO施行更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改革措施[20]95。对此安倍政府充分把握机会，试图在与美合作的旗号下争取自身在自由贸易规则制定领域的主导地位。在2019年1月28日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安倍表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推广自由公正的贸易圈”，将就补贴、数据流通及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规则制定问题同美欧展开合作，制定符合新时代精神的公平规则[23]。

二、安倍政府对美政策调整动因

日本位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且日本本岛及其他岛屿扼守着太平洋通道。这样的地理特征使得日本成为域外大国向东北亚投射力量的天然支点。此外，同英国类似，由于日本本身相较于欧亚大陆缺乏足够体量，因而在面对欧亚大陆陆权强国时处于天然劣势地位，倾向于以控制海洋通道方式保障国家安全。鉴于此，日本同美国在控制海洋通道问题上利益高度一致。日本相对美国综合国力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对日本依旧保持着较为有力的控制等因素也决定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内涵是扮演美国“追随者”的角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参与亚太事务。特朗普时期日本对美政策的调整同样无法脱离上述现实基础，但由于受到安倍晋三个人的执政理念、特朗普政府政策强烈的“特朗普风格”以及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等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又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特征，即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乃至创造机会，拓展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并发挥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一)安倍晋三个性化的执政理念

安倍晋三于2013年9月2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概念，宣称将会“努力使日本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更进一步积极地参加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Peace Keeping Operation，PKO)为首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措施”[24]。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口号下，安倍政府积极推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试图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积极发挥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为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束缚、实现国家“正常化”目标创造法律及舆论基础[25]。其实，安倍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建设美丽国家》中就已经详细阐述了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外交主张及追求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夙愿。特朗普时期安倍政府对美政策调整的主观因素，也正是根源于安倍个性化的执政理念。

第一，借助价值观同盟确立日本对华的优越地位，以实现“中日和解”是安倍外交理念的核心内容。日本学者矶田道史指出，从日本历史上看，日本的国家意识往往随着海洋彼岸强国的出现而高涨。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开始了注重自身独特性、追求“独立自主”的新一轮尝试[26]。面对中国的崛起，安倍政府选择“去中国化”年号、加快推动修宪等追求“独特性”“自主性”的行为，恰恰印证了矶田道史的这一判断。

不过，诚如廉德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构想，本质上就是试图利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形成包围中国的有利外交态势，获得在对华谈判时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外交利益[27]。安倍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始终不愿以平等姿态面对中国，而是选择在维系对华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联合美国构建“民主自由”价值观同盟来包围、制衡中国。战后日本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过程中，将中国设定为当事国、在面对来自美国“压迫”时，谋求对华优越的行为，实质上是福泽谕吉、丸山真男所说的日本“压迫转移”机制的具现[28]99。在安倍眼中，通过联合美国构建价值观同盟以压制中国，日本可以在洗刷“战败国”的历史自卑感的同时获取在亚洲的领导地位[28]203，并且让中国代替日本，成为“恶”的角色与受压迫的对象。如此，日本便可以在国际秩序和日美同盟体系两个层面实现地位提升。也就是说，在安倍看来，日本的“正常化”与“独立自主”，必须建立在对华优势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实现对华优势地位既是日本追求“正常化”的目标，又是日本实现“独立自主”的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倍设想将日美同盟改造为提供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平台，并且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通过“日美+x”的形式强化平台力量，进而借助这一多边机制的力量形成并维系日本对华优势地位。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的对华强硬政策，恰恰构成安倍推行其价值观外交构想的“战略机遇”。

不过，在推动构建价值观同盟包围中国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严格管控中日冲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6年安倍出于避免中日关系迅速恶化的考虑，曾叫停派遣海上自卫队军舰穿越中国南海的人工岛附近海域的计划[29]。在2018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30]后，安倍政府并没有跟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而是选择维持和改善中日关系。2018年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巡逻机于南海美济礁附近空域飞行一事遭到中方抗议后，安倍政府再次出于避免加剧中日对立的考虑，选择对相关信息“冷处理”，要求“不要向媒体积极外宣”[31]。可见，安倍政府虽然对华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敌意、希望构建包围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体系，但是中日关系急速恶化并朝不可控方向发展也是安倍政府不愿看到的，安倍政府更无意卷入中美对抗之中。正如蔡亮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安倍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力同中国展开综合国力竞争，但日本却可以利用当前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窗口期，通过在制度层面确立对华优势获取规则收益[32]。通过确立制度的方式确立对华优势、为日本谋求规则性利益是安倍价值观外交构想的核心构成。

