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涛，孙利东

（1.北京警察学院，北京 102202；2.中国传媒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北京 100024）

为维护我国药品安全，国家一方面大力推动药品安全执法、司法体制改革，省级以上重构了相对独立、专业的药品监管机构，公安部成立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以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大幅度修改药品安全领域相关法律。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重新界定了假药、劣药的范畴，《刑法修正案（十一）》则修改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罪状，新设妨害药品管理犯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犯罪等，使得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范畴得到拓展。

药品安全领域法律制度的变化，引发执法司法的连锁反应并吸引大量刑事法学研究者的热情。①具体文献参见：杜宇.《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药品犯罪修订之得失［J］.法学，2021（3）；陈冉.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重构［J］.中州学刊，2021（4）；冯军.非法提供假药、劣药犯罪的罪名确定与罪状解读［J］.法治研究，2021（2）；张伟珂.论药品犯罪刑法规制的转型与司法回应［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2）；谢望远.药品犯罪的修改完善与合理解释——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读［J］.中国法律评论，2021（1）.反观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侦查，案件侦办数量大幅度下降，甚至一些地区出现零侦办，我国药品安全呈现出阶段性刑事司法保护缺位。为此，亟需针对现阶段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侦查瓶颈从理论和实务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探究问题所在和提升侦查效能之路径，以实现药品安全领域立修法之价值。……