综上所述，安倍认为在构建以日美为核心的价值观联盟、确立对华优势的基础上，逼迫中国进行大幅让步，实现“中日和解”，是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项”。也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安倍认为在确立对华优势之前有必要维持良好的中日关系，防止中日过早“摊牌”。

第二，顺应美国对日军事要求，提升日本“安全自助”能力是安倍政府为实现“独立自主”目标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安倍的政治夙愿，便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安倍认为，美国拥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及军事实力，可以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并维持远东地区的稳定。而且，美国同日本还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因而，从安全角度考虑，对于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是必须且最佳的选择。然而，若要实现日本的“独立自主”，就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自助努力”和“自己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决心[33]，即实现日本的“安全自助”，摆脱安全上的对美依赖。鉴于此，限制日本发展军力的和平宪法便成为安倍实现夙愿的“眼中钉”。在《建设美丽国家》一书中，安倍写道：“随着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缔结，虽然日本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但是从宪法到作为教育方针之根本的教育基本法，日本的战后体制都是在被占领的时期形成的……国家的骨架只有经由日本国民亲手从零搭建起来，才能够真正恢复独立。”[34]28-29也就是说，安倍认为，要实现日本的“独立自主”，就要由日本人自己重新制定宪法，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恢复日本的“行使武力权”。不过，日本在安全上的“独立自主”将严重动摇驻日美军存在的合理性，进而危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在美国或明或暗的干预下，二战以来日本历次修宪的尝试也均以失败告终[28]107。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构成日本实现“正常化”的主要阻力。

然而，中国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面对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越来越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系其东亚主导地位，越来越希望日本在军事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特朗普竞选期间及上台后屡屡提及日美同盟在安保问题上“单务性”的不公平，而这恰好为安倍政府“被迫”接受美国要求、规避和平宪法限制而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创造了绝佳理由。在接受采访时安倍曾解释说，特朗普所说的日美同盟“不公平”实际上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而自己改变宪法解释、制定安保法案的初衷正是为了使日美同盟变得“公平”[4]。于是，在提升同盟“双务性”的口号下，安倍政府出台2018版《大纲》，推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大纲》所述的“引进远程巡航导弹、改装‘出云’级驱逐舰”等明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规划中不难看出，安倍政府实际上是在“掩耳盗铃”，企图通过该版《大纲》实质上增强日本军事进攻能力、为自卫队最终获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做准备[34]11，由此绕过宪法对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限制，在事实上实现日本的“安全自助”。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安倍的构想中，不论是确立对华军事优势，还是发展自身军力，都需要以日美同盟作为基础。

综上所述，安倍政府之所以不惜以近乎“卑微”姿态讨好特朗普政府，接受特朗普政府种种单边主义要求，以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向特朗普政府“让利”方式巩固并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是因为安倍希望以增强日美同盟关系的方式，实现自身“确立对华优势”“实现安全自助”的执政追求。

(二)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不确定性的对冲

从历史上看，外部因素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制定及国内政治结构[35]，这使得日本战略文化呈现出“外压应对式决策”的特点[36]。二战后，美国政府精准地把握住了日本战略文化的这一特点，通过发挥其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对“坚定追随美国”这一外交政策的路径依赖。例如，在1989年澳大利亚提议创建APEC后，日本外务省担心他国怀疑日本试图以此重建“大东亚共荣圈”，提出秘密应对方针，甚至向驻外公馆发出“搞垮通产省APEC构想”的训令。但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同意创建APEC后，外务省便跟随美国转为支持态度[37]。有学者指出，二战后日本这种以顺从姿态迎合、讨好美国的做法，是导致美国转变对日认识、调整对日占领政策的重要因素[38]。综上所述，跟随美国既是战后日本外交传统，也有着使日本获得美国宽松的战后政治处理并成功融入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等“积极效应”。因而，特朗普上台后，安倍政府坚定地跟随美国的政策选择，实质上也可视为是日本外交传统的延续。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政府在跟随美国的同时，却又展现出追求自主性的一面。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因为安倍政府试图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不断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的方式，对冲(3)对冲(Hedging)指在面对不可控风险时，以同时进行反向操作以规避风险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对冲只能转移而无法消除风险。详细参见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1):22-50.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带来的不可控风险。正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杨伯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所带来的“莫大的不确定性”，安倍政府选择以“坚持既定方针”与“变通灵活应对”两重手段加以应对[39]。

一方面，安倍政府坚定地执行“跟随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传统外交路线。特朗普政府在军费分担等问题上伤害了日美互信，使得日本“被抛弃”的担忧逐步上升。鉴于此，安倍政府积极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要求美国就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进行表态，逼迫美国“站队”，再次给予日本安全承诺。此外，安倍政府还不断通过政治文件和公开讲话强调“日美同盟关系达到历史高点”，以期消除特朗普在竞选时发表的质疑日美同盟关系讲话的负面影响。安倍保持同“政治素人”特朗普的高频交流，一方面是期望以“特殊待遇”的方式迎合特朗普“美国优先主义”心理[2]，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加深特朗普对日本了解、增进双方私人友谊、化解日美分歧的考虑。安倍政府通过同特朗普进行频繁首脑交流、满足特朗普“让日本承担更多同盟义务”要求的方式，向特朗普展现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最终获得了美国的政治承诺，完成了日美同盟可靠性的“再确认”。同时，安倍政府还以在日美贸易谈判中以向美国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等方式让利美国，希望以此锚定日美经贸关系，避免日美关系因贸易摩擦而产生对立。也有学者指出，安倍此举是希望引导美国保留在自由贸易框架内并向世界展现日本维护国际秩序的姿态[40]。总而言之，坚定“跟随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是安倍政府对美对冲政策的明线。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在对外经贸及政治关系两个层面上谋求战略自主，以对冲美国优先政策对日美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其一，对外经贸关系层面，安倍政府通过调整对外经济战略，谋求实现贸易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确立自身在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中的主导性地位，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2017年TPP缔结后，安倍政府便试图将其作为自身未来区域贸易谈判的“基准”，凭借TPP的高标准为日本在其他区域贸易谈判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41]。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谈判后，安倍政府利用美国缺位后日本获得谈判天然领袖地位这一“天赐良机”，迅速转变了原有政策，牢牢把握住规则设计主导权，使得日本一跃成为推动亚太区域自由贸易的主导力量[42]。正是在安倍政府推动下，代替TPP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得以最终顺利签署。此外，日本还同欧盟于2018年7月17日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谋求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安倍在2018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表示，日本将会“继续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把基于自由与公正的21世纪经济秩序拓展至世界”[43]。在日本外务省2018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再一次强调了日本“自由贸易旗手”的身份[44]。此后，安倍政府不断为推动贸易自由化发声，并且积极参与各种自由贸易安排。尽管为维系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有时会追随美国，在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上“非难”中国，但由于日本自身也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对象，且中日在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因而日本在经贸问题上更多地希望借助中国力量，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行为、缓解日美之间的经贸矛盾[45]。从受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影响，日本由原先的观望姿态转为积极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协定谈判并签署一事中，也可以看出安倍政府试图以对冲方式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确定性的考量。其二，对外政治关系层面，安倍政府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以对冲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给日本外交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给日本带来诸多外交压力，使得中国成为安倍外交工作的重点对象。安倍政府以中日关系正常化45周年为契机，接连对华释放积极信号，使得中日关系不断回暖。在2017年的G7峰会上安倍表示，“将从大局出发，推进建立稳定的关系”，表达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愿[46]。在2017年的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晚餐会上，安倍转变了以往对“一带一路”的警戒姿态，首次展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欢迎态度[47]。此后双方高层沟通频频，双方关系逐步向前发展。2018年10月25日，安倍晋三访华，实现了日本首相时隔7年的正式访问，中日双方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本币互换、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夯实了基础[48]。中日关系的回暖固然是中日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安倍政府改变对华态度的背后，反映出安倍政府的深层战略思考，即，日本无力在没有美国明确支持情况下与华对抗，因而必须改善中日关系、避免出现日本独自面对中国这一不利处境。

除中国外，安倍政府还积极发展同印度、印尼、澳大利亚、越南等区域大国及中等强国的外交关系，试图拓展日本自主外交空间，塑造日本外交战略支点[49]。其中，印度是安倍价值观外交构想中的重要成员。为了拉拢印度参与日本“对华包围网”，安倍政府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积极发展同印度合作，不断增强两国友谊与互信。在2017年9月的印度高铁开工典礼上，安倍表示，日本将“毫无保留”地与印度分享新干线等铁路安全知识和经验，还将协助印度“Made in India”，即实现印度高铁国产化[50]。此外，日本为与参与竞标高铁的法国企业竞争，给出了“超出常理的价格”[51]。安倍政府“不惜血本”地为印度提供资金技术，协助印度实现高铁国产化，虽然也有扩大日本基建出口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加强日印战略合作关系、携手印度对抗中国这一战略意图。在RCEP谈判中同样能够看出日本“联印抗中”的战略考量。在印度宣布退出RCEP谈判后，日本随即宣布“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52]。可见，安倍政府试图通过支持体量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塑造“对华包围网”在南亚的战略支点，希望借助印度的力量来平衡中国在亚太的力量与话语权。

由此可见，安倍政府以追随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为明线，以积极拓展自身在对外经贸关系及对外政治关系中的战略自主性为暗线，通过一明一暗的反向操作，试图对冲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风险。

(三)制衡中国、防范朝鲜的现实主义需要

二战后日本在知识界“进步派”“保守派”的论争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坂正尧为代表人物的“日本式现实主义”思潮。“日本式现实主义”认为，日本外交的价值在于和平，而这种价值正符合“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其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通过创立国际法、提升联合国权威，使得各国在维护自身理念和利益的情况下渐进地实现和平[53]。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二战后的日本对外政策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务实传统，但同时也展现出对价值观等“软实力”的高度重视(4)对于日本外交实践中这一兼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表征的特点，有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海洋现实主义”。详情参见Takuya Matsuda. Explaining Japan’s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trajectory: maritime realism[J/OL].[2021-03-26].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0.74(6):687-703.https://doi.org/10.1080/10357718.2020.1782346.。例如，作为唯一受到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民间有着强大的反对核武器的舆论，但日本政府对待核武器的态度却十分“暧昧”。1979年3月，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就表示，日本宪法并不禁止“不超过最小限度范围的核武器”，只是因日本政府选择无核政策才不拥核[28]51。2021年1月22日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多为曾受核实验伤害的国家，而曾遭受核武打击的日本本应对参加该条约持积极态度，但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却表示日本不会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54]。日本之所以对核武器采取较为暧昧的态度，是因为其在国家安全方面高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又希望借“唯一受核武器攻击国家”这一特殊受害者身份，坐收“和平国家”美名，不愿自主拥核[53]。总之，正是受这一思潮影响，安倍政府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掩饰下，推行与华对抗的现实主义政策，不断渲染中国、朝鲜“安全威胁”和“挟美抗中”，还在自由贸易谈判等领域中积极与华对抗。

第一，渲染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为自身发展军力提供合理性。安倍政府长期将中国、朝鲜视为“安全威胁”，在政治军事方面时刻保持着对中、朝的警惕。2017年朝鲜试射的ICBM级弹道导弹甚至经过日本上空，对日本构成了直接而紧迫的安全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安全威胁，安倍政府除与其核心盟友美国就朝鲜威胁进行反复“确认”之外，安倍政府还利用一切机会，寻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广泛合作。如2018年4月15日，中日两国外长在东京的会谈上确认将在朝鲜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尽管如此，在朝鲜宣布停止进行核试验，日本受到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逐渐缓和后，日本便再次回归渲染中国威胁的老路。防卫省2019年9月27日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相较朝鲜，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55]。日本政府还在历年颁布的《外交蓝皮书》中不断强调其安全环境之“严峻”，称中国“大幅增加军费”、增强军事实力的行为“缺乏透明度”，还称中国“单方面采取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相容的主张”，是“以武力改变现状”[5]。安倍政府正是借助渲染来自中国及朝鲜的“安全威胁”，为自身积极拓展安全同盟，实施引进宙斯盾系统等增强军事实力的政策选择提供合理性支撑。

第二，以让利方式拉拢美国，“挟美抗中”。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使得将中国视为挑战者的美国在亚太维持军事存在的成本与“风险”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进行“战略收缩”，计划将驻扎冲绳的7 800名人员中约5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转移至关岛[56]。这意味着驻扎冲绳的美军人员将再一次大幅削减。美军这一调动表面上是满足了日本“减轻冲绳基地对当地负担”的一贯要求，实际却是因为美军顾忌中国导弹射程，希望撤离出受威胁地区而进行的战略收缩[57]。由于美国将其军事存在撤出亚太意味着日本在与中国“对峙”时将失去最有力援助，因而美军这一动向使得日本“被抛弃”(Abandoned)的恐惧迅速提升。因此，安倍政府选择以让利美国及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方式，提升自身在同盟中价值、强化同盟关系，避免再次出现尼克松访华这样的中美“私下”达成和解、日本“被美抛弃”的“越顶外交”情形。

第三，在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中与华对抗，争夺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正如张乃丽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安倍政府自由贸易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向美靠拢、牵制中国”，在强化日美同盟多领域合作的同时，以签署自贸协议方式抢占资源，获取地缘优势，从而实现削弱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牵制中国发展的目标[42]。安倍政府时期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转变也包含着制衡中国的战略考量。中国经济占东亚经济比重的迅速上升，降低了日本在东亚的经济地位，而中国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举措也使得中日之间同质化竞争日益加剧。这些因素使得日本高度警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国角色[58]。因此，日本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热衷于借助他国经济力量制衡中国地位。例如，2019年11月，在印度政府宣布退出RCEP谈判后，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表示，日本“只考虑有印度参加的谈判”，将“继续劝说印度加入”[59]。此外，CPTPP和日欧EPA这两大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均由日本主导，也都涉及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条款[42]。由此可见，制衡中国始终是安倍政府自由贸易战略中的重要考量。

三、日美关系发展前景及对华影响

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表《暂定版安全指针》，称全球“民主体制”正遭受以中、俄为代表的敌对“威权主义势力”(Authoritarian Power)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将“再次确认同盟关系”；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强“民主主义同盟”；以印太及欧洲为重点重新部署军力，从而“恢复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60]。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又出台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及地区国家的“威胁”。可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联合所谓“意识形态盟友”与华竞争、对抗将是拜登政府亚太政策的基本思路。对于拜登政府伸出的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构建制衡中国的“朋友圈”这一“橄榄枝”，岸田政府欣然接受，希望利用美国调整亚太政策这一战略机遇，进一步强化自身军事体制及能力建设，并通过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框架内扮演积极角色，实现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大国梦”。

(一)后安倍时代日美关系走势

总体而言，岸田政府将继续沿着安倍政府安排好的既定路线前行，即通过进一步绑定日美同盟关系并强化日本的军事能力，提高自身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框架中地位，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发挥自主作用乃至竞争主导权[61]。

第一，岸田政府将基本继承安倍的对美外交路径，通过积极配合美国开展对华制衡安抚自民党内日益强大的右翼力量，以此为落实“新资本主义”经济构想，巩固自身执政根基争取时间和政治资源。由于菅义伟在2020年自民党总裁竞选中展现出全盘继承安倍政府内外政策的姿态，因而不仅得到党内主要派阀支持其成功获选，也在上台后获得了极高的民众支持率。此事使得岸田文雄深刻地认识到自民党右翼势力的强大张力，因而在2021年的总裁选举中积极谋求安倍等右翼派阀“大佬”的支持，最终成功战胜受到自民党少壮派议员和国民大力支持的河野太郎当选党总裁。然而，借助安倍等右翼派阀力量赢得政权的结果是，岸田不仅在内阁人事任命时需要“论功行赏”，为各个派阀均衡地分配党内及政府内的重要职务，而且在进攻性能力、对华关系及修宪等敏感议题上也不得不向党内右翼势力大幅妥协。具体到对华关系上，尽管岸田政府多次强调构筑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却积极跟随美国对华制衡政策，在推动自卫队进攻性能力建设、增加军费开支、联合“民主伙伴”举行军事演习等事宜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制华”色彩，还不断借助媒体及外交场合渲染“中国威胁”，扮演美国“意识形态”同盟体系的“急先锋”。

其一，强化日美在各具体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日美国家安全战略对接。2021年以来，日美以首脑会谈、“2+2”会谈等形式，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使得日美同盟关系不断朝着宽领域、多层次、深程度的方向发展。202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宣布建立“日美竞争力及韧性伙伴关系”(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Partnership, CoRe)及“日美气候伙伴关系”，表示将就技术创新、新冠疫情、气候问题和人员交流进行深入合作。除了强化具体领域的合作外，日美在安全战略上的合作进程更为引人注目。2022年5月发布的日美首脑共同声明表示，两国将共同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任何对这一国际秩序的挑战，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为此，两国将强化日美同盟的遏止能力，推进整合两国的战略目标，开展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62]。实际上，岸田政府执政初始就宣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捍卫“普世价值观”是其“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构想的三大支柱之一[63]。而且，自民党也就安全保障战略的制定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参照美国防卫文件体系修改防卫文件名称[64]，方便对接美国的安全战略文件。可见，岸田政府已经将强化日美印太战略合作视作其外交政策主线，两国将进一步统一在安全战略上的一致性。

其二，积极配合美国强化QUAD(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试图将其发展为制华“小北约”，以此提升自身在美国同盟体系及全球治理体系两个层面的自主性及地位。提升战略自主性、实现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战后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夙愿。拜登上台后实施联合盟友制衡中国的战略，使得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进一步提升，这给岸田政府提升战略自主、实现日本地位提升带来了战略机遇。2021年3月12日，QUAD举行首脑视频会议，宣布将就疫苗生产、气候变化、海洋安全保障等议题，在医疗、科学、金融、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65]。此外，四国还表示将在供应链调整问题，尤其是稀土和半导体供应问题上展开合作，旨在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66]。2022年2月11日，QUAD外长峰会发表共同声明，称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反对国家的压迫性行为，表示四国将在疫苗、自然灾害、航行及飞越自由、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多边贸易、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尽管四国首脑一再表示该会议并无针对中国之意，但QUAD会议的议题设置却处处针对中国。同时，日本希望将QUAD框架发展为制华联盟的意图也是欲盖弥彰。日本政府对美国的高度配合，最终换来了拜登政府对日本大幅发展军事力量和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67]。

其三，鼓励日本人出任国际机构高级官员，试图以此获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并抗衡中国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跨区域乃至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国际社会愈来愈需要借助国际组织开展全球治理。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不愿承担应负义务，使得全球治理出现严重赤字。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澎湃“正能量”。但是，日本政府却将中国的贡献污名化为“扩大影响力”，并试图推举日本政商界精英参与各类国际组织职员选任，希望以此主导各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并“抗衡中国影响力”[68]。

其四，配合欧美实施对俄制裁，展现积极捍卫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鲜明姿态。菅义伟政府时期基本继承了日本保守政治家所一贯主张的“战后外交总结算”(5)“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安倍内阁于2018年10月出台的外交方针，旨在彻底“清算”与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基于“冷战结构”的“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没有历史包袱的政治大国”。同俄罗斯就“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进行领土谈判是“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要内容。详情参见吕耀东.国际变局下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政策动向[M]//杨伯江.日本研究报告(2019)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2-119.，但由于美国长期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及安全威胁，因而菅义伟政府在上台后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以同美国保持对外政策上的一致，这使得日俄之间的领土谈判再次陷入僵局[69]。岸田政府在对俄问题上采取了类似的对美协调政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政府一改克里米亚危机时期日本政府对俄象征性制裁的姿态，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政治及经济制裁措施。除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对俄实施严格的进出口管制措施外，岸田政府还配合欧美国家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结算体系之外，冻结了俄罗斯的在日资产等。岸田政府不惜以日俄关系为代价跟随美国，可见其参与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意愿之强烈。综上所述，岸田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追随美国“印太战略”，试图以QUAD为自身战略依托，通过参与美国对中、俄的全面制衡来进一步强化日美关系，由此争取时间和政治资源以落实“新资本主义”经济构想，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

第二，岸田政府将利用美国对华制衡政策需要，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试图从根本上推动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型。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发展自身军事力量有着多重原因。由于美国在保卫日本问题上表态模糊且对日保卫承诺时常反复，因而日本对美国保卫日本承诺存在严重不信任。此外，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受到日本的歪曲解读，成为右翼势力不断发展军力的“合理依据”。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日本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通过发展武力，在事实上“夺回”被和平宪法“剥夺”的“战争权”、实现日本“正常化”的深层意图。综合实力的相对衰弱使得美国在维持亚太主导地位时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愈发依赖日本力量以提高自身面对中国时的地位。安倍政府精准把握了美国这一战略需求，因而在美国“要求”之下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试图在事实上完成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转型，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奠定基础。因而不难理解，岸田政府上台后，将接过安倍政府既定的突破“专守防御”的接力棒，继续发展军事进攻能力，大幅提升军备开支，推动日本战争能力革新发展。

其一，大幅加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发展。早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经着手讨论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可能性。菅义伟出任首相后，受到国内阻力影响最终放弃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相关表述写入《防卫计划大纲》中[70]，但菅义伟政府采取“迂回战术”，选择以发展“防区外导弹”、获取可从对方射程外发动攻击的“防区外攻击能力”方式，为最终获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开辟道路[71]。岸田政府执政后则宣布将再度讨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2]。2022年4月26日，自民党向岸田政府提交了关于安全保障战略相关建议，将“反击能力”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一大重点工作，还将打击范围拓展至“对方国家的指挥控制系统”。此处自民党所指的“反击能力”，实际上就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该建议还称，应当考虑国际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条件而决定专守防卫的“必要最小程度的自卫能力”[64]10。可见，自民党已经基本决定将允许自卫队获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而且试图为日本政府灵活解释“专守防卫”原则开拓更大的空间，岸田政府将大幅加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发展。

其二，大幅增加军事预算。2022年，日本防卫相关预算总计高达6.17万亿日元[73]，大幅突破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所遵守的“防卫经费不超过GDP比重1%”的红线，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然而，从岸田政府的长期目标来看，此次防卫经费增长不过是日本防卫预算激增的开端。2022年自民党向岸田政府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对标北约，在5年内大幅增加防卫费用，将防卫经费提升至占GDP 2%的程度[64]。这实际上是要求撤底放弃此前“防卫经费不超过GDP比重1%”的政治惯例，为日本扩军备战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因此不难预见，岸田政府将进一步增加防卫相关预算，直至达到甚至超过GDP比重2%的水平。

其三，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束缚。岸田政府还将在一些具体防卫政策上采取“切香肠”策略，试图渐进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核政策方面，自民党要求岸田政府继续持允许核武在紧急事态下停靠日本港口的立场，还要求讨论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可能性。防卫装备转移方面，自民党要求岸田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向其他国家出口或援助各种类型的武器装备，以此强化军事影响力，强化国防产业基础[64]。自民党的上述建议对日本的“无核三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精神构成严重挑战，将大幅削弱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政治效力。由此，岸田政府将逐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束缚。

(二)后安倍时代日美关系发展的对华影响

2021年3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题为《重申日美同盟牢不可破》的文件，称“美国绝对会参与对日防卫”，表示日美将共同“对抗中国在亚洲及世界各地的挑衅”，展示了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对抗中国的意愿[74]。对此，岸田政府积极配合，在经济层面以强化“战略自主性”“战略不可欠缺性”为由，出台《经济安保推进法案》，积极参加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外交层面，不断炒作“中国威胁”，以此“合理地”参与美国“对华制衡朋友圈”；军事层面，加强同美国及部分北约国家军事合作，在亚太频频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从这三方面入手，在配合美国对华制衡战略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尽管如此，日本政府的对美政策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都存在一定的困境。

第一，经济层面，日美在经济问题上的对华敌视态度使得日美“对华脱钩”风险凸显。尽管拜登在正式就职总统前称自己对惩罚性关税措施持否定态度，然而拜登政府在执政后却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试图利用特朗普政府关税制裁政策所展现出的负面效应，以维持对华制裁性关税作为筹码，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等议题上对美进行更大让步。然而，受到持续高涨的通胀影响，美国国内不断出现要求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受此压力影响，拜登政府也缓和了在关税问题上的强硬姿态，称将重新评估对中国实施的限制性关税。不过，拜登政府于2021年10月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更值得中国警惕。这一并不涉及相互降低关税的经济框架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对华针对性，鼓励成员国在供应链上对华“脱钩”[75]。岸田政府考虑到对美协调等因素，最终表示将加入这一缺乏经济效应的“政治安排”。然而，在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加深的当下，日美执意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必将导致其生产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包括日美在内的各国的经济利益。

第二，外交层面，美国试图拉拢的“制华伙伴”对于制衡中国一事态度不一，难以真正形成“对华包围网”。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维护“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为由，试图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参与对华制衡，还频频在东亚与盟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试图以武力威慑中国，逼迫中国让步。美国对华制衡的种种举措得到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两国政府发布的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也频频“点名”中国，毫不掩饰其对华敌意。但是，日美极力试图拉拢的韩国、印度却无意参与对华军事对峙。与日美的态度不同，2021年美韩“2+2”会议后的联合声明中并未点名中国，并且韩国外长郑义溶在会后明确表示，“让韩国在中美两国之间选择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76]。印度虽然参加了QUAD，但是出于保持自身战略自主性考虑，也不愿参与对华军事制衡。由此可见，日美大力兜售的建立“制华同盟”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使其他国家产生共鸣，构建“亚太小北约”的设想还存在较大的现实困难。

第三，军事层面，日美频频开展的军事演习反而暴露其跨国军事合作的“限度”。2021年3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日本护卫舰于关岛周边海域同西班牙、美国海军开展了军事训练[77]，试图以此向世界展示继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西班牙也已加入“对华军事包围网”。然而事实上，西班牙参与此次演习的仅是一艘于1927年下水的海军训练帆船[78]。由此可见，西班牙政府根本无意加入“制华同盟”，只是顾虑到同日、美两国的关系，才不得已派遣一艘“无战斗力”舰船参加演习。日美联合北约国家举行的军事演习反而暴露了其军事合作的“限度”，反映了日美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围堵中国”的行为不符合世界和平发展之大流，不得各国有识之士的人心。

(三)中国的可行性应对之策

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配合美国制衡中国、不断强化进攻性军事能力等行为均大幅增加了中日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且，岸田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试图配合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收紧对华出口及技术管控，限制中国资本的对日投资的行为将严重伤害中日的经济关系。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很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特征。更加值得担忧的是，受到部分媒体对香港“修例风波”的歪曲报道以及日本政府渲染“中国威胁”的影响，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持续低迷。日本内阁府2021年2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81.8%的日本民众认为中日关系“并不良好”，77.3%的日本民众表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79]。中日在政治、经济和民间关系的全面转冷是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一幕，这对中国的对日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过，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应当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应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自身贡献[80]。中国应当“迎难而上”，在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背景下，寻找可以同日本携手合作的潜在领域，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有美国学者指出，尽管中美在政治、技术等领域的博弈或将加剧，但中美在气候、贸易等领域仍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81]。中日之间同样如此。中国可以在推动社会绿色转型等贴近民众生活领域积极同日本开展合作，由此改善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此外，中国还可以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抓手，推动就中国加入CPTPP谈判的中日合作，强化中日的经济纽带。

首先，中日政府都公布了“脱碳计划”，且在脱碳及新能源方面均有着良好的技术基础，因而在绿色转型领域，中日存在广泛合作空间。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82]继中国之后，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也纷纷宣布了其碳中和计划。2020年底，日本经产省公布了“碳中和路线图”，宣布日本将加速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并计划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83]。由此，在加快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碳排放市场建设等领域，中日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也需要加强在脱碳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其次，中国还可以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抓手，推动在中国申请加入CPTPP问题上的中日合作。中国申请加入的CPTPP协议中，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内容是日本等缔约国的重要关切，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建设[84]。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不足，但在RCEP签署前后，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明显增强。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对标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强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国家意志。实际上，中日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存在广泛合作空间。比如说，2019年4月23日中国商标法修正案获得通过，详细规定了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及商标侵权行为的处罚措施[85]。此后，日本企业借助法律手段维护知识产权的事例时有发生。如京都茶叶协会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宣告“京都宇治”商标无效的请求于2021年1月下旬获得批准[86]。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着手对擅自以日本著名地标等名称在中国注册商标的行为罗列清单[87]。可见，中日可以在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并以此类合作为抓手，推动在中国加入CPTPP谈判问题上的中日合作。

结 语

继特朗普政府之后，“对华制衡”同样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再看日本，菅义伟政府和岸田文雄政府也基本继承了其前任安倍政府的对美政策路线，试图借由强化日美合作以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并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军事能力建设。尽管对日本而言在中美间保持相对平衡是最优选择[88]，但在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趋势难以逆转，日本彻底倒向美国的可能性也逐步凸显。政治方面，岸田政府将依托日美同盟及QUAD等双、多边机制，追随并协助美国的对华战略；经济方面，岸田政府或许将更为积极地配合拜登政府，联合其他主要国家构建排除中国的芯片及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产品供应链体系；军事方面，岸田政府将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进一步强化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建设。鉴于此，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而中国应如何